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莫米利亚诺《历史学研究》

差不多一百年前，柏林大学的学生可以听博克讲授《百科全书 和语文学方法论》（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和德罗伊森讲授《百科全书与历史方法论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 [Historik ]）。他还可以听兰克讲课，后者在 1854 年讲授“近代史诸时代”（Epochen der neuern Geschichte），不过不是在柏林。我们知道，博克的《百科全书》、德罗伊森的《历史》和兰克 的《时代》有两个共同特征：

（a）他们都否定黑格尔的先验历史哲学方法。

（b）他们都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历史的主流观念。

对于第一点，这里无需做过多的评价。黑格尔的先验方法已经不足为信。历史研究比以往更可靠地建立在仔细考察旧材料和发现新材料上。遭到黑格尔鄙视的尼布尔被一致尊为这种新的历史方法的大师。在历史哲学生产过剩之后，新的历史学派重新与18世纪的伟大博学家建立了联系。人们再次将巨大的关注投向我们可以用来确定文献的真实性、认定它们的日期和对它们进行校勘的规则。

想要正确而简短地描绘第二点则更加困难。1821年，洪堡宣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事实背后的观念，他的话启发了年轻的一代。博克、德罗伊森和兰克都是洪堡的理想弟子。他们都认同，历史的意义在于人们最终会按照主流观念行动。他们所说的主流观念似乎是指作为宗教和国家基础的一般原则。总体上说，他们的兴趣局限于宗教和政治，有时也会涉猎文学世界和艺术活动：他们关心与这些研究领域相关的观念。国家、教会、自由、个体、人性、婚姻、荣耀和赎罪是被认为决定和描述历史事件的部分观念。他们往往倾向于承认，连续时期的主流观念会形成某种连续性，可以被描述为渐进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在这点上并没有共识。兰克本人的不置可否就广为人知：他认为每个时代都与上帝直接接触，虽然他可能并不否认时代之间有所进步。

博克、德罗伊森和兰克可以被看作大约一百年前流行于整个欧洲的那种德国历史方法的典型代表。这种方法统治着大学，但在大学之外也被广泛接受。在历史研究的本土传统特别强的地方，德国人的影响不得不做出妥协。在英格兰，重点一直是严格的政治史，即派系斗争的历史。在法国，受到偏爱的是文明史。不过，虽然德国人没能写出像格罗特那样的希腊史或像吉佐的《欧洲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但他们的差异 没有达到可能引起方法和目的冲突的程度。上述作品同样是主流观念的历史：称格罗特为希腊民主的历史学家，或者称吉佐为自由对文明的影响的历史学家并不有失公允。

不过，一百年前还有其他观点一直是关键的，或者变得关键，提醒我们注意这点非常重要。历史哲学现在以孔德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形式。维科继续给一些作者带来灵感。在政治和宗教史学领域，严格意义上的派系和教条历史欣欣向荣。注意一个事实也许更加重要，那就是主流观念的概念本身已经在变得含糊。当然，各民族常常被认为拥有自己的观念——日耳曼人是自由的承载者（Träger der Freiheit），普鲁士人是国家的承载者 （Träger des Staats）——但观念和民族的这种密切关联不再流行于每个圈子。民族性本身是好东西，对此没有更多解释；人们谈论天然的边界、民族的利益范围和天然的敌人，仿佛这些东西真的存在。仔细研究这些概念无疑会很有趣。民族史本身正在危及国家和宗教所代表的主流观念。

材料批评领域也不是风平浪静。许多人怀疑，所谓的德国人的材料批评方法是专断和荒唐的。巴霍芬等人反对“溯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因为他们相信传统材料；而康沃尔·刘易斯（Cornewall Lewis）等人则认为德国人太轻信了，特别是尼布尔。刘易斯要求采用更严格的评判标准；他怀疑尼布尔的直觉。但巴霍芬和刘易斯们一直是极少数。

在大多数人看来，德国人的材料批评方法似乎建立在直接考察证据的坚实基础上。损害德国主流观念史的是内部的含糊，而非外部的敌人。民族性升格为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它让人们从观念研究转向物质力量研究；它取代了对观念这类动态对象的研究，代之以研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请你们跳过一百年，甚至不在1890年稍作停留，这会让我们的讨论更加方便。如果我们比较1850年与1950年的情况，我认为可以看到两个特征：

（1）学术上而言，材料批评并未发生多少改变。博克和德罗伊森提出的原则现在仍然有效。校勘本的技术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劳布（Traube）之后，对抄本的评估显然变得远不如拉赫曼（Lachmann）之后那么机械。对语言学证据的研究也有了明显的细化。但总体而言，今天被认可的学术研究方法与德罗伊森和博克的时代基本没有区别。不过，当下的历史研究很少尊重被认可的规则，即便并不真的鄙视。种族主义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源头是 先验的历史方法。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和神学都对先验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除了上述或多或少一望而知的先验解释，还有大量放宽规则的例子。在我自己的古代史领域，这种现象的比例已经让人警觉。许多杰出的学者并不按照被普遍认可的方法处理材料。他们背离了也许我可以称为合法的方法，对这一点的准确分析需要我们讨论个别的历史问题。我将只提一下我最近在研究《罗马皇帝传》的创作年代问题时的经历。这是一个传统问题，但许多杰出研究 者近来提出的解决方案荒唐得有悖传统，似乎有必要重申原则。

（2）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现状的另一个特征。就像我已经提到了，100年前，人们通常认为，如果能理解事实背后的观念就能理解历史。因为一般说来，历史是政治史或宗教史，观念非常简单，也是政治或宗教的。今天，这种情况在四个方面有了改变：

（a）历史不再主要是政治或宗教的。民族史显得过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史可能是最流行的品牌，涵盖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从工具史到娱乐史，从城市规划史到英国圣公会传统中的牧师之妻的历史。如果你恰好承认或怀疑所有上述发展背后都存在着观念，那么如何找出这些观念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神学思想为宗教史提供了钥匙，政治信条被认为可以解释政治事实，但如果真有的话，纸牌游戏或丝绸生产发展背后的观念并不那么容易找到和用清楚的语言表达出来。

（b）发现观念不再那么容易，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只会加深其他许多观念并非对历史解释的领域已经提出的怀疑。心理分析、种族主义、对原始和动物行为的研究都提出了相互竞争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是排斥了观念，还是仅仅补充了通过观念对历史所做的解读？这些反观念主义的解释是否相互排斥？以侵略性是历史因素的观点为例。侵略性本身就是解释，还是说它预设了存在某种侵略性的观念或理想？此外，如果你排斥观念或理想的介入，那么侵略性是最基本的因素吗，还是说要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分析它？即便用经济竞争的角度来分析侵略性，也还有另一个问题：究竟是经济竞争解释了侵略性，还是说侵略性是经济竞争和阶级战争的条件？当然，问题并不止于此：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人类的侵略性与动物的是否不同？宗教是对侵略性的美化，是它的来源，还是它的解毒剂（无论是由自然或超自然力量所提供）？

（c）由于现在通常是从社会力量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对个人行动的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可以随意解释法国大革命，但总有某个时候你不得不考虑某一个体是愤怒的、恋爱中的、生病的、醉酒的、愚蠢的或怯懦 的事实。如何把这些个体特征同总体解释结合起来呢？

（d）这种现状的第四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方面在于，谈论在某个方向的进步，甚或是有意义的事件发展都变得极其困难。即便那些拥有先验历史观点的人自己也不全都相信进步。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也许能够，但有人告诉我，心理分析学家不相信进步。绝大多数普通历史学家干脆不知道对于进步应该思考什么，于是向哲学家寻求指导。当然，哲学家会回答说，他们的工作不是告诉你思考什么，而只是如何思考。

无论多么粗略和不完整，上述图景都是极为复杂的。它让历史学家的生活变得困难。首先，现在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事实被认为要超过与普通人的短短一生所相符合的。他必须了解统计数据、技术发展、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野人和猿猴、神秘体验和城中的生活事实：此外，他们必须在进步、自由和道德良心上拿定主意，因为哲学家对这些事非常谨慎。

我不知道如何简化哲学家当下的任务。但我要冒昧地对一些边缘问题发表两点看法：

（1）严格地考察证据比以往更加必要。我们决不能接受带有疑问的证据。对马克思主义者、心理分析学家、种族主义者、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证据的价值进行任何彻底的探究有助于澄清关于其学说价值的一般性问题。

（2）我们必须习惯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研究会对研究方法本身产生影响。如果你研究谷物产量是为了评估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你用到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如果你感兴趣的是收集与某一土地的所有制改革方案相关的事实。在后者中，农民的思想习惯 很可能比前者中更加重要。坦诚自己的研究目的，清楚地分析自己的偏见产生的影响，这有助于确定自己的历史研究和解释的局限。以一本伟大的著作为例，如果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清楚地提出他在写《罗马革命》（Roman Revolution）时内心深处的问题——奥古斯都的革命是法西斯革命吗？——他的研究将会更加清楚地指向明确的目标。

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念在当代历史写作中的角色。狄尔泰（Dilthey）已经粉碎了我们可以撰写一两个孤立观念或原则的历史这种幻觉。但人们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求助历史来解释他们 本人关于自由、荣耀和正义，甚或婚姻、战争和贸易等观念的想法，尽管对于这些，同时代的经验看上去很可能已经足够。上述观念为重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出发点。观念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原 则这个问题无法被先验地回答：比如，只有历史研究能够回答关 于“荣耀”的观念能否和如何在历史中发挥影响。不过，虽然我们无法确信观念能否推动历史发展，但在努力试图找到其他解释前，我们确信观念会推动历史研究。观念是历史研究的主题—— 虽然并非是所有的历史研究。越是清楚自己的研究主题，我们就越是清楚自己的偏见。而越是清楚自己的偏见，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就越是可能诚实和高效。对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所确立的许 多规则事实上是对研究本身的目的所做的改头换面的声明。比 如，如果你声称研究罗马法的历史的唯一方法是分析罗马有产阶级的利益，那么你已经选择了罗马法历史研究的众多任务中的一个。自省不仅是个人救赎，也是客观历史研究的必要步骤。

太多的历史研究的从事者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看不到证据带来的限制。这方面的改进是可能和可取的。

（选自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历史学研究》第6章“兰克之后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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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著 王晨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古典历史学巨擘莫米利亚诺《古典学研究史论文集》中的13篇文章，对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进行了独到的观察，以理解和评价希腊罗马史家与研究古代史的现代史家的成就和贡献。莫米利亚诺不仅讨论了吉本、乔治·格罗特、弗里德里克·克罗伊策、M.I.罗斯托夫采夫、兰克等现代史学家的古典历史研究，还对古代史学对战争原因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书面传统与口头传统等问题，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观察与思考。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古典史学史相关争鸣与讨论的研究者，本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

作者简介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20世纪最重要的古典文明和古代世界研究者之一。年仅28岁即成为都灵大学古代史教授，后因犹太人身份被迫流亡英国，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著作等身，其意大利语和英语论文后收入多卷本《古典学研究史论文集》。

译者简介

王晨，现从事自由翻译工作，译有《古典传统》《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