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学生跳楼以后……

作者：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暑假回家不久，听说附近的一所初中“有学生跳楼了，家长堵在学校要说法”。了解之余，也有思考一二，其一关乎因果的确定，其二涉及沟通的进行。开篇，先对事件做一回顾。

事件

某天晚上，10点左右，已是初二学生的当事人坠楼身亡。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被当作了自杀的“他杀”根源。

放学前的最后一堂课上，班主任从后门进入，拿走了学生正在摆弄的手机。调取的监控显示，老师并未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二人的情绪看起来也未见激烈和异常。

收了手机后，班主任与家长取得了联系，家长随后也向孩子询问了情况。两次交谈的内容不得而知。

悲剧发生后，起初家校间的交涉如何，亦不清楚。再之后所能确认的，就是家人认为班主任难辞其咎，并在学校门口放上了花圈、拉起了条幅，另一边，班主任带着自己的孩子躲到了偏远的宾馆。

纷纷议论自是难免。学校的校长发表了支持班主任老师的公开信，直言体谅家长心情，但老师并无过失。对此，能见到不少老师或转发或评论，表示体恤教师不易，赞叹校长风范，也喟叹为师之困。

随后，事情吸引了本地的一档节目。节目似乎抱着同情家长一方的态度，没有对等地呈现学校与家长双方的看法与状况，仅在“手机”和“青少年”两个关键词之间做了些文章。

目前，家长已经报警，事情尚未结束。

寻找自变量

似乎除了分类，因果也是我们惯常的心理和思维。在重重因素中提炼出清晰的因果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某种程度上，也是使世界符合我们的理解），意义显然。

上述事件中，家长在孩子自杀后，挑选出老师没收手机这一事实，作为因变量。——但这样说似乎并不准确，与没收手机相伴随的，还有平素对于此时老师一定很霸道与粗暴的想象，后者在归因中同样举足轻重，加之有大众对逝者心有戚戚、痛恨强者（即使是被建构的强者）作威作福的心理作为“加持”，老师没收手机（被）成为学生跳楼自杀的自变量，也成为家属质疑校方的依据。

可以发现，无论学校还是媒体，都没有试图打破这一因果链条本身的合理性，而是依据自身在科层体系中的角色，理性地做出应对。

一方面，学校指出老师当时的处置负责且得当，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教师没收手机—学生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自变量的“无过”，不完全等于切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此还需要联系学生的生活经历，来估摸没收手机究竟适合被看作刺激还是内因。但当时的情境以及当事人的心理，皆不可复原。

从学校的立场来看，校方这样做是合理的，毕竟学校不是在破案，更需要的是扮演好自身在科层体系中的角色，维护本校师生权益。

另一方面，媒体完全忽略了学生的家庭方面等信息。其实报道中播放的哀戚配乐，已经暗示了媒体的立场，当地教师对此颇有微词。媒体既被期望是百姓喉舌、第四种权力，也是一个需要数据、需要盈利的单位，据此在市场中占有位置。

大家各司其职本是好事，但在这件事情中，在每一方自己看来都是合理的做法：家长的归因、学校的自证、媒体的介入、还有街头舆论中愈发极化的观点等等，都难以让事情得到比较好的安顿。

沟通的意义与沟通本身

沟通理性，被哈贝马斯视为科学理性之外的另一启蒙遗珠。日常的陌生人社会也强化了对高质、高效的人际关系的需要，沟通在其间的意义毋庸置疑。

上述事件中，家长表示班主任在孩子出事后便不曾露面，校长指出是因为家属情绪激烈，老师才不得不躲起来。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可信服的第三方，双方的沟通遥不可及。

但由此不妨想想，寄望于“沟通”，究竟是意识到了沟通之于互动过程的意义，还是只期盼沟通去满足润滑人际的功能呢？

我们强调沟通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沟通承诺的美好吸引了我们。但在这之前，我们是不是有些忽略了沟通的基础、过程以及形式？米德就指出人的心灵的独特之处体现为在时间序列中，人能够根据对可能的结果的预演，来决定对事物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行动作为权宜性的成就，完成的过程中难免遭遇预料、常规之外的扰动，这时候，如果沟通的原定目的无法达到，我们会直接得出“我对他错”的结论，还是去反思沟通的模式等等？

在互联网这个去中心（带来自我中心）、碎片化（带来观点极化）的社区中，沟通在促进双方了解方面的意义，至少并不逊色于它所可能产生的美好。但在时间成本愈发高昂和投注精力愈发奢侈的今天，沟通本身而不是沟通的附加，得到的忽视似乎多于应得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