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宇、宋佳、王砚辉，强大的阵容以及精彩的表演并没能挽回观众的心。豆瓣评分持续走低，最终保持在了6.5分。这片在上映之前营销热度挺大，打出的旗号是“2020年首部华语犯罪片”。虽然不知道“首部犯罪片”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但可能是因为今年大家都太憋屈，所以内心隐约的冲动需要得到释放。换句话说，可以看出导演的初衷是拍出一个人在失语的环境中，默然走向精神崩溃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最终呈现出的是精神大厦垮塌的几个瞬间。而最重要的部分——精神大厦的内部运作机制却乏善可陈。观众没有看到“风平浪静”下危险正在时刻逼近，那么，当“风平浪静”被打破时，力道也被消解大半。但是，影片中的某些段落又是如此出彩，让人没法指着鼻子骂烂片。甚至导演李霄峰从处女座《少女哪吒》延续下来的少年气（说好听是嫉世愤俗，说直白点是中二），也让人不忍心责骂。十五年前，三好学生宋浩（章宇 饰）的保送名额被好友李唐（李鸿其 饰）顶替，风雨交加之际，宋浩来到李唐家居住的富人别墅区，却失手伤人，其后赶到的宋父（王砚辉 饰）补刀杀人。宋浩连夜出逃。十五年后母亲去世，宋浩回乡奔丧，与追求者潘晓霜结婚，却被李唐要挟，最终自戕、杀父。从剧情来看，故事涉及诸多现实题材：保送名额顶替、强制拆迁、原生家庭、改革开放……
这些关键词不难让人想起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狗血的四角恋情在极度风格化的影像中迸发出别样的意味，人物的癫狂暗合着大时代的情绪。因此，即便观众权当喝了一顿烈酒，也足够爽快。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彻底贯彻了现实主义精神，将整个社会对少年的精神世界的影响细细描摹，足够耐心，足够细微，终成经典。而李霄峰这部作品，有一个野心十足的开场和立意，却在现实与超现实中左右摇摆。在抒情和隐喻上做足了文章，却无法掩盖叙事的乏力，最终不免落入文青式的喃喃自语和圈地自萌。本片的叙事乏力主要集中在剧情发展缺乏逻辑，类型风格过于割裂，以及涉及现实的部分缺乏细节真实。对于故事情节欠缺逻辑这一点，想必导演李霄峰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采访中，他表示下次可能不会尝试犯罪故事了。
虽然犯罪故事天然带有极大张力，但奉劝各位文青导演还是谨慎入坑。当然，对于具有人文理想的导演来说，讲述犯罪自然是为了挖掘背后深藏的动机及隐痛。所以，当背负着人命的宋浩回到故乡时，我们渴望看到的是他在精神上如何隐瞒犯罪带来的折磨，如何面对已然暴露伪善面目的父亲，在被李唐渐渐拖下水时如何挣扎。宋浩的性格特点是沉默寡言，但人物进入格格不入的环境后，必然会产生各种应激反应。或者说，角色是沉默的，但剧作和镜头不应该是沉默的。角色越是无法直抒胸臆，越需要更多的细节来外化该角色的内心。但在电影中，宋浩这一角色的心理历程几乎没有外化呈现。我们看到的宋浩总是在被动接受——这种反应是为风平浪静。从一个三好学生沦落为石雕厂的底层工人，这15年的经历究竟在宋浩的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自以为背负命案的宋浩又在逃亡过程中养成了怎样的习惯？当父亲如此冷血时，当李唐父子如此嚣张地倾轧着自己时，宋浩身体里的骨头正在一点点被碾碎，精神正在被一点点被吞噬。为什么在这些伤害正在发生时，观众却听不出一丝悲鸣？只有几个符号式的片段来并不能支撑这场漫长的精神覆灭。创作者应该让这些精神压抑的细节充斥在整部电影中，就像灰尘应该永远充斥在空气中，而不是在剧情转折时生硬地插入。举个例子，潘晓霜怀孕之后，宋浩一个人去买牛奶。他非常自然地伸手去拿货架顶端里面的牛奶，因为俩人酸奶定情那天潘晓霜说过，里面的酸奶日期比较新鲜。很显然，只有在剧情贴近日常生活时，创作者才能拍出真实质感。而对那些过于戏剧化的剧情，他们就捉襟见肘了。在讲述宋浩迅速坠落的人生时，影片似乎沾染了中产阶级的想象与自怜。这种乏力，让人想起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的处理：剧本的设定是女主角倾家荡产后，重新靠捞偏门成为老板娘。但对人物塑造如此重要的情节，个中艰辛电影却一笔带过，不得不说是一种创作上的偷懒。由于犯罪故事超乎常人的生活经验，有较大的戏剧空间，因而成为创作者竞相追逐的热土。但作为一部加入如此多现实元素的电影，让罪案中心的人物努力贴近生活却非常困难。《风平浪静》是导演李霄峰的第三部长片，影评人和写小说的经历，让他对电影的文学性一直有所偏好。在影片中，很多现实环境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呈现的。一部电影中，好的文学隐喻应该顺应剧情的发展，就像一个人低头掸掸毛衣，顺手把毛球揪下来那样自然。譬如，片中常常风雨交加的南方城市西园，实际取景地为泉州。结合90年代的时代背景，加上潮湿的“南方”这一意向，作者隐喻大时代背景的意图明显。而宋浩在两次命运突转时同样奔向大海，也暗示着“大海”的含义——当一群人在游轮上狂欢的场景出现，其现实意义就更为明显——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表面下，有多少人闭着眼睛，忘记道德为何物，忘记自己身处何方，忘记自己将要去何方。然而，这些现实隐喻由于缺乏现实土壤的衬托，显得虚无缥缈。用空中楼阁式的犯罪故事来表达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主题，是会有一种“古怪的漫画感”（影评人赛人语）。李霄峰拍到第三部电影，似乎仍像一个刚刚学会魔法的人，尚不能应用自如。但是，即使电影现在被批得很惨，没有逻辑也好，缺乏动机也罢，但我仍然认为，这部电影有一些颇为动人且特殊的地方。用导演自己的话说，电影中有强烈的“对人的完整性的追求”——一个极度被动的人，用何种方式向世界发出“我不”的声音。而令这种真诚没有彻底滑向愚蠢的原因，源于优秀的表演和导演自身的进步。自始至终，即便剧情充满了逻辑漏洞，但章宇的表演都是令人信服的。在文本并未给出更多心理细节的情况下，章宇用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成功塑造出一个极端被动型人格的受害者形象。在校长告知他名额被顶替时，少年宋浩尚且在沙发上坐直身子说了一声“为什么”。回乡后他独坐一角，同父异母的弟弟过来跟他认亲，他接受了父亲为延续香火抛弃母亲的事实；潘晓霜一身红裙试探宋浩，欲擒故纵，一来一回，宋浩全程佝坐在椅子上；李唐撞死钉子户，他埋人洗车，精神受到重创，亦是坐姿，一动不动；一个穿着短袖T恤、背部呈拱形，双手无措摆放，面部无甚表情的身影，深深融入了整部电影的叙述中。从哀伤到逃避，从震惊到崩溃，从试图同流合污到决定自戕以谢罪，这个人物始终处于沉默的、佝偻的状态。他仿佛是从逼仄的精神地牢里被假释的囚犯，被暗无天日的牢墙压弯了腰，不敢出声，永远躲闪。有人对电影里章宇的形象表达过哀怨，说把章宇拍得丑，拍成了一个怯弱的、毫无魅力的人。李霄峰对宋浩这个人物进行了矮化处理，让他无时无刻不处于被动压抑的情境中，让人们看不到他对周遭罪恶环境积极主动地进行反击（在精神崩溃之前，他唯一主动的选择是决定与潘晓霜结婚）。对李唐父子忍无可忍，他拿起铁锹一路追打。但注意，这时宋浩身上应该有一把刀，他却没用这把刀来刺杀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用铁锹杀人未遂，他一路狂奔、逃亡，并在最后掏出匕首扎向自己的腹部，同时也给前来“招安”的父亲一刀（正片中宋浩刺向父亲的一刀被剪掉，有点可惜）。是他给自己和父亲的一刀，让我们明白，原来直到生命最后，宋浩最痛恨的不是社会性的罪恶，而是痛恨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理想的、大写的人。很多人阐释“弑父”这一行为所代表诸如反叛权威之类的文化内涵，我倒是觉得，可以更直接地理解为，宋浩希望更彻底铲除自我。因为父亲也是自我的一部分。通过自戕这一行为，全片再次从社会悲剧回归到命运悲剧上来。社会悲剧通常侧重描述悲剧发生的外部环境，而命运悲剧则充斥着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主人公的毁灭常常源于自身性格弱点。飘荡在茫茫黑夜中的邮轮，船上的男女老少通通几近癫狂，老人在倒立，年轻人在尖叫。这时，从歌舞升平的混乱声中蒸腾出《大海啊故乡》的旋律。现代与古典对撞，时代漂泊感与追寻精神故乡互不相容。这时，镜头定住，静静地旁观他如何艰难、缓慢地爬上这栖身之处。宋浩始终弓着身子，即使站在礁石之上，也没有直起腰。最终，他侧对镜头，踉跄着跌出镜头之外。这一段镜头诗意地浓缩了古典悲剧的精华——一个被命运追赶的人试图站立起来。对于古典悲剧的英雄们来说，一个人在命运重压下是否能站起来，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试图站立的过程，那是命运悲剧中人生而为人的意义。但本片也有超脱于古典悲剧的地方。命运悲剧中，在主角毁灭的瞬间，悲剧才得以形成闭环，爆发出最大的激情和价值感。但与很多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不同，宋浩没有将刀尖对准施暴者，而是对准自己。其中包含的自毁倾向，一种对自我道德的审判，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洁癖，都让这个结局变得有些特殊和拧巴。一定有一些观众认为这结尾看着憋屈——坏人没坏报，好人把自己捅死了算怎么回事？但是，对于一个弱者，一个被动型人格的人来说，面对无法根除的罪恶，让罪恶在自己这里先行了结，似乎是更为符合逻辑的做法。因此，命运悲剧是英雄的悲剧，但《风平浪静》的悲剧，是比普通人还要更懦弱一点的普通人的悲剧。但这不妨碍我们看到人的意志以另一种更为压抑的方式得到张扬。而这也是李霄峰一贯的主题——拒绝伪善的人永远找不到精神故乡。在这种拧巴的背后，能看到创作者的挣扎，他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也并未找到答案。近些年，致力于探讨精神故乡和道德困境的华语院线电影并不算多见。在一些创作者在为类型片的顺滑观感而逐渐变得圆滑时，生于70年代的李霄峰却还在拧巴，还在愤青，还有一团火要往外释放。虽然他还没学会如何控制这团激情，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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