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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是个专业领域，但却不能独善其身。又或许，从更宏大的层面来说，我们应该问，文物工作者是否要参与到今天的文化叙事当中？从‘文化遗产’保护走向‘文化’保护，通过文化主旨来创立它的真实性，这样才可以说是忠于时代并成为时代的一部分。” ——光玮说   记忆、情感与真实性 主观的、偶发的、细碎的外力持续作用于建筑，使其发生变化。中国人的传统时序观念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的说法，随着时间酝酿的，还有人的情感。 “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直到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1]——这“完整的情绪”是真诚的，却不一定是合乎客观事实的历史判断。 案例说明书 FACT SHEET 青岛基督教堂——视觉记忆的原貌 建筑历史： ● 1910年由德国胶澳总督府出资建成，专供德国“路德会”使用。 ● 1925年后教产转让给美国信义会。 ● 解放后，曾用于宗教，后改作医院。 ● 1980年重新开放为基督教礼拜堂，得以经常性的维护、修缮与提升。 ● 2006年作为“青岛德国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2019年再次获得政府资金进行修缮保养。 基督教堂采用券柱式门窗，饰以粗犷有力的黄岗岩石，呈现出“新罗马风格”，39米高的尖顶钟楼成为青岛城市天际线上独特的地标。历经百年，基本保持了原貌，是青岛市民和教众心中的记忆与情感依托。试论立面三点： 1、抹灰与色彩 红瓦黄墙是今天很多人对青岛老城区的典型印象，而实际上外墙的黄色原来是石灰和砂调和涂刷后，经年日久老化的颜色，是时间的痕迹。当人们有意识地对外立面进行风貌整饬时，慢慢地改用了涂料直接刷成黄色。今天的基督教堂外墙面，也已经被多次涂刷。所以最近一次修缮中，沿用此法以全众意。 时间改变了建筑本来的颜色，而后人在情感与记忆的主导下，选用简化手段模拟，成为“新的传统”。这在情感上是真诚的，物理上却是不真实的。  图/（左）1897年的基督教堂；(右)1948年的基督教堂  图/（左）2014年的基督教堂；（右）2019年修缮前墙面  图/左：基督教堂修缮中粉刷色样（最终实施选择了左侧的3号）； 右：未经干预过的原始墙面老化后呈现的土黄色，图为青岛德华银行附楼，下半部分颜色较深者为长期雨水冲刷后露出砂砾的效果  图/左：民国十八年汇泉路9号；右：民国二十八年嘉峪关路12号工事说明。外墙抹灰做法的描述均为石灰（浆）一砂二调合摱光 2、钟面油饰 钟楼上钟面原是深色，现为浅色，已然深入人心，故近期修缮未作干预。未想施工中，借脚架之便，使用方自行延请漆工重绘，并将四角刷成了黄色。这一来，失去了原有纹饰的意义，更扰乱了钟面基本轮廓。在设计干预下再次调整。 这个过程生动揭示了建筑的形象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偶发因素的扰动，进而慢慢偏离原初的模样，而这扰动便成了后来者的情感与记忆。  图/左：1910年钟面为深色；中：近期修缮前：右：修缮中漆工重绘  图/左：设计人员提出的修改建议；右：干预后的钟面完工效果 3、基督的光环 教堂的玫瑰花窗早已遗失。教会曾出资补配其中一组，此番打算补齐。有趣的是，补配草案相较历史图片，耶稣基督的头上却没了光环。询问之后，被告知是教义理解不同。 花窗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姿态、服饰等与圣经故事密切相关，也是传达宗教仪轨的重要媒介。从最初的德国路德会转手美国信义教，到如今青岛市基督教协会，个中理解自是不同。关乎文化内容的细节安排上，尊重现任教会选择。  图/ 1910年拍摄的教堂彩色玻璃照片  图/右：2010年补配的花窗；左、中：拟补配花窗方案草图 图片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综合四所保护设计项目资料 上述案例中的三个细节，无论外墙材料、钟面油饰或者花窗里基督的光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偏离了其物理层面上的真实性；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却忠实于当事人的情感、记忆，甚至是信仰。世人“失实”的精神和情感价值是否符合《巴拉宪章》或《奈良真实性文件》的初衷呢？ 从文化批评者的角度来看，真实性与思想密切相关，当宣称自己是被自我定义的时候，事物似乎就是真实的。所以像特里林这样的文化学者就会认为“历史保护中，真实并不意味着照搬，也不必辛辛苦苦地原样重建。赋予17世纪早期画家卡拉瓦乔的作品以真实性的，不只是他的绘画技巧，还有其作品的主题。他对光影和色彩的处理手法以及他对普通模特的使用具有文化上的真实性。”[2]  走向多元包容的“文化”保护 近二十年来伴随中国城市化和经济的腾飞，在资本的作用下，参与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乃至中心历史城区开发建设的相关各方远远超出了传统文物保护圈层。当我们从文化真实性的角度来思考近代建筑所呈现的缤纷的状态，会有新的视角。 文物修缮方案评审意见里常有一句“保护工作应当考虑后期的展示利用”。部分理解是修缮要考虑到后期使用中对空间分隔及水电基础设施的要求，避免二次装修破坏；另一种理解是要设一定区域宣传、展示和遗产价值相关的内容。这两种解读通常会引向两类“设计”行为，前一类行为是功能导向的，以最低限度的需求配置相关设施接口；后一类是“创造”导向的，用博物馆设计思维进行策划布展。 文保从业者会小心翼翼地绕开“过度设计”的陷阱，避免落下“自我表现”甚至“历史作伪”的口实。理想的修复对象应该是那些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众，可当做艺术品欣赏的建筑，那么任何多余的添加都能从道德制高点来批判无虞。比如被当做粮仓用了十几年的古建筑，小心清除覆盖梁架的白灰，露出构件原本单纯的模样，没有人会觉得它空在那里有什么不妥，欣赏古老的木构及精美的壁画雕饰足矣。 另一方面，在这多元文化的时代，价值评判的出发点众多，如果“偏门”不易被大众领会，又或者作为纪念性事件发生地，现实中的实物或简陋、或破坏，有诸多缺憾。没有可靠依据复原历史也不能擅自创造历史的文物工作者按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等原则，交给业主一个外观修复完好但室内近乎四白落地的房子。在大多数人看起来，是禁欲、简陋而不可接受的——真实、但似乎不完整。当然，政府是鼓励文物进行展示利用的。简洁的室内也是适宜的，布置合适的灯光、可拆卸的展架，即可布展。 场景再现曾经很流行，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以后逐渐开放的名人故居，如展现红色文化的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出生地、居住地；或近代重要历史人物生活的楼宇，其室内装修和家具都经过了大量的修复和再造。近年来，展现社会各阶层的案例也不少，如士绅家庭、普通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也有复原和再现。 由后期添配的细节再现场景，满足了人们窥视历史的情感需求。但并不是每一个文物建筑都要做成博物馆，也不是每一个使用者都愿意为了保持文物原状而舍弃个人需求。 涉及到利用问题，建筑师、室内设计师、艺术家、有自主能力的私人业主、手握重金的开发商登场了。欣欣然于新旧对比、宣誓时代精神的旧建筑改造，是业界的香饽饽、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时尚地标。当然，也不乏社会资金参与的以严谨态度修复历史原貌而非用新语汇去改造的案例，如2017年在PRADA基金会支持下精心修复的上海荣宅，还有2019年天津兴业银行在星巴克进驻后展开的一系列修复与改造工作。 后期的经营使用超越了当前文物主管部门的责任权限，与其纠结“文物保护资金是否应该投入到利用上？应该为业主提供什么档次的‘装修’？”不如交给市场来解决，只要监管“文物本体不被破坏”之类的底线就好。 文物保护工作者黯然退场，也似乎不甘离场，因为他们仿佛比谁都了解遗产的价值，也知道每一处细节背后的蕴意。但他们无法像建筑师同行一样放肆地去做“新设计”。而现实世界也给出了极端的答案： 案例说明书 FACT SHEET 近代建筑利用的极端案例——只留下骨架 瑞士著名建筑师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曾经在瑞士的遗址部门工作十年。2000年他做了一个荷兰保护建筑的改造设计。提出的概念非常极端：完整保留所有建筑的结构骨架，而现有立面很难维护，故拆除并设计全新立面。 这个方案受到了荷兰遗址保护部门的喜爱并分享给了公众，认为“保留建筑内部的形体并做出新空间是有价值的。” 图/荷兰西部城市莱顿（Leiden）面粉厂的现状 图/卒姆托的方案 图片来源：全球知识雷锋.2020.05.01 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方案在中国能够获得文物保护部门的“喜爱并分享给公众”。事实上，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对同一类事物，人们的价值观是如此千差万别，哪怕是同样为遗址部门工作过的建筑大师。 近代建筑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和需要去保存和展示的。“文化”对比“物质”的力量之如何，如同道器之论。文物保护是个专业领域，却不能独善其身。又或许，从更宏大的层面来说，我们应该问，文物工作者是否要参与到今天的文化叙事当中？从“文化遗产”保护走向“文化”保护，通过文化主旨来创立它的真实性，这样才可以说是忠于时代并成为时代的一部分。 注释： [1]弗吉尼亚·伍尔芙，转引自 塔拉·韦斯特弗. 任爱红 译.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M]. 南海出版公司.2019 [2]美国文化批评家Lionel Trilling，转引自 彼得罗, 关晟编. 成砚译.承传与交融--探讨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本质与形式[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04: 164
本期近代建筑系列已连载结束。跟随着一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者的脚步及思考，我们看到近代建筑不仅是凝固了多层历史的文物，也是与更多社会群体息息相关的活的遗产。而近代建筑的保护，也有待更多人的继续发现、探索与尝试。 【本期主题】近代建筑系列： 中国近代建筑 | 五金配件的困境——走在“灵光消逝年代”的近代建筑 作者：张光玮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综合四所所长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 译作：《结构设计讲义》《再造历史街区》 编辑：张 怡 审核：李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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