在古代，为什么一到晚上就要关闭城门？人们面对夜晚关上的城门，就真的只能望门兴叹吗？有没有可能找个野路偷偷溜出去呢？
“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古人夜里要考虑出城，首先要通过城区的各个街道路口抵达城墙附近。听起来很简单，但这对于既有宵禁、又有城防巡逻的古人来说并不容易。从西周开始，关于宵禁的记载就不绝于史书，而之所以实施宵禁，一是防止不法分子趁着夜色胡作非为，二是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作息规律。古代宵禁十分严格，哪怕是达官贵人也没有特权。西汉时，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也曾因醉酒犯了宵禁，被霸陵尉教育。李广虽自报身份，霸陵尉仍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广也只能无奈留宿亭下。宵禁制度自西周经两汉巩固，在后世沿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长安城的宵禁巡夜体系，唐长安城“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高一丈八尺”，占地如此庞大，又聚集数十万人口的城市，无论是管理还是宵禁的具体实行，都为后世提供了绝佳参考。除了皇宫城外，唐长安的宵禁主要是对城门、街道、坊市之间的出入进行管控，据《唐书·百官志》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襜，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在长安城各个坊市之间通行的街道上，宵禁主要由金吾卫负责。金吾卫，即北周至隋唐时期负责“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的卫士，宵禁时，金吾卫首先要在所管辖的地区发号宵禁开始及结束的信号。最开始，宵禁的信号是依靠人的呼喊，也就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到了唐太宗时期，马周建议将既往人的呼喊信号改成“诸市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也就是说，在长安城的各个市、坊置放信号鼓，当宵禁时，金吾卫就要击鼓来提示行人已经到了宵禁时间。除了街道以外，对于其他地方的管理则是镶嵌式管理，唐长安城以里坊布局，每个坊以厚约3米的坊墙与外界相隔，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坊角设置武侯铺，用于监察缉盗，以及负责该坊出入的巡查。夜晚时，坊正则关闭坊门，严禁出入，同时各宫坊里门、街道、外郭门，夜间层层设卡，禁绝行人。可能有人会问，如果遇上紧急情况也出不去吗？还真不是。《唐律疏议》中关于犯夜条律中也同样规定，夜禁期间，公家因紧急事务出行，以及私家因为结婚、丧葬、凶疾等都是允许的。但出行前，需要向政府打报告，取得县或者坊的文牒，可以在宵禁严格的城市里顺利通行。随着宵禁的不断严格，唐长安城的东西市贸易也随之停摆，但这并不意味着娱乐活动也随之停摆。唐长安城对坊内管控并不严格，以东市西北的“崇仁坊”为例，作为外地来长安选官考评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聚集地，科举经济下迅猛发展的酒楼饭店等服务业也异常发达，正如《唐两京城坊考》中所说：“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哗，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这几乎是崇仁坊长期以来的夜生活的真实写照。
古画中的勾栏表演
唐代对偌大长安城的宵禁巡夜管理制度十分完善，唐亡以后，唐代的宵禁巡夜制度被后世因袭。即便在后来宵禁相对废弛的晚明时期，城市管理人员仍会对城门出入口展开严格巡查，因而在大多数时候，古人想在夜里大摇大摆的出城是不大可能的。
既然古人夜里没法走大路出门，那么城墙之下是否有隐蔽的小门或者出口？出门之后又能否渡过护城河？想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古代城防的建设体系。中国古代的城墙守御，并非影视剧中常见的简单一堵墙，以宋、明常见的城墙防御体系来看，筑城防御一般分为几大区域，即护城河、吊桥、羊马墙、瓮城、城楼、敌台几大部分。城池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护城河，护城河又称濠，在宋明时，护城河已经挖得十分宽阔，一般来说，县城的护城河的宽可达3丈，州府级的宽可达10丈来。诸如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则更加宽阔，而且大城的护城河并非一潭死水，以明南京护城河（外秦淮河）为例，明初筑城就是利用秦淮河和金川河，以及从太平门到东水关新开挖的一段城墙，建成了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这样的护城河与其他河流交汇，完全是一段活水。
过了护城河，接下来是羊马墙。顾名思义，羊马墙主要用来保护入城避难的乡野居民的牲畜，同时起到城外工事的作用，是古建筑城楼外护城河的内壕墙，也是护城河之后的第二道防线，高约五尺。当护城河防线告破或者冬季结冰时，羊马墙可以对敌军进行阻滞。而即便敌军攻破羊马墙，守军可以利用羊马墙和城墙对从狭小的缺口拥挤而入的敌人进行密集攻击，而敌军攻破羊马墙后，由于羊马墙和城墙之间空间很小，除非将其彻底拆毁，否则部队也无法全部展开进行攻城。
北京城墙外的羊马墙示意图
羊马墙之后是主城墙区域，主城墙上的敌楼用来瞭望和射击，主城墙也连接着瓮城，瓮城就是在城门外再修一圈城墙，将城门包围起来，既可以防止敌军直攻城门，又能在敌军进入瓮城后包围，让敌军成为瓮中之鳖。
古画中的瓮城
瓮城分为外瓮城和内瓮城两种，大多数城池都是外瓮城结构，而明初修建的南京外城中华门足足有三层外瓮城。瓮城的门一般也不对正开，而是侧开在旁边，以防骑兵集群突袭。除此之外，城上也有开隐蔽小门、藏兵洞等用来袭击敌军。在守卫森严的情况下，夜里古人想单枪匹马出城几乎没有可能，而在大多数城防设计中，也并没有安排暗门出城的设计，即便想要挖掘地道出城也不要奢望，因为城墙每段之间有类似于蒙上牛皮的听筒结构，一举一动早就被听到了。退一万步讲，如果古人突破了宵禁和城池防御体系的重重封锁，成功在夜里关上城门后抵达城外，在夜间吊桥高悬、护城河无人泛舟的情况下，没点高超游泳技能，恐怕也很难渡过宽阔且不断流动的护城河，只能学学李广“止宿于亭”。
既然大路走不通，那有没有特殊情况，可以通过城内的山水、森林等为掩护，走隐蔽的山路小道进入城内？如果在山林环绕的地区筑造城池，哪怕防御设计得再精细，都可能百密一疏。从宋代静江府城改造而来的明代桂林城，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提起宋元静江府城，在城池攻防史上可是大有来头。南宋末年，为抵御南下的蒙古大军，从宝祐六年(1258年)至咸淳八年(1272年)的十数年间，广南制置使李曾伯、广西经略安抚使朱祀孙、赵汝霖、胡颖以接力的方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对静江府城池进行了修筑和扩建。在如今的鹦鹉山上还刻有中国最大的古代石刻城图《静江府城池图》及章时发的《静江府修筑城池记》，画中关于南宋时期静江府城各类城防建设得十分完善，加之城北群山险峻，可称易守难攻。公元1276年，元将阿里海牙率领大批元军南下攻宋，南宋守军在内无储备、外无支援的情况下与元军力战三个月，挫败蒙元军队百余次，直到后来兵力枯竭、粮草不济，静江府城方告陷落。元朝统治时期，元末名臣、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尔吉尼在南宋静江府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再一次修缮，将宋代砖城墙改为石质墙体。明洪武八年时，明朝地方政府又将桂林城池向南拓展，延伸至今西门桥一带，相比宋元静江府扩大了约莫三分之一，防守作用再次加强。但即便如此，在大自然的遮蔽下，赫赫有名的桂林城在南明时却因为城北山上的一条隐蔽道路而告破。公元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南明朝廷在原农民军首领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的主持下对清方从北线、东线展开了大举反击作战，刘文秀（张献忠另一义子）在北线四川战场与吴三桂缠斗，李定国（同为张献忠义子）则负责东线战场与清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当年六月，李定国锐不可当，自严关进入湖南收复宝庆，又南攻全州大破清军，六月二十九号又在截击战中击败孔有德，当年七月初，明军星集桂林将孔有德所部团团围住。虽然局势颇为乐观，但李定国却丝毫不敢懈怠，明桂林城是个大城，纵横数十里，孔有德又精通战阵，早在清军入关前就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出道成名远远早于李定国。加上清军在广东、湖南尚有余力支援桂林，如若不能迅速拔下桂林，很有可能将明军置于险地。孔有德善战、桂林易守名不虚传，在最初两天的攻城作战中，李定国进展并不顺利，战局大有发展成南宋末静江府持久战的趋势。但转机也发生在此时，当时有一部分上山割草的明军士兵发现，在桂林城北有个水洞可以直接通到桂林城内的山岭。于是，李定国派出一支队伍自城北水洞潜入山岭，高高竖起明军旗帜。有了城北山岭明军的助攻，明军士气大涨，第二日，在将领郭有名的带领下猛攻武胜门一拥而进，孔有德看到山岭上遮天蔽日的明军红旗，自认为事不可为，随即放弃抵抗回到王府匆匆焚毁半生所掠珍宝财富自杀，桂林随之告破。在大自然的掩护下，即便是历经宋、元、明三代不断完善的桂林城防，仍然有直通城内山岭的漏洞。实际上，明军发生此事十分偶然，这条通道在多年来也不为当地政府官员所知。由此不难想到，如果古人要寻求一条重重遮蔽的道路出城的可能性之低。
当傍晚宵禁的鼓声响起，巡逻的兵士开始增多，城市开始层层封闭，古人的一天也就应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生产规律差不多结束了。宵禁的存在、城市的封锁，在照明系统不发达、战乱频仍的年代，可以起到一定的治安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已然是社会前进的一重大推进力。此时，宵禁、闭市、关城门等逐渐成为阻碍城市经济发展的枷锁。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说：“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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