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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明丨我家的煤油灯

 读在现场 2020-11-17

我家的煤油灯,据说是爷爷在旧时的青岛“打工”时带回来的,陪伴了我家祖孙三代。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村里有了电,它才渐渐地失落,渐渐地孤独,渐渐地退出我家的生活。就是偶尔停了电,也不再重新点着它。

这盏灯,高不过一尺,分灯罩和灯座两个部分。上部分用来挡风的灯罩,是玻璃质材制成的。它腚大,腰圆,脖子细长,既像一尊老式的花瓶,又像一只长把儿的葫芦。在没电灯的那个年代,与所有煤油灯一样,能够在漆黑的夜晚,给人带来如荧的光明,带来橘黄色的希望。尽管它的“腚”有大有小,它的“腰”有细有粗,它的“脖子”有长有短。与灯罩相连的,是黄铜制成的灯座。而底座从下到上,分别是梯形的四方基台,竖立的四方柱体,还有“馒头”状的灯头。应该说,这样的造型,在那个年代的生活工具,十分的普遍,也十分普通,但近几年我仔细咂摸,发现它竟然还明显了中国传统的富贵文化外,暗含了中国的道家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和中国的中庸文化。

牡丹花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固有花卉,素有“国色天香”之美誉,“花中之王”之绝称,历来被人们视作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散见于历代的诗词歌赋和民间的雕像塑刻、音乐绘画、戏剧服饰、起居食品之中。而我家的这盏煤油灯,其底座的四个朝面,都刻着一朵阴纹的牡丹花儿。这些牡丹花儿,正面的,是多瓣儿;左右两侧的,是单瓣儿;而后背,则是双瓣儿。虽然这些花瓣的光泽,早已被岁月的风霜锈蚀去了颜色,生活的苦难抹平了它的沟壑,但轮廓清晰,花瓣儿依旧栩栩如生,它在给人清淡静雅的同时,还给人以富贵文化的享受。

多少年来,每次把玩这盏煤油灯,我都以为牡丹花儿图案的四周,镶嵌的三条闭合线条,是为了美观。后来我明白,它暗含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之理,暗含了灯的主人一生荣华、富贵衍生的祈求。而把富贵的牡丹花儿,框在三条粗细相间的线条之中,在我看来,它如同筑起一座高高的城墙,用来抵御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的侵蚀。殊不知,农耕文化是保守地,游牧文化是动荡的。而地球的十分之七是海洋。所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如果不能走出“大漠”,走出“黄土地”,在“大海”中翱翔,只能继续拿着“煤油灯”照明。尽管“煤油灯”的底座上,还雕刻着精美的“牡丹花儿”。

底座的顶端,是隆起的“馒头”状的灯头。灯头也是黄铜制成的。它的中间裂开了一条缝儿,就像一只蛤蟆,张开的嘴。用时,拿开灯罩,撕一块棉布或棉花,捻一条棉绳作为灯芯儿,通过这条缝儿,延伸到灯座里。再打个灯座,倒进煤油,待棉绳做的灯芯儿浸满煤油时,用火柴点着灯芯儿用来照明。如果灯芯儿过高,或者灯芯儿过低,影响了灯的亮度,还可以转一转灯头一侧的旋钮,把灯芯儿调高或调低。

对于这个灯头,小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些特别,至于怎么个特别法,无从说起。长大后,再看这盏灯,再看这盏灯的灯头,发现它似患过先天生的婴儿唇裂,而且曾经治愈过。只不过给它动手术的大夫,是一个粗心的大夫,粗心地把它正常的嘴也“缝”进了大半儿。与父亲谈起这事儿,父亲告诉我,当年爷爷在青岛大路银行当经理时,带回这盏灯时,嫌灯芯儿小,不亮,请了个铜匠锉宽了一截。爷爷病逝后,奶奶又请来铜匠补上了。煤油灯传到父亲手中后,父亲嫌“蛤蟆嘴”张的太大,又请来铜匠,焊住了“蛤蟆嘴”的一半儿……

如今,这盏灯成了家庭的装饰,我家的古董,母亲还经常擦拭它。

本文发表于《济南日报》2014.7.7 


作 者 简 介

郭光明,男,山东济南人,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协全委会委员、济南市历城区作协副主席。著有《心灵隽语》、《一窖浓郁的陈年美酒》、《郭光明散文选》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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