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剧变”是中文语境当中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描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集团纷纷改弦更张的历史进程。 即使是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经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不同变化，更不用说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的变化历程、变化途径、变化结果都是各不相同的，很难以一个词汇来概括。  ▲1972年，圣彼得堡街景 图源于网络 具体来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诸国等国家在经历了短期的所谓“休克”之后，经济迅速发展，如今它们的社会成熟度、经济富裕度都处于发达国家水平。 而前苏联各加盟国，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等组成苏联的核心国家，反而长期没有起色，不仅经济始终原地踏步，社会、政治等也很不成熟。换句话说，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转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败的。 我们评价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转轨失败，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应该“不转轨”，或者应该回到苏联时代。只是说它们转轨之后造成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苏联末期人民对于社会变革之后未来愿景的预期。而它们之所以在社会转轨之后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恰恰是苏联时期给社会打下的一系列烙印造成的。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但由于旧世界经济体系崩溃，美国也面临着产能过剩、国内市场无法消化产品的尴尬境地。 为了扩大市场，美国推出了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旨在促进各国重建，共同繁荣，恢复世界经济体系。 最初，马歇尔计划考虑到了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条件是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做出改变，与美国的价值相接近。不同价值体系的政治势力必然会引起冲突，这是历史常识，只要价值目标不同，就不可能和谐共处，所谓“多极世界”是个伪命题。  ▲ 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 - 2005年3月17日）是美国外交家（曾是美国驻苏大使的助手）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始创人。图源于网络 苏联领导人选择了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也就决定了苏联必然要与美国对抗。于是，“马歇尔计划”也就没再包含苏联。 为了与西方抗衡，苏联倡导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理论上说，只要具备超越国家的经济组织，都可以给参与的各国带来比内部更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 不过，经互会却有其特殊的作用。 苏联成立经互会的根本目的，是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在经互会的运作机制当中，优先发展有利于对抗西方的重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被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并且能够以苏联对各国发号施令的形式贯彻。  ▲ 经互会的雏形是1947年苏联推出的“莫洛托夫计划” 图源于网络 以苏联的最主要成员国——俄罗斯、乌克兰为核心，最尖端的产业都布局在这两个国家，而其他中欧国家则主要为苏联生产所需要的上游产品、中间产品。 同时，由于东西方的隔绝，很多中欧国家的能源进口大多来自俄罗斯，由于苏联在经互会中的领导地位，它可以对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任意定价，而中东欧国家则别无选择。 在经互会的机制安排下，中东欧国家从苏联进口高价能源，再生产产业链低端的商品，以低价卖给苏联，这样一个贸易链条实质上是苏联对中东欧国家的掠夺。 这样的贸易链乍一看应该是苏联占大便宜，中东欧国家吃大亏，在初期也确实如此。  ▲乌克兰黑海造船厂 图源于网络 但经济问题并不完全与政治挂钩，也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掌控经济发展的走向。经互会的贸易机制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一方面是俄罗斯、乌克兰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能源企业赚钱太过容易，只要坚决贯彻执行苏联中央的指令，就可以躺着赚大钱，久而久之这些企业的运作变得十分低效。 另一方面是中东欧国家因为在经互会中被苏联盘剥，逐渐萌生出民间的经济新动能，利用地理上与西欧接壤的便利，冲破苏联在政治上的重重封锁，一点一点回到欧洲经济体系中去。 社会转型，需要坚实的基础。中东欧国家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与它们几十年来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 早在二战之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欧国家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强国，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民间投资兴旺，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社会秩序井然。 战争掐断了它们的发展脉络，后来他们被纳入了苏联阵营，二战之前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波兰、捷克、拉脱维亚三国人均GDP 图源于网络 虽然身处苏联阵营中的中东欧各国，其民间社会都遭到了破坏性打击，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却没有能够摧毁人民固有的价值体系，在政治力量渐趋薄弱的时候，民间社会很快就恢复了。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转轨大潮，这些国家固有的民间力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人民迅速就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才造就了转轨成功的奇迹。 反观俄罗斯和乌克兰，情况就大不相同。 俄、乌两国是直接在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  ▲十二月党人起义 图源于网络 沙皇时代末期，国家的改革方向一直在保守和变革之间摇摆。一方面一定程度推动社会变革，在国内培育了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大量思想激进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又绝不允许新的社会阶层分享权力。 俄国社会出现了越改革、矛盾越深重的局面，而又促使下一任沙皇把矛盾归咎为改革本身，从而又进一步限制社会的新变化，更加深了社会矛盾。 1917年，两场革命，深切改变了俄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俄国在表面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新的政权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俄国社会的矛盾，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德国为了消减协约国的实力，迫切希望让国内动荡的俄国尽早退出战争。  ▲列宁同志回到了祖国 图源于网络 为此，德国别有用心的地把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放回俄国，而他们也用一场十月革命回报了德国的帮助。 在经济上，俄国虽然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工业化，但表面上的欣欣向荣，却是以农村百年不变的疲敝和平民阶层的赤贫为代价的。  ▲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 图源于网络 进入苏联时期后，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虽然苏联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苏联的农民一直无法自由迁徙，从来就不能获得与城市里的干部们同等的待遇，只能被禁锢在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甚至食物都可能无法得到满足。而城市的高级干部和国企工人，全部生活需求都被国家统包，与自己的劳动几乎没有关系，处于“等靠要”的状态。  ▲1959年苏联铁路工人 图源于网络 这种情况从二战结束之后到苏联解体，几乎都没有发生变化。 领导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至少比领导苏联要困难得多。在苏联万年不变的体制内，评价能力的指标是权术。 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能力，任何人只要会念稿，甚至连稿都不会念，都可以稳坐克里姆林宫的宝座。  ▲戈尔巴乔夫 图源于网络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主要的改革动作几乎都发生在俄罗斯境内。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强行推进国有企业的重组，大量工人“下岗”，一些国企领导摇身一变成了新企业的老板。 这条改革的道路不仅在俄罗斯，许多其他急需走出计划经济的国家都走过，但成效不彰。 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清晰，改制造成了大量的资产所有权从全民手中直接跳转到了有限的个人手中，而这些个人往往都是手握政治权力的人，他们的资产所有权是用政治权力换来的。 这样的产权变革，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的大量资本全部落入少数的寡头手中，而这些寡头所拥有的垄断地位与曾经的国有企业并无二致，低效的问题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俄罗斯依旧存在。 ▲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指手画脚 图源于网络 1992年，俄罗斯以 “休克疗法” 启动市场化经济转型。 首先实行价格自由化，全面放开物价，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并实行卢布可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取消国家在外贸领域的垄断，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价格自由化之后的跟进措施是实行统一汇率基础上的货币可兑换政策，减少企业的进口补贴，国内市场对外开放。 由于前期已经饱受物资短缺之苦，价格自由化之后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采取稳定措施，压缩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限制信贷规模。 ▲1987-2019年俄罗斯人均GDP走势图 图源于网络 不过，俄罗斯的几项举措都没有一个整体规划，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物资短缺的状况下，放开物价的脚步买得太大，应当先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再考虑全面放开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而为了解决通货膨胀而缩减政府赤字，限制信贷规模，则又犯了在衰退期奉行紧缩政策的错误，让经济衰退雪上加霜。 此时的俄罗斯人，由于缺乏共治基础，没有办法团结一致解决国家的问题。 乌克兰曾经也是苏联的重要成员，仅次于俄罗斯。 在苏联内部，由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的分工，也有贫富差别，苏联将重要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布局在乌克兰，让乌克兰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乌克兰人在苏联内部的生活水平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波罗的海三国。 不过，乌克兰人并没有认清目前的较高生活水平是怎么来的，总觉得本国的发展不依赖苏联的其他部分，因而对于脱离苏联、拜托俄罗斯的影响，表现的非常积极。 正如京沪等一线城市的发达离不开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割裂，离不开举国资本向大城市倾斜，离不开长期受到技术、人力、资本三重剥削的内陆地区。 ▲乌克兰出产的“扎波罗热人”品牌乘用车 图源于网络 乌克兰的所谓“发达”也正是苏联计划体制把资源向重要产业布局地倾斜的结果，离开了苏联其他贫困地区的长期输血，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但乌克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仅仅是希望越快离开苏联越好，却不知道离开苏联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 苏联的统一经济空间解体之后，乌克兰犯了与俄罗斯同样的错误，没有处理好产权问题，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进入市场竞争，没有足够的社会共识支持新国家的治理，同时又失去了原本一直存在的广阔苏联市场，乌克兰的重工业一方面无法像以前一样获取低价原材料，另一方面又无法像以前一样获得高价订单，逐渐走入困境。 ▲1987-2019年乌克兰人均GDP走势图 图源于网络 1990年，乌克兰经济开始下滑，到1994年原苏东各国已经止跌回升，而乌克兰的下滑却反而加速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已经从“老大哥”变成了原苏东阵营各国当中最差的。 尽管如此，乌克兰人千年以来经历了反蒙古、反波兰、反德国、反俄罗斯的斗争，好不容易才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尤其是乌克兰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中俄罗斯族最少，反俄斗争最激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选择重新与俄罗斯整合市场、优化配置资源，而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努力融入西欧经济体当中去。 ▲格鲁吉亚前总统和敖德萨州前州长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表示，乌克兰人在苏联时期生活得更好。 图源于网络 但是融入西欧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长期的阵营对立，西欧国家的整个社会体系都与乌克兰有相当的区别，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无障碍地接纳乌克兰。 苏东剧变，不同国家迈向不同的结局。这当中既有这些国家内部固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差异，又有冷战时期苏联对不同国家的控制力差异，更有不同国家在转轨过程中采取的不同路径选择。 作为苏东阵营中的“老大哥”，俄罗斯和乌克兰本应是经济基础最好的地区，却在之后的转轨中遭到了失败，尤其是乌克兰，几乎已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 ▲1983-2019年，俄、波、乌、捷四国人均GDP走势（美元） 图源于网络 很多学者都将俄乌的不成功归咎于“私有化”、“自由主义”，可是同样是私有化、同样是自由主义，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中欧国家就能够平稳转轨，显然不能证明某种经济理论是“错误”的。 细究俄罗斯、乌克兰的转轨历程，我们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三条。 一是社会资本活力过低。 在苏联计划体制的长期压制下，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民间经济活力，人们习惯于对国家“等靠要”，在国力较强的时候也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治理状况，但国家的财力和控制力并不永远强大，而且经常也出现国穷民富、府弱民强的情况，试问如果国家的统制力下降了，民众还能向谁“等靠要”呢？ 不仅在经济层面，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也同样表现出民众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乃至于有一部分民众希望改变现状，却又有另外一部分民众要扑灭这些主观能动性，造成社会的撕裂，乃至于国家的分裂，最终一定会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二是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在捷克、波兰等国，都使用了将国有产权实体化，每个国民都能确实拥有国有资本的股权，在此基础上实施兼并重组，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计划经济市场化。 而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卖给曾经掌握国有企业控制权的领导干部手里，原来依靠权力掌握企业，现在通过权力换来产权。 造成的结果不仅是国有资本流失，大量社会资本白白葬送，化公为私，同时也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效率低下的弊端，新的寡头们依然掌握垄断地位，企业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而经历了化公为私的痛楚，普通民众的劳动积极性更低了，俄罗斯、乌克兰都是酗酒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是政治需求大于民间福祉。 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要想改变现状，唯一的办法是改革自身，努力融入欧洲。 但这些国家的部分领导人物做事完全从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出发，担心融入欧洲、变革体制之后，自己将失去长期领导国家的地位，因而一面私下里与欧美大资本家私相授受，中饱私囊，另一面却有极力防止国家的任何变革，阻挠经济上对欧洲的融入进程，强制把国家逼入自我循环的绝境。 以上三条，哪怕有一条能稍稍改变，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至于此。 在谈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时，绕不开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其实，不管什么国家，都有计划，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已经是现代国家通行的做法。 问题不在于行政力量是否可以干预经济，问题在于行政力量的来源是否合理。而导致经济失败的干预，往往是来自不合理的、完全基于极少数个人好恶的行政力量，这也是苏联阵营失败的原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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