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腹地早期社会整合的聚落形态观察 约公元前18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1]。 一 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的钻探与发掘工作已逾半个世纪，除文革期间中断了数年外，田野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发现了大型围垣作坊区（含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2]。 新世纪以来的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北部为今洛河冲毁，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宫殿区和宫城（晚期）、祭祀区、围垣作坊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房址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3]。 公元前18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的居民开始在此营建大型聚落。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时的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的出土遗物包括不少贵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制品，以及青铜工具，但由于晚期遗存对该期堆积的严重破坏，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二里头都邑从第二期开始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的总体格局已基本完成。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围垣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 都邑主干道网位于宫殿区的外围。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这几条大道的使用时间均较长，由二里头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就目前的认识而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二 如果再往前上溯，在二里头都邑所处的中原腹地，约当公元前1900年前后河南新密新砦大邑的崛起，具有里程碑意义。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至其全盛时，后者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5]，表明较大范围内社会集团间的整合历程已拉开序幕。我们倾向于把新砦集团的崛起，作为二里头时代的开端[6]。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时代聚落形态上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10余至30余万平方米扩大至100至300万平方米；二是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新砦聚落的中心区约6万平方米的区域由环壕（内壕）圈围起来，其内分布有大型建筑等重要遗存。再外是70万平方米的“城墙”及其外的中壕围起的“城址”，外围又有100万平方米的外壕围起的空间[7]。与龙山时代的城邑相比，新砦大邑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构成了其较为鲜明的聚落形态上的特色。应指出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中壕内侧的所谓城墙之有无尚无法遽断，“从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环壕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工程。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或为一处‘台城’式的环壕聚落”[8]。 此外，这一时期的环壕聚落还有同属“新砦类遗存”的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该聚落发现有内外两重（四条）壕沟，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9]。稍晚，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河南平顶山蒲城店[10]、驻马店杨庄[11]、荥阳大师姑[12]、登封王城岗[13]、登封南洼[14]及山西夏县东下冯[15]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环壕。据梳理分析，这些设防聚落一改龙山时代城垣辅以宽壕（宽10米左右或以上）的传统，在聚落内部流行窄环壕（宽5米左右）以明确功能分区，聚落外围则流行宽环壕。“窄环壕实际上是聚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之间的界限，因此并不需要沿袭龙山时代城墙和宽壕的组合作为防御设施……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许是二里头时代居民多选择开挖环壕而少筑造城墙的原因”[16]。而这一阶段少量的城址，一般出现于军事前沿地区，如地处二里头文化东部边缘地带的荥阳大师姑城址[17]、新郑望京楼城址[18]和地处南部边缘地带的平顶山蒲城店城址[19]。 上述现象，与我们从考古学上观察到的这一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分布状况差异显著。在嵩山周围及其左近地区，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每个聚落群大致与现代一个县的规模相当。这些大小聚落群中，已发现十几座城址。这些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存在军事冲突。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状态[20]。
将这些考古学现象串连起来，我们就可以从中窥见一个较为清晰的中原腹地早期社会整合的进程。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而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集团所组成[21]，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22]。而广域王权国家则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社会结构上的共性。以“大都无城”为主要特征的都邑聚落形态与早期王朝阶段社会结构上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究。
[1]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3]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5]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6] 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7]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2期。赵春青：《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方法》，《考古》2009年第2期。 [8] 许宏：《21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学术意义》，《燕京学报》新十八期，2005年。 [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1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1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14]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南洼遗址2004年春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韩国河、张继华、张松林：《2004年春季登封南洼遗址钻探试掘工作概况》，《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16] 李宏飞：《二里头文化设防聚落的环壕传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6期。 [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 张松林、吴倩：《新郑望京楼发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 2011年1月28日。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20]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二 [21]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22] 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