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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亮 疫情以来，化危为机成为热词，不少企业通过转型抓住了新增长点。城市治理，其实也有“新增长点”。 纵观历史，大规模流行病往往能重塑城市。霍乱和黄热病促使19世纪的纽约建立了中央公园，伦敦安装了下水道和排水系统，巴黎借助喷泉和林荫大道变身为“光明之城”。到了今天，新冠肺炎疫情也将为城市带来机遇，它将加速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疫情之前，网络型城市在我国一线城市已经有了探索。上海陆家嘴从原来的单一金融中心，变成复合功能区，让滨江美术馆和休闲步道穿插其中。深圳蛇口从单一工业区，转型为集自贸区、邮轮港、艺术中心、滨海休闲长廊为一体的“超级综合区”。这类功能复合、设施完善的空间特性，正是网络型城市的最大优势。 网络型城市带来的“新增长点”不同于企业，它难以量化，难以用财报去体现，却实实在在带来了获得感。陆家嘴滨江的亲水空间，本质上是台阶式防汛岸线。台阶低位具备几年一遇的设防标高标准，即使被淹没也可以用大自然的生态体系来消化雨洪的威胁，台阶高位则是千年一遇的设防标准，体现了城市韧性。深圳的绿道与公园体系，平时作为运动、休闲、娱乐的空间，疫情、灾害期间就变身为防灾网络，提供了隔离、避难、疏散功能…… 可想而知，当这样的节点形成燎原之势，一旦灾害来临，每个城市节点都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互联互通，形成生态安全屏障，不会出现系统性崩溃。实践也证明，网络型城市所呈现的样貌和状态，以及在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的应对表现，往往比传统城市更生态、更宜居、更有韧性。 要抓住这个“新增长点”，城市建设的参与者们也要不断修炼内功，提高敏锐度，找到城市空间转型的“风口”。上海和深圳在这方面的优秀实践很有借鉴意义。疫情以来，还有不少城市的规划与政策已经开始倾向于韧性城市、网络型城市建设。疫情这场考验，进一步提出了这个课题，并且要求建设者、治理者们比拼“精细度”。 城市治理的转型机遇，更多地藏在一些细节中。在基层社区，人们开始关注自助互助，探索用“无感通行”系统加上“无接触”电梯，让社区居民减少不必要的接触，降低传染风险。哪怕一栋大厦，也可以有诸多创新——它可以变成植物园，把人们的商务活动场所从咖啡店、餐厅，挪到建筑绿道和建筑公园里；空调机电可以采用更多的独立分区，通过调节每个独立空间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喜好，塑造定制化的人性空间……又比如说，“用户友好”也应当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准则，这就意味着科技要探索如何更好地服务人群，而不是一味炫技，当城市运行走向智能化的时候，应照顾好最需要照顾的人群，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城市治理的转型，需要来自各行各业的建设者，需要建设者自我变革。企业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同时，城市治理中的新思路，也会启发企业展开更多变革。某种程度上，企业和城市是类似的，都是一个大型复杂系统。如果说城市的变化是更加网络化，那么企业的组织方式也有相似性。在网络化结构之下，企业鼓励更多的个性，让更多的创新更容易出现，让这个体系具有更高的包容度、更强的韧性。最终，这些都会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增量”。 （作者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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