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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社英丨树老成精

 读在现场 2020-11-17



 

五十多年前,我们大多数人是用实用的目光看待树的。比如“桑木扁担梨木案,槐木铣把人称赞”之类的民谣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所以,不等树木长大,就根据树的品种大小派了用场。硬木之中,像男人腰粗的做房梁,脸盆口粗的做檩,碗口粗的做椽,像棍一样粗的直的做铣把镢头把,哪怕是一个分叉的树枝,长的用做烧炕用的通火棍,短的削光放在锅里做馏馍的支撑架子,即使是指头粗的的树枝,还可以堆在墙角晒干了烧火做饭;软木之中,像桐树一类长得快的树,常常等长大一些解成木板做柜做箱子,因此,大多数树是长不大也成不了精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村子却有几棵老树长得特别大……

空洞老槐树

我们陈家村只有一条街道,东西走向,有一里多长,中间一条路,南北两边住着人,南边一排人门向北开,北边一排人门向南开,很是整齐,往西直通西韩公路,与公路形成“丁”字形状。街道整齐,交通便利曾是我们陈家村的骄傲。

这棵老槐树就在村子这条路的南边,大概是村子中间位置靠东一点,这棵槐树很老,老到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它的年龄与来龙去脉,只好按照常理习俗,在谁家门前就归谁家所有。它大约有一丈多高,但却有碾盘那么粗,树皮有很深的沟壑,扭曲着盘旋而上,上下几乎一样粗。没有较粗的树杈,却几乎在树身上,长着一缕缕纤细的树枝,一边倾斜着向上延伸,一边却掉转头向下垂怜,左右极不对称,很有几分老树虬枝的苍劲。更奇绝的是,树身上有一个空洞,大约可以坐四五个半大的孩子,这个洞在槐树身上拐了几个弯,向上通到树顶,但在树洞里却看不见天空,神秘与未知笼罩了我们村好几辈孩子的童年。夏天晚上,我们就在槐树下捉迷藏,我们壮着胆子,想躲进这得天独厚的槐树洞,但却谁也不敢去尝试在树洞里观天的壮举,只得到“望树兴叹”的遗憾。

拥有老槐树的这户人家,据说从前是大户人家,上个世纪50年代有老弟兄三个,现在仅存一个老大,老二死了老三跟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老大就给大孙子起名叫“解放”,二孙子叫“台湾”,不知是想念自己兄弟还是为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后来文革中有人说他贼心不死,想要替国民党光复大陆,吓得老头很多天不敢出来,将孙子的名字也改了。其实我看老头佝偻着腰,唯唯诺诺说话,做着最普通的农活,确实想象不到他在战战兢兢中有什么非分之想,也许空洞老槐树就是他此刻的心境吧。

这家还有一个女人,说是女人其实不准确,我能记事的六十年代,她已是一个老婆。她身材瘦小,身体很瘦弱,鬓发皆白,裹着小脚,歪歪扭扭却利索的干活。她会经布,也就是排列织布机的经线,最拿手的是织成各种各样的花格子布。在那个单调的年代,这种花格子布是展示妇女才能的招牌。几乎全村女人织布都找她帮忙。她没有名字,也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全村人都叫她“寡妇”,晚辈年轻人就叫她“寡妇婆”“寡妇姨”“寡妇嫂子”,她也自然的答应,仿佛并没有觉得什么冒犯与贬低。她和丈夫的哥哥全家住在一起,每天看着她乐哈哈的抱丈夫哥哥的孙子,给他们全家做饭洗衣,还要纺线织布。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她的心里到底想什么,也许,守一辈子寡,过表面平静的日子,不叫人背后说三道四,就已经是一个丧夫女人的奢侈。

就在一个雷雨的深夜,雷电一闪,轰隆一声,老槐树高处的枝条被劈掉几根。也许这是我们的想象,也许是我们对命运最形象的解释。

有刺皂角树

皂角树并不是常见的树木,我们村子总共只有三四棵,一棵在村子北边一排房子的北边,它也在村子中间偏东一点,在一户人家的后墙之外。这棵树是有原委的,它就是这户人家栽的,长得特别快,十多年就长成一棵一搂粗的大树了。皂角树的树皮很光,仿佛泛着绿色,淡淡有些绿意,树身并不特别高,树身在一丈多高的地方分成几个树杈,每个树枝往高长一点又分成几个树杈,成为一个近乎圆形的树冠。它枝条稠密,树叶浓绿,夏天不漏阳光,秋天不透风雨,我们就常常在它下面歇凉。

最奇怪的是,这棵皂角树的最低一层分杈处,有许多长刺,每个刺有两三寸长,五六个刺成为一束,又用藤条一样的树枝软软的缠绕在树干分杈的地方,引诱着我们靠近又拒绝着我们的冒犯。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冒犯它,在那个买什么都要凭票分配的年代,我们买不到肥皂洗衣粉,我们实在是想要用竹竿打下几个成熟的皂角,再把它泡在水里,用棒槌砸碎了洗衣服,或者洗头发,又干净又光滑。皂角的籽在水里泡软了,剥出厚厚软软的半透明状的一层膜,吃起来筋筋的像肉一样,是难得的美味,可惜我们的心太长竹竿太短,皂角树的刺又对我们严厉拒绝,等到冬天黑黑的皂角落到地上时,我们却没有了温暖的小河,没有了勃勃的兴致,这棵皂角树就一年一年让我们兴奋,又让我们绝望。

我们村子西头有一个城门,大路东头中间有一座小庙,整个村子形成一个闭合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村落结构。解放以后合作化人民公社,拆除了城门,在原地盖了饲养室,喂养着全村的牲口,大概有五六十头,饲养室房屋跨度很大,东西各有一栋,样式布局都相同,我们当地把这种格局叫牛顶仗。两栋房子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栽了很多树,冬日农闲时,牲口就拴在院子里晒太阳吃草料。饲养室内外各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据说是拆除城门时特意留下的,盖饲养室也是有意留下一棵皂角树在院子中间的。后来,一进村口,两棵高大的皂角树,骡马黄牛拴在街道两旁,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富足与远见,这不是一种自信与厚重?

这两棵皂角树说来也怪,里边的一棵,枝繁叶茂,结的皂角一串一串,每个长的有八九寸,子又大肉又肥,每年村子都会给我们每家分一些皂角;外边的一棵,枝叶稀疏,几乎不结皂角,稀稀疏疏几个皂角,又小又丑,见不得人。我们觉得这两棵树所处环境相差不大,压根没有理由截然不同。我们村的老人说,外面这棵皂角树是公的。还有人说,砍了这棵公的,里面的母皂角树也会不结皂角了。可惜的是,没有人试一下,于是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奥秘。自古以来,人们对很多神秘东西都是不会试的,这一公一母两棵皂角树就成为我们村的秘密。

曾经老榆树

五十多年以前,我们村有很多老榆树,那时候不像现在,榆木家具很高档,在市场上是当红木家具卖的;木匠说榆树木头韧性强容易打弯,一般情况下是不用他做家具的,因此榆树就长得比较高比较粗比较老,打眼看去,村里最大的树大部分是老榆树。

我们村子在漕渠坡以北的渭河边,那里秋种小麦夏种玉米,一年两熟,小麦产量低而且要交公粮(农业税),所以我们每年大部分时间只好吃玉米。玉米面没有粘性,只能做成窝窝头,吃起来有点扎嘴,常年吃玉米胃里就会反酸。我们就很想吃面条,妈妈就想给我们做饸饹,饸饹看起来像面条,吃起来有劲道又有味道,很耐饥,我们很喜欢吃。更难得的是不用麦面,而是用玉米面再加上榆树皮面,正好弥补我们麦子很少而玉米较多的不足。于是就去剥榆树皮,谁家要伐榆树,一个传一个,早早拿了斧头,只等榆树伐倒,便一哄而上抢着剥榆树皮,先用斧头砸,再用手往下撕,回家后再把表面的粗皮去掉,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最后再用碾子碾碎,箩成细粉,搀到玉米面里和好,就又筋又滑,再压成饸饹,砸一些蒜泼一些油,调一些酱油、醋和辣子,想一想都让人馋得流口水,就跟过年一样高兴。

榆树并不好看,树身上还常常有碗口大的疤,大多数时候留着脏水,很像人身上长了疮流着脓水,人一看心理都泛膈应,可是我们一想起榆树皮,就把这些全都忘了。那时候,谁家要能借给我们一点榆树皮面,就不亚于救命的恩惠,妈妈会念叨好几个月呢。

一到春天,榆树更成为香饽饽,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整天围着榆树打转转。那时候仿佛春天来得特别迟,春天又爱刮风,黄土搅天搅地的吞没了村子和树木,人们饿着肚子,在没有色彩的村子里盼望春天,盼望春暖花开,盼望有野菜可挖,有河水可洗衣服的日子。春天的太阳刚刚有点温度,榆树就抢先发芽了。其实,榆树是没长叶子先开花,俗语称作榆钱,在较细的树枝上,长成一串一串的,仿佛所有的树枝都结了榆钱,不几天就变成绿色的粗粗的树枝。它的颜色最奇特,绿中带黄,嫩嫩的绿绿的,以至于我们很长时间都把它当成叶子。

我们就约几个小伙伴去勾榆钱,胆子大的爬到树上,用钩子勾住树枝往下拉,再折断了扔下来,我们几个胆子小的就去捋榆钱,从树枝分杈处往下捋,边捋边吃,吃的牙齿都泛了绿,一个个都看着别人笑。最后树上的小伙伴从树上溜下来,我们就一人一笼分了榆钱回家。妈妈给我们蒸榆钱饭,如果再调些辣子,泼些菜油,就是难得的美餐。只可惜榆钱开放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快乐的时光仿佛一纵即逝。

榆钱被我们捋光,零零星星的榆钱就变成枯黄色,又有点发白,从榆树上落下来。如果落到潮湿松软的泥土里,就会长出一个个小榆树,几寸高就分杈,和大榆树的形状一模一样,我们就会常常看它生长,盼它开花,我们的童年仿佛就在这种欣喜、失落与盼望中消逝。

现在,村子里这些树木都没有了,村子里的人忙忙碌碌盖永远也不够漂亮的楼房,挣永远也不够花的钱财。我不知道,有谁再听一个老人的絮叨,有谁再想念一棵老树如歌的枝叶,有谁再会关注一个村子无处栖息的魂灵?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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