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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才三天，就起了逃学的念头，并于当天晚上，设计好了逃学的方式。结果，利用做课间操的机会，成功提前两节课回家。 当我高高兴兴地夹着两本书跨进门槛时，母亲愣了片刻，招手叫我过去，没料到她一抬手，就给了我三个“刮脑子”，头上一片疼痛。这次，视我为心肝宝贝的祖母，没站出来替我说话，既让我伤心也觉得问题严重。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到学校与老师交涉，说明我逃课的真正原因，听母亲诉说的不仅有语文老师杨国芳，还有校长肖建斌。我站在一旁，没听到他们的责怪。后来才知道，我的启蒙老师是一对夫妇。 杨老师上语文课的声音，比祖母和母亲叫我乖乖崽的声音都好听，她教我们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带我们唱读“手，左手右手，一个人有两只手”、“工人是天，农民是地”的句子。“唱读”是当时朗读的方式，将每个字的读音拉得长长的，像唱歌，所以叫“唱读”。我只顾听她的声音，却不看黑板，会读了，但当她把“左”字和“右”字，单独写在黑板上叫我单独认时，我却把左右两个字读错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确实很是愚钝，比同龄孩子更懵懂。同学们哄堂大笑，杨老师也笑盈盈地走到我的位子旁，拉过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在巴掌上写上“左”字和“右”字。我用巴掌带着两个字回家，反复读，终于记住了它们的正确读法和写法。第二天上课，她就问，“谁能到黑板上写左字和右字？”我立即把右手举得高高的，并用肘子在桌面上击了两下。她将右手朝前一伸，含笑说：“陈怀生同学，你来写。”我胸有成竹，大步走到讲台上。她一直带着笑容，看着我笨拙地写了左右两个字。 我放下粉笔时，发现她的目光盯在我右耳，她是在看我戴着耳环的耳朵，同学们沿着她的目光，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耳环上，突然，“轰”的一声，大家笑了起来。我们当地有男孩子戴耳环的，但为数极少，我羞得满脸发烧，冲下讲台，坐到位子上，把头伏在桌上，伤心地哭了起来，喧闹的教室突然静下来，只有我的哭声。还没打下课铃，杨老师就说：“同学们，大家学写字，要像陈怀生一样，把左字、右字写好。”说着，她走下讲台，来到我的旁边，拉着我的右手，轻声说：“走，到老师办公室去。”我左手抹着泪，跟她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只她一个人。她说：“刚才是老师不对，其实你戴着金耳环蛮好看。”她托起我的下巴，啧啧两声，加上一句：“哎哟真好看！”我嘟着嘴，不吭声，心里在恨自己的金耳环，在恨我的奶娘和祖母，就是她们让我戴这东西的。她摸摸我的头说：“快下课了，回教室去吧。听老师的话，不要怕同学们笑。” 过了几天，杨老师宣布我当副班长，我心里十分高兴，上课的时候，身子更端正了，目光集中在老师身上，这下糟了，她讲的内容我反而记不太清楚，她慈祥的目光，灿烂的微笑，优美的手势吸引了我，下课前，她说：“陈怀生，下第三节课后，把听写本收好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收好听写本，下第二节课就抱着作业本去她的办公室。我猛的一推门，见她和肖校长抱在一起，还发出“唔唔”的声音。开门声像木棒将她们打开，她们将眼光“唰”的一声投向我，但是，很快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怀生同学，快进来，把作业本放在桌子上。” 我觉得好奇怪，她为什么要和他抱在一起，他是教我算术的老师呀，难道……她就是奶娘所说的“老婆”吗？我常常想问别人这是为什么，但不敢，因为我有个指腹的“媳妇”，因此常常遭受同伴们的嘲笑，说我是娶了老婆的人，长辈美好的企盼，演变成了我的一个思想包袱。如果去问这件事，人家首先嘲笑的是我。可是，我开始悄悄地注意他们了。这天，肖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的算术作业本高声问：“18减去8会得1吗？”我很自信地回答说：“会呀，”说着，用手指将18中的8字遮起来，解释说：“老师你看，这个8字没有了，不是剩1字么？”我的话刚说完，肖校长和杨老师同时大笑起来，她还弯着腰笑了很久。他突然止住了笑，厉声问：“有你这样做减法的吗？笨死了！”我从他们的状态，知道自己错得非常出奇，于是低下头，马上就要哭了。杨老师猛地冲向肖校长，推他一把：“你怎么这样说孩子，他这种想法很天真嘛！”她托着我的下巴，用另一只手掏出手帕，帮我抹掉泪水，然后吩附肖校长说：“给孩子再讲一遍！”肖校长笑了，把我拉到身边，轻声细语地教我怎样做减法。从那以后，肖校长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补课，总是不及格的算术，终于及格了。 我一直奇怪着他与她的关系，但从不敢向别人探询，我们的教室与办公室只隔一道板壁，板壁没有连着天花板，只要站在桌子上，就可以看到办公室的老师。顽皮的同学，经常会站到桌子上，偷看老师的行动。有一次，同学偷偷告诉我说：“肖校长老师骂语文老师……”我急忙问：“骂她做什么？”同学说：“肖校长说，你混账！怎么能迟到？”我知道，算术老师是校长，他是批评语文老师迟到。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两个人可以抱在一起，怎么迟一次到就骂人家呢？同学们偷看到的事，我有许多弄不懂，只觉得她们两人很奇怪。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听大人们说：“你们校长和老师结婚了。”不久，又听到一段顺口溜：杨国芳、肖建斌，关起门来把嘴亲。教语文、教算术，左手右手是一人。 这年冬天的一天，我与母亲赌气，晚上不吃饭，第二天又不吃早饭，气嘟嘟地去上学。第二节课时，我的头发晕，倒在课桌下。我听到杨老师大声对办公室那边叫：“老肖，快过来，陈怀生……”我觉得有人在给我喂热乎乎的东西，很甜，慢慢地，我醒过来了，我躺在肖校长怀里，坐在床边，杨老师半蹲着，用汤匙给我喂糖水。“这孩子是饿昏了。”肖校长说，“你去煮两个鸡蛋，放一点挂面。”她走了，我躺在他怀里，他问我冷不冷，我说很冷。他帮我脱下鞋，又脱下自己的鞋，抱着我坐到床上，用被子包住我，他搂着我问：“不冷了吧。”我仍然觉得冷，但我说不冷了，他笑了。杨老师端着热气腾腾的蛋和面来了，我很快吃下去，身上热了，也有精神了。我说：“我要回去。”她说：“慢点，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 我照实对杨老师说，“那天，我母亲说过要替我买力士鞋，哄我……”“孩子，我知道，你家困难。你不是有鞋穿吗，你看我，穿的也是我母亲做的布鞋呀，孩子，要孝顺长辈，他们很艰难啊！” 我真的朝杨老师脚上看去，她穿的竟然是一双缝补过的青色布鞋，而缝补的布与原来的鞋面不是同一种颜色，样子很难看。我惭愧地低下头。 “陈怀生同学，听老师的话，今后不要再为难你母亲了。” 后来，由于江西省樟树农业职业学校要在墎里小学建校，我转学五里亭小学，肖校长和杨老师也调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直到我调进市教育委员会工作，找到他们时，二老都已白发苍苍，而且身体很不好。伫立两老面前，仿佛又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仿佛又感受到他父亲般的温暖……泪水夺眶而出。 作 者 简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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