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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的出现,是王权创立的物化形式,是国家文明诞生的标志。研究没有发现文字的早期文明社会,对早期都邑的考察十分重要。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将早期都邑的出现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 一 关于“文明”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采纳夏鼐先生的定义,即“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笔者概括为国家文明。 国家文明的诞生必然是王权的创立,都邑则是王权的物化形式的集中体现。关于“都邑”一词的含义,学术界有众多解说。本文从考古学视角观察,以为研究中国早期都邑的特点,可从二里头遗址讲起。 二里头遗址的勘查发掘已有40余年了。数十年来,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早商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都邑还是早商都邑,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但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研究,学术界也形成了一种共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的早期都邑。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2],可分为遗址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墓葬与其他手工业遗迹区三大部分。遗址中心区又可分为宫殿区、贵族聚居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四部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区,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最新的发掘成果表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二里头遗址宫城,面积约10.8万平方米[3]。宫城的平面呈纵长方形,城墙沿着已探明的4条大路内侧修筑。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和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和292米。方正规矩的宫城内是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其中包括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的1、2号大型建筑基址。 归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中国早期都邑的基本特点:早期都邑中应有成规模的宫殿区或宫城。所谓成规模,就数量而言不单单是孤零零的一两座小型夯土建筑基址,而是建筑基址群;就面积而言不仅仅有数十或数百平方米的小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拥有数千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围绕着宫殿区或宫城,还分布有贵族聚居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等。中国早期都邑的这些基本特点是否具有普适性,还可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例。 郑州商城位于分布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的郑州商代遗址中部,东、南墙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周长约6960米,近7公里[4]。宫殿区位于郑州商城的东北部一带,略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00米,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5]。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在宫殿区发现有许多大小不同和分布相当密集的商代早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有2000多平方米,面积最小者约为150平方米。近年来,在配合宫殿区部分边沿地带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商代夯土墙、石筑水管道、石筑水槽与深壕沟等遗迹,可能与宫城墙遗存有关,发掘者把宫殿区又称为宫城区。以宫殿区为中心,郑州商城内外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制作骨器等手工业作坊区、贵族与平民居住区、墓葬区和祭祀窖藏坑等。 偃师商城大城的平面呈“厨刀形”,城墙总长约5500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宫殿区位于城的南部居中,总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已发现不少于9座宫殿建筑基址。宫殿区设置宫城,宫城的北墙长约200米,东墙长约180米,南墙长约190米,西墙长约185米。已发现的第4号宫殿基址的面积约1632平方米,第6号宫殿基址的面积约1638平方米,第5号宫殿基址的面积9000多平方米。偃师商城内还发现其他大、小型夯土基址,居址和手工业作坊遗迹,墓葬等[6]。 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还是仲丁都,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还是商汤别都,学术界一直都在讨论。但是,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均为都邑性质的早商城址,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学术界的这种共识说明,中国早期都邑的基本特点是有普适性的,可以作为衡量中国早期都邑的标准。非常有意思的是,邹衡先生从考古学文化视角分析,认为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所属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杨鸿勋先生从建筑考古学视角观察,指出二里头宫殿和新发现的建筑基址都朝向东南,而偃师、郑州两座商城及安阳小屯的宫殿基址则多朝向西南,认为建筑朝向的不同也许可以作为鉴别夏文化及商文化的又一重要参考因素[7]。考古学文化可以不同,建筑的朝向可以不同,作为早期都邑的基本特点却是相同的。中国早期都邑中应有成规模的宫殿区或宫城,未发现成规模的宫殿区或宫城的早期城址,不宜称之为早期都邑。 二 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材料,审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国史前文化,尚没有一个考古学文化已经产生早期都邑。 首先分析两处在规模和内涵上都毫不逊于史前城址的大型遗址,即辽宁牛河梁遗址[8]与浙江莫角山遗址都邑的色彩。 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大型遗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牛河梁遗址以坐落在主梁顶部的女神庙为中心,周围山头上有积石冢群和祭坛,形成了坛、庙、冢多种遗迹的祭祀遗址群。女神庙作为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核心建筑,面积不过200多平方米,而且有近1米的地下部分,尚未脱离半地穴式居址的原型。庙本身是以南北向布置的多室殿堂,由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单室组成。庙内作为崇拜对象的女神群像,其规模一般相当于真人大小。主殿内供奉着女神像和陶塑猪龙,北殿内供奉着鸟的陶塑像。这时期红山文化的人们是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还是信仰神灵崇拜,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作为红山文化最大的祭祀遗址群,牛河梁遗址的地位殊为重要。试想一下,在特定的日子里,四面八方的人们赶到牛河梁,朝拜祭祀女神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但是,牛河梁遗址的作用到此也就达到顶。以往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中,这两处大型遗址时常被披上早期都邑之名。分析牛河梁遗址的多种祭祀遗迹,丝毫看不出有早期都邑的影子,也看不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系统在运作。依靠众多朝拜祭祀者的供奉,女神庙的维持应不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事情。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的信仰应当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不会是强制的行为。 莫角山是一处良渚文化的大型遗址,位于余杭良渚镇。莫角山为一处约30万平方米的台形遗址,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柱洞、火烧坑,夯土层遗存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可能为大型建筑基址。仪礼性建筑往往被作为文明的象征。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尚难确定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实际规模与布局,若确定是大型宫殿建筑群或是宗教仪式的中心,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以莫角山为中心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50多处良渚文化的遗址,莫角山遗址的规模最大,足见其地位重要。但是,用早期都邑的标准来衡量,莫角山遗址的考古材料仍然缺乏说服力。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良渚文化的人们极度崇拜神灵。在这种原始宗教文化的氛围下,产生莫角山这样的宗教仪式中心,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考察一下莫角山遗址周围的两处良渚文化墓地,可能有助于理解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反山就不难理解了。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功能作用,可以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作分析。石家河城址由环形壕围住的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城垣内可使用的面积约120万平方米[12]。石家河城址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毁坏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以往,石家河城址常被当作早期都邑的典型来引用。但是,王红星先生认为:“石家河城壕修建的直接动因当与洪水有关。”[13]王红星先生的观点非常值得重视。一旦洪水期来临,即可利用城壕来保卫自己的生存领地。在约120万平方米的城址内,发现有陶筒形器和陶缸相互套接的祭祀遗迹,有大量的红烧土建筑遗迹,有数万件之多的红陶杯。这些现象反映出城内布局经过了一定的规划,可能已存在专业手工业作坊、祭祀场所和公共建筑以及专用墓地,但看不出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至迟在屈家岭文化中期,石家河地区就形成了7个聚落的聚落群。至石家河文化早期,聚落数量增至27个,紧密相连的聚落群占地面积近8平方公里。这种有各种内在联系的聚落群,相互协作,就有可能修建较大的公共工程。当人们的生存受到洪水威胁时,聚落群共同修建的城址就可以提供保护。在这种城址内,看不到早期都邑所有的宫城或宫殿区,看不出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可以说,石家河城址的功能作用,可以代表长江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史前城址。这一地区史前城址的城墙建筑,采用的是所谓的堆筑技术,城壕外均有环壕,挖壕所取之土用以堆筑城墙,历次疏浚壕沟的淤土都覆盖在围墙外侧。这一地区的史前城壕与防洪疏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原地区的史前城址,当以陶寺城址的规模最大,近年来成为讨论早期都邑的热门话题。2000年,在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14],2002年的发掘工作又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和瑶山均属良渚文化中期的重要墓地。反山墓地位于莫角山遗址的西北,和遗址近在咫尺。瑶山墓地在莫角山遗址东北约4公里的小山上。两墓地均有祭坛,均属于良渚文化祭坛中规格最高的一级。两墓地均有大墓,均属于良渚文化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级。如反山墓地的M12,真玉礼器齐全,有琮、璧、钺、半圆形冠饰、三叉形器、冠状饰等,在“琮王”、“钺王”等4件大型玉器上共饰20个标示特殊身份的带羽冠完整神徽,可见其至尊地位。瑶山墓地的M12,被毁后收回的玉器仍达370件(组),有琮、钺、半圆形冠饰、三叉形器等,玉琮也有略作简化的神徽。两墓地的遗存折射出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似乎还处于群雄并起的“英雄时代”,尚未产生王权统治。若此,莫角山遗址尚未成为早期都邑。在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面积约56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城址内发现有房址、窖穴、灰坑、灰沟、窖址、墓葬等。房址均为小型居室。值得注意的是ⅠFJT1号基坑,长方形,总面积约300平方米,中央是两间并列的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子02ⅠF9、02ⅠF10,可能是一套双连间的白灰地面房子,边长近5米,两间室内总面积接近50平方米,其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将目前发现这些小型房址的区域视为贵族居住区或“宫殿区”,似乎显得有些言过其实。在龙山文化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类似的白灰地面房子在大大小小的遗址中均有发现,实在是普通的一般房址,很难与“贵族”或“宫殿”相联系。陶寺中期城址的规模宏大,堪称全国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但是,它的存在并不表明当时已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集团更为强大有力的政权机构,它能够强行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筑城以卫君”,在陶寺城址尚未发掘出与“君”地位相称的宫城或宫殿区。在陶寺城址也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即位于陶寺中期小城祭祀区内的ⅡFJT1,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考古发掘已揭露了该建筑的三分之一[16]。据有的学者研究,初步认为该建筑基址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其主要功能是观测日出方位以判定时节,为制定历法提供天象依据,即所谓“观象授时”[17]。 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城址不一定就能够说明当时都邑已经形成。王城岗城堡的发现与研究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王城岗城堡是在1977年发现的,为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堡。东城的东墙、北墙、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尚残存南墙西段、西墙南段及西南城角部分,南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城,由于东城东部被冲毁,在紧靠东城的西侧筑起西城,所以西城东墙就是东城的西墙,它的南墙、西墙及北墙是同时筑成的,北墙东段和东墙北段的大部被西北来的洪水冲毁,但南墙、西墙的基础槽及夯土层尚保存于地下。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西段残长约29米。在南墙东部有一个长约10米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18]。王城岗城堡发现之后,学术界围绕该城堡是不是“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关于早期都邑标准的讨论。如果王城岗城堡是“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那么它就是一座夏代早期都邑。王城岗城堡的面积仅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宫殿,作为夏代的早期都邑实嫌过小。作为早期都邑,应当有宫城或宫殿区,但在王城岗城堡内仅发现一些断断续续的夯土遗存,而且绝大部分是在圆形坑内发现的。依据这些发现,最多只能推测它们是当时城堡内的重要建筑遗迹,无法确定王城岗城堡内有宫殿或宫殿区。其实,王城岗城堡的东城已被洪水冲毁,无法作过多的推测;王城岗城堡西城内的主要遗迹是127个形状与功能不尽相同的坑。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王城岗城堡的西城最初很可能是以储西藏来规划设计的,窖穴群之间的空地可用作晒场[19]。就目前王城岗城堡内的考古发现而言,断定城堡内居民的成分已较复杂,有了较大的阶层分化,已经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结构,证据尚显不足,推测的成分多了些。诚然,王城岗城堡的城垣夯筑工程,也许不是该聚落自身所能完成的。但是,考虑到王城岗城堡作为颍河上游地区的聚落中心,该城堡的主人有可能协调其周围普通聚落的人们为其筑城。当战争或洪水来临时,居住在王城岗城堡周围普通聚落的人们有可能进入城堡防御。 从这一意义上讲,筑城者应该是该城堡的使用和受益者。据报道,近年来在王城岗遗址又发现了一座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大城址[20],可以说是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但是,这座大城址内是否有宫城或宫殿区,它与王城岗城堡的关系如何?还需要做大量的考古工作。仅仅发现大城址不宜简单地断定为早期都邑。 三 自夏代以降,早期都邑内有宫城或宫殿区、贵族聚居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等,已成为都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的研究讨论表明,确定出一个世界古代文明的通用标准是何其难!我们不妨从中国考古的实际出发,总结出中国早期都邑的基本特点。 原始社会是一个体系。我们考察这一体系是否已经崩溃,并过渡到文明社会,应当注意一点:如果这一体系没有崩溃,那么在这一体系中孕育并产生的一些文明因素并不足以说明一个新体系的产生。笔者认为,史前城址的兴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演进、公共权力的集中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样,文明社会也是一个体系。我们考察这一体系是否已经形成,并脱离了原始社会,也应当注意一点:如果这一体系已经形成,那么在这一体系中遗留并继续发挥作用的一些原始因素并不说明一个旧体系的存在。早期都邑的主要防御功能,除了防御外敌入侵外,还有对内的一面,防御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史前城址的主要防御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和洪水,这是史前城址与早期都邑最大的区别。作为统治者王权的物化形式,宫城或宫殿区、贵族聚居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等,成为早期都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往的研究中,强调原始社会的荒蛮性、落后性、原始性多了些,对原始社会中孕育并产生的一些文明因素,常常作为文明社会的特征来论述。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社会阶段,两者的关系应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文明社会的早期都邑,其筑城技术、夯土建筑基址技术等,在原始社会的城址中都已出现。文明社会的早期都邑与原始社会的城址有何不同,这是本文论述的目的。 本文归纳的中国早期都邑的基本特点,也许会让人感觉过于简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是一些硬指标。中国史前城址发现的数量已达数十个,但是具备中国早期都邑基本特点的没有一个。有些史前城址,推测有宫城或宫殿区等等,但需要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来证实。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早期都邑的起始点会从二里头文化向上追溯。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第178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5][6] 同[4],第230～23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四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 参见《考古》1995年第9期《“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9] 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12]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3] 余明光《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岳麓书社,1993年。《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二章,东方出版社,2000年。吴根友《上博楚简〈恒先〉篇哲学思想探析》,载《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同[4]。[14] 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第60～63页。[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17] 董琦（1952.10—），男，汉族，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博士学位，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1976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曾任垣曲商城考古队领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部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部主任。2003年9月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文化部文物博物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创新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 感谢董博士的论文，以专业的考古学者角度给爱好者带来专业的指导，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为那份治学之严谨，为那份老一辈考古人之工作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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