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百年诞辰，精读《社会学想象力》| 群学精读会

2016年8月，著名社会学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将迎来百年诞辰。1997年，有人组织了一项对各国社会学家的调查，了解哪10本书对20世纪的社会学家影响最大。社会学家们把《社会学的想象力》位列第二，仅排在马克斯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之后。因此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社会学吧群学精读会第一期就将精读书目选定为《社会学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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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精读会由社会学吧创办，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每期20位会员参加。精读期间所有会员共同阅读一本书，阅读结束后每人提交一篇不少于500字的书评。下面小编就将第一期精读会精彩的关于《社会学想象力》的书摘呈现给社会学吧的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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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社工菜鸟Echo所表达的，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这本书看不懂：

作为一个大一的社工菜鸟，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得缓慢而浅层，这样的著作值得读两遍、三遍……直至完全吸收。本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阅读难度在于我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对于书中很多概念一知半解。当米尔斯在通过各个方面论证观点来发表对某一位社会学家的著作或是某一学派的评论，我却连被批判观点都不了解。精读一遍，我现在只能从我的角度去理解和学习一部分观点。

但这毕竟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思想之作，所以我们摘选了其中两位精读会成员的书评。让我们一起更深刻的理解什么是社会学想象力。

个体困境与公共议题

文/刘祺

读此书之前，本以为米尔斯的开篇即是建构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或者更具体的说，是以“不受方法限制的头脑”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去阐释在“流动性”的现代性公共议题与“个体性”的个人困扰之间（鲍曼语）应该由社会学家通过“视角的转向”去解释的一系列联结；然而，文中的开篇却以对当时社会学主流的研究范式的批判作引，如同他文中所说，“我的偏向将与我考察的那些偏向，都是偏向。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倾向的人拒绝我的偏向，使他们自己的偏向能像我将尽力阐明的我的偏向一样明白，一样得到承认！”米尔斯以其时代性的洞见与《权力精英》一以贯之的战斗精神，对当时的社会学主流范式加以拷问，让人获益良多。

首先，米尔斯对于帕森斯等结构功能主义学者所构筑的“宏大理论”以及以实证主义为社会科学研究唯一范式的“抽象经验主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米尔斯看来，前者的论述始于社会结构，却在枯燥无味的概念所构筑的概念王国之外，别无他物（或者说是，只剩下意识形态得以借用的工具）；而后者的价值起于时代性的困扰，却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外衣之下，用社会统计与调查堆砌出一些缺乏洞见的“社会现实”，却无法据此投射出更有价值的社会理论（或者说是，只剩下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以及以此作为研究范式的研究技术专家）。继续推演，前者因其构筑概念王国的过程中，“形式的、含糊的暧昧主义”，早已脱离了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之间这一社会学应持续关注的视角，转而变得毫无现实助益；后者则因其偏向于微观层次的统计与归纳，企图以微观研究的方法汇总成对社会的完整认识，却局限于既定理论的指引与自证，无法使得研究有任何启发性的价值。

经过社会学家多年的努力，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慢慢的因其无法解释社会变迁与冲突，不断的在自我完善以及与其他方法论的相互借鉴之中，渐渐的回归对于社会现象（公共议题）的关注，例如卢曼在整合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之外，更强调社会系统的分化与整合，而亚历山大更是期待以功能主义为框架，对冲突论等多种理论潮流加以整合与扬弃（从亚历山大的方法论中即可看出端倪，“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而实证主义的范式却在学科分野的日渐明晰化与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日益占据公共话语权力的影响之下，愈发盛行。而米尔斯也早有洞见，抽象经验主义对时间、机构和金钱的特殊需求也极有可能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堕落为一种行政职能，发展出一整套恐怖的科层制体系，并为整个社会的科层化服务。这些“学术行政官”他们组成互相攻讦的派系，排斥独立学者，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培养出自身的“合理性功能”并试图创造更广泛的“功能合理性”，成为为某一特定群体服务的实用性角色。学者对“改变世界”的渴望，或是自身理想和价值的缺失，使他们积极投靠社会上层，追逐实用性，如果以知识社会学视角去思考权力与财富对知识本身的异化，或许更能深刻的体会到实证主义方法论背后，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知识异化为权力工具的感受，正如福柯对知识的反思，“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

所以，米尔斯期待通过这本书为理性，为自由，为个体性辩护，随着科层制的广泛运用，个体理性的选择被窒息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社会科学的任务则是需要捍卫并继续开创这种选择的自由，在他看来，关注时代特征的首要方式则是超越日常生活的语境，关注在公共议题与个人困扰之间存在的结构化潜能，并且珍视社会科学的教育与唤醒的公共职责，从而打破科层制治理所塑造的理性牢笼（韦伯语）。而在他看来，或许经典研究才更富有这种被他冠以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研究方法，站在公共议题与个人困境之间的空白，用更富想象力的透视，唤醒民众心中的理性。

然而，正如鲍曼所言，在当今的个体化时代下，科层制所构筑的“老大哥”式的牢笼（即公权力通过各种细致入微的方式影响我们的个体生活与选择，从而支配公共领域与生活场域）还是否是社会学视角下应关注的唯一威胁？米尔斯愿景中所关注的个体化是否同样意味的理性、自由以及更富创造力与建树的公共领域？抑或是，个体性时代的蓬勃发展反而同样使得公共领域失去了其内生的动力与公民的热忱，从而引起公共议题的降格（个体只关注由个人所遭遇的困境，却不再在意公共性）？或许，这更是一个当今时代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而这种思考，谁敢直言，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又一次深耕呢？

快乐的机器人与大众：理性、自由与社会关照

文/刘琪

“现在每个地方都在寻求了解他们身居何处、何去何从以及创造历史并对未来承担责任，他们能有何作为，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能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答案”

——论理性与自由

 “在我们的时代，成为议题的正是人的本质，以及我们怀有的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种种限制的可能的意象。”可现时代的问题恰恰在于：“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在第九章·论理性与自由中米尔斯表达了自己对现代社会之中一种人性的担忧——快乐的机器人，以异化为切入口作者回应了马克思、齐美尔、弗洛姆等人对人类生存困境问题的思考。

而米尔斯有趣的地方在于摆脱了一种完美视角，对现实中的平凡大众进行了一种同情式理解“并非所有人都自然而然的乞求自由，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者能够尽全力获得自由所必须的理性的”

亦或者本章对“自由与理性”的探讨在本质上贯穿着《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线索，即“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在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大众社会时所应采取的立场、姿态和涉入方式”。在全书的开篇米尔斯勾勒人类特质“不知道限度何在，既有高贵的追求也有自甘堕落，既有剧痛也有欢欣，既有令人愉悦的残暴也有理性的芬芳。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人性”的限制竟是如此广泛”， 也正是如此，米尔斯认为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文化涵义而这样一种确立恰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利用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增进理智、概清全貌、看清世事的心智品质，一种能把个人生活与更广阔的社会整体相联系、个人命运和社会历史进程相联系的能力，一种用来追寻理想社会的途径。

一个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之中，以学术为业的人又该如何要求自己——“既能敏锐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指出，同时又能宽容地谅解这些永不改过、几乎毫无进步、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漫不经心的人们，容忍他们身上的种种缺陷，痛惜他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即使在最残酷黯淡的时刻，也绝不放弃改善我们自身和周围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并耐心地等待人们身上所表现的善意温暖的光芒，这些往往是我们这个灰暗的世界中真正的乌托邦。犀利而不粗暴，宽容又不盲目，坚持理性，面对现实，同时又不失理想和激情，这是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伟大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