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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芬 1891年出生于密云县水泉峪村，家里一贫如洗，15岁时，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爹娘把她嫁到四合堂张家坟村任宗武家，婆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赤贫户。 那时候村里的女孩儿个个要裹脚，她死活不肯，硬是留下了一双大脚板。她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她做主，整个儿一个半边天。 不久地主把地要走了，家里赖以生存的根断了。生性刚强的邓玉芬把头一昂说：'走，上猪头岭刨食儿，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猪头岭在张家坟村东南的大山上，山道崎岖，一般人很难爬上去，他们夫妻俩跑到猪头岭开荒种地，白天在山上种庄稼，晚上猫在窝棚里睡觉，手上长了老茧，磨出了水疱，她咬牙坚持，过了一段时间，不仅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而且还盖起了几间草房居住。她是个乐天派，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能过上好日子。她先后生了7个儿子。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她的家乡划为伪满洲国，她一夜之间成了伪满洲国人，从此跌入了日伪统治的深渊。日本鬼子对伪满洲国人进行奴役，要过日本节，不能过中国节；要说是'满洲国'人，不能说是中国人；要唱日本歌，不能唱中国歌；要升伪满洲国国旗，不能升中国国旗；要学日语，不能使用中国的年号；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退让，否则非骂即打。 在这样一种高压下，猪头岭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活命，3个大点儿的儿子外出给地主扛长活，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邓玉芬和丈夫带着4个小儿子在高山上艰难地熬着。 就这样熬呀盼呀，1940年5月，邓玉芬终于盼来了八路军。当时，猪头岭有6 户人家开荒种地形成了一个小村落，10团来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一个叫李瑞征的参谋带领地方工作队深入猪头岭宣传抗日。邓玉芬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她虽然没有文化，却特别明白这个道理，八路军讲的抗日的道理句句都是大实话，只有拿起枪来对付鬼子，跟八路军一起抗日，咱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10团要组建游击队，动员老百姓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邓玉芬对丈夫说：'抗日可是咱自己的事儿，咱家没钱只有人，你赶紧把老大老二叫回来打鬼子！' 任宗武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揣上块玉米面贴饼子连夜就匆匆上路。1940 年 7月，丰滦密根据地第一支抗日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当时只有15 人，其中就有邓玉芬的两个儿子永全、永水。 秋天，云蒙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邓玉芬的三儿子永兴悄悄地回家了。邓玉芬对儿子说：'永兴，你回来得正好，游击队正缺人手，你赶紧参加游击队打鬼子！' 就这样，在这支16个人的游击队中，就有邓玉芬的3个亲骨肉。不久，白河游击队与白马关、北方、四海游击队合并成丰滦密县大队，成了区级武装，后来，又升编为挺进军10团2营，成为挺进军的主力部队，3个儿子也跟随主力部队外出作战，邓玉芬叮嘱他们：'咱老任家的人要有出息，别惦记家，有种就给我狠狠打鬼子，救穷人！'  从此，邓玉芬的心和八路军连得更紧了，八路军、游击队的事情就是她家的事情。她的家在猪头岭的路边，来来往往的八路军都从她家门口经过。猪头岭山高路险，鬼子很少光顾，八路军居无定所，她的家就成了八路军开会的据点，养伤的医院，住宿的旅店。她把所有家务活儿都包揽下来，带领几个孩子没日没夜地伺候庄稼，让丈夫腾出手来给八路军背军粮、跑交通、运物资。 八路军经常往她家送伤员，她把自己种的倭瓜子、甜杏仁、栗子攒起来，炒得香喷喷的端给八路军吃，还把自己种的玉米磨成粉给八路军做贴饼子，自己一家就以野菜、粗糠充饥。她养的几只鸡下了蛋，最小的儿子馋得流口水，她却对儿子说：'小七，这是给叔叔养伤用的，你不能吃！' 她对八路军特别亲，给战士们烧水做饭，缝补衣裳，为伤员洗衣喂饭、接屎端尿，每个在她家养伤的伤员临走时，她都要给他们塞上几个煮熟的鸡蛋，大家亲切地叫她邓妈妈。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大高个儿，穿着八路军军服，胡子卷着，显得很威武，一个小战士告诉她：'邓妈妈，这是我们白团长。' 白乙化紧紧地握着邓玉芬的手，亲切地说：'邓妈妈，您救了我们这么多战士，我谢谢您！' 她笑着说：'白团长，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这回可是见着真人啦。我的3 个儿子也是当兵的，咱们是一家人！' 1941年秋天，日本鬼子对丰滦密根据地发起大扫荡，烧光、杀光、抢光、片光，前'三光'大家都晓得什么意思，'片光'就是把地里的青苗都铲掉，不让种庄稼，妄图饿死八路军。
家乡一片狼藉，面对白色恐怖，邓玉芬没有屈服，她对丈夫说：'你赶紧把小四小五给我找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军模范队（基干民兵），跟鬼子斗，咱得有人有枪！' 就这样，小四永合、小五永安又参加了自卫军，跟着游击队打游击。邓玉芬眼晴冒着怒火对天发誓 ：'小日本，你给我听好了，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鬼子又开始对丰滦密进行频繁大扫荡，丰滦密县政府担心不进'人圈'的老百姓惨遭杀害，号召大伙儿到山外投亲靠友躲避一下。邓玉芬与丈夫一道带着小六小七到密云县康各庄投靠亲戚。 1942年春，县政府又号召躲出去的乡亲回乡春耕，农时不等人，邓玉芬对丈夫说：'打仗不能饿肚皮，山上现在太冷，房子没有了，你先回去种地吧，我带着小六小七在这儿躲一躲，等你盖好窝棚我们就回去。' 邓玉芬把亲戚送的农具和种子拾掇好，送丈夫回家。 任宗武回到了家乡，在猪头岭上的百梯子种地。一天，马营据点的鬼子偷袭猪头岭，一个站岗的儿童团团员睡着了，没有及时报警，鬼子爬上山，见到了任宗武在种地。二狗子指着任宗武对鬼子说：'太君，他们家都是八路军。' 鬼子听了这话，二话没说就用刺刀挑破了任宗武的肚皮，肠子流了一地。那一天，任宗武等6 个男人惨死在百梯子。 同年 4月，邓玉芬的家乡张家坟村党员干部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刚和自卫队队员任宗山、任宗学、韩炳方、孙长瑞等7人，响应抗日县政府号召，不顾敌人制造'无人区'的威胁，坚决不进'人圈'，回村搞春耕。他们不巧碰到鬼子扫荡，被鬼子抓到四合堂'人圈'，关押在水牢里严刑拷打，吊打、灌凉水、灌辣椒水、压杠子……什么招数都使了，四天四夜不给吃的，不给水喝。鬼子间他们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伤员和弹药藏在哪里，他们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 鬼子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第五天，鬼子拿出猪肉给他们吃，他们饿得都快虚脱了，却宁死不吃嗟来之食。鬼子恼羞成怒，把他们赶到四合堂南沟早已挖好的7 个大坑前，用刺刀挑死。丰滦密联合县政府为了纪念他们，将张家坟中心村命名为'七烈营'，并立碑纪念，慰藉英灵。  当时，白河游击队队长任永海在邓玉芬家养伤。那天，邓玉芬的儿子小四小五正在村口推碾子，见到鬼子的踪影后，小四对弟弟说：'永安，你赶紧去通知游击队队长转移，我来扫碾子。' 那年头粮食特别金贵，永合舍不得把粮食扔在碾盘上，他正全神贯注地用笤帚扫碾盘上的玉米面，突然一抬头，发现鬼子像凶神似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把就抓住了他。永合被鬼子抓走后严刑拷打，送到鞍山监狱服苦役。 永安呼哧带喘地跑到山上，对任永海说：'队长，鬼子来了。'任永海对永安说：'你在外面看着，我在屋里烧游击队的文件。' 他急忙烧完文件，拎着两颗手榴弹冲出了门，这时鬼子冲了进来，第一枪打死了任永海，第二枪打中了永安的腿。鬼子要把永安带回马营，永安腿有伤，走不了山路，翻译官指着永安对鬼子说：'太君，他们家都是八路。' 鬼子一听，立刻用刺刀挑死了永安。 丈夫死了，小五死了，小四被抓走了，仿佛一夜之间天就塌了，邓玉芬听到噩耗顿时就晕了过去，小六小七扑到她的怀里，大声地呼喊着：'妈妈，妈妈！' 邓玉芬醒了过来，泪水顺着她棱角分明的脸颊无声地流淌。她紧紧地抿着嘴唇，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 看到她孤儿寡母分外凄惨，亲戚劝道：'玉芬，当家的走了，你别回去了。'她谢绝了亲戚的挽留，拉着两个儿子的手斩钉截铁地说：'走，咱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干到底！' 她拉着两个儿子回到了猪头岭，用丈夫握过的锄头刨地，用丈夫带回的种子播种，她要把荒疏了的土地开垦好，打下粮食支援八路军。她要把未成年的儿子拉扯大，哺育成人。  命运就是这样残酷，不幸并没有饶过这位母亲，而是接踵而至。 1942年秋天，从盘山传来噩耗：邓玉芬的大儿子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战斗中牺牲了，那是在冀东根据地，李运昌、包森领导的队伍。 1943 年夏天，四儿子永合在鞍山监狱被鬼子活活折磨致死。 1943年秋天，二儿子任永水担任机枪班班长，扛着机枪到制高点，在冀东战斗中负伤，辗转回到家乡古石峪养病，可家已经是一片废墟，仅有的几只老母鸡也被鬼子抓走了，可怜永水，伤口长蛆流脓，因为山区缺医少药、饥饿难当，死在了母亲的怀里。 一个又一个灾难向邓玉芬袭来，她没有了笑声，没有了眼泪，没有了话语，只有对鬼子的深仇大恨！她整天默默无闻地劳作，苦难的铁锤把她锻造成一块坚硬的合金钢。她对八路军更亲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她像对待儿子那样对待八路军，看到八路军伤员的鞋子坏了，用绳子绑着穿，她就把自己儿子的鞋子拿给伤员穿。她起五更睡半夜给八路军做军装、纳鞋底、做饭、筹粮、照顾伤员。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小六小七拉扯大，打鬼子，把鬼子赶出中国，给父亲和哥哥报仇！ 1944年春，鬼子再次对丰滦密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一连七天七夜大搜山。鬼子这回学精了，白天搜山，晚上点燃篝火露营，跟八路军死磕。鬼子的这一招儿使不少老百姓在扫荡中毙命。 一次，鬼子搜山，邓玉芬背着7岁的小七逃命，小六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跑，不幸在跑反（意思是躲避敌人）中丢失了。万般无奈，她带着小七躲进了一个山洞，旁边的山洞里藏着区干部。山洞里面阴冷无比，加上几天水米没沾牙，小七发烧了，浑身烫得像个小火炉。他拼命地哭闹，嚷嚷着要吃的。恰巧鬼子前来搜山，小七仍然啼哭不止，邓玉芬听到鬼子的大皮靴咯噔作响，清楚如果鬼子听到了儿子的哭声，一定会循声而来。为了掩护八路军区干部，她从破棉袄里抓出一把棉花，塞进了小七的嘴里。小七拼命挣扎着，她紧紧地搂抱着儿子，屏住呼吸。鬼子走远了，区干部得救了，可小七的脸却变成了紫茄子，她急忙掏出儿子嘴里的棉花，小七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妈妈，我饿！' 当天夜里，这个连大名都没有的孩子冻饿交加离开了人世，邓玉芬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老天啊，你怎么这么无情，我邓玉芬生了7个儿子，你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收走？ 她晕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窝棚里。她挣扎着来到小七的坟前，给儿子填坟。一把把冷土撒在小七的坟头，一滴滴鲜血从她的指间流淌。她在小七的坟头整整坐了一宿，大伙儿以为她再也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不料她却站起来刚强地说：'只要大伙儿平平安安的，小七死了也值！' 1945 年好消息传给了邓玉芬：日本投降了，六儿子永恩找到了！看到十几岁的永恩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邓玉芬当即让儿子跪下。邓玉芬已经好几年不会哭不会笑，此刻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仰天大笑，她大声地喊着丈夫的名字：'宗武，宗武，咱永恩没死，鬼子也打跑了，往后，我就好好拉扯永恩过日子。'  她本以为鬼子走了，世上就太平了，憧憬着早日给儿子娶媳妇，好早点抱孙子。没想到好景不长，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她的家在密云解放区，老百姓积极参军成立了县支队。16 岁的永恩缠着妈妈死活要当兵，她点头应允了。永恩参加了县支队，家里又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与孤灯为伴。她已经55岁了，两鬓染霜，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她打了一个冷战，不行，不能让永恩参军，我已经丢失了6 个儿子，绝不能失去唯一的根！ 1946年1月的一天，56岁的邓玉芬跋山涉水找到了县支队驻地。可看到战士们都在生龙活虎地训练，她的心又产生了深深的愧疚：这些孩子谁没有家，谁没有妈？人家都把孩子送去参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想到这里，她走进了营地。支队领导一看到邓玉芬，立刻热情地迎接：'邓妈妈，您有什么事情吗？' 她大声说：'请您把永恩给我叫来。' 永恩走了进来，惊讶地问道：'妈，您怎么来了？' 她从兜里掏出两个鸡蛋一把栗子塞到儿子兜里，抚摸着儿子的脸，一个劲儿地叮嘱：'永恩，妈这回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你爹你哥是怎么死的，安心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 永恩高兴地朝妈妈敬了一个军礼：'遵命，妈妈！' 邓玉芬心中百感交集，她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不动声色地走了。回到家里，她得知一个白河游击队队员牺牲后，留下了一个女儿孙淑珍，又矮又瘦，孤苦伶仃，她收养了这个女孩儿，两人相依为命。她心疼烈士的遗孤，特别疼爱孙淑珍，供她吃喝，还供她念书。为了感恩，孙淑珍改名为任淑珍。 解放战争打响了，永恩在部队当通信员，经常火线送信，1947年，永恩在攻打密云溪翁庄据点时立了战功，邓玉芬高兴地笑了。1948年，永恩在攻打黄坨子据点时壮烈牺牲。噩耗传来，邓玉芬痛哭不止。苍天啊，请理解一个母亲伟大的心。为了革命，她献出了7个亲人，她实在承受不住亲人的离去。 命运仿佛在捉弄邓玉芬，正当她以为所有的亲人都已为国捐躯时，1949年，三儿子永兴突然回来了，见到儿子她先是一愣，接着大笑起来，老天啊，你总算有眼，给我留下了一条根。谁知聊天中得知永兴参军后一直在八路军干，就是解放前听信了老乡的话，跑到国民党队伍里给人家当了一个月的马夫，家乡就解放了。她心里这个气啊，就是不理永兴。永兴媳妇生了一个闺女3个儿子，她对孙子孙女好，却一辈子没给永兴好脸儿看。 1961年春节，她参加北京市烈军属代表大会，受到彭真、刘仁、吴晗等市领导的接见。 1962年，邓玉芬对孙子说：'连国，你领奶奶回猪头岭去看看，要不我回不去啦。' 任连国兴冲冲地带着奶奶回猪头岭，走到半山腰时，邓玉芬指着一个山洞对孙子说：'有一年，我把两个八路军藏在这个山洞里，拿柴火挡住洞口，后来鬼子下山了，我背着伤病员回到家里养伤，天天用盐水给他们洗伤口。那时候咱家就剩一点小米和棒子面，我就给八路军熬棒楂粥，小米粥喝，还给他们吃杏干、倭瓜籽，咱家人吃野菜树皮。我养的鸡下了蛋，你爸爸和叔叔捞不着吃，都给八路军留着。' 1970年 2 月 5日，79岁的邓玉芬离开了人世。不知是不是巧合，她的忌日和白乙化的忌日只差一天。 密云县政府把她的遗体埋葬在张家坟村的路边。北京市政府又拨款在张家坟村建立了邓玉芬广场，立了一尊邓玉芬雕像，她一手拿着针线，一手拿着筐箩，一个子弟兵母亲的形象巍然挺立。 根据地百姓支援八路军的故事不胜枚举。  冀东大暴动开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著名的盘山抗日根据地。一时间蓟县大地群雄并起，全民皆兵。除正规编制的39个总队以外，妇女们成立了妇救会，做军鞋、缝棉衣、救护伤员。孩子们建立了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就连地主老财们也收起了昔日的威风，有的参加了暴动，有的捐款献枪。抗联队伍所到之处，老百姓们杀猪宰羊，淘米做面，慰劳部队，场面热闹非凡。盘山的一草一木都跟八路军一起杀敌，一石一水都跟老百姓一起抗战。 一天，日本鬼子进村后抓了一群青壮年男人让老百姓认亲，一个个男人都被认领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叫季安的男人无人认领，鬼子狞笑着走上前，用刺刀对准季安的胸口。千钧一发之际，远处走来一个留短发的少妇，头上戴条毛巾，她不是别人，正是王运芳，蓟县车道峪村的漂亮姑娘。 这个18 岁未过门的黄花闺女指着那个未被认领的地下党员季安说：'他是我丈夫。' 乡亲们用诧异的目光望着王运芳，她刚才还梳着辫子，怎么一眨眼工夫变成短发啦？（注：当时平郊习俗是只有未出嫁的姑娘才梳辫子，成婚的媳妇梳短发） 原来，王运芳看到鬼子在逞凶，知道那个八路军凶多吉少，她趁乱回到家里拿起剪子就剪掉了自己心爱的辫子，抓条毛巾围在头发上，就到了操场认亲。她若无其事地拉着季安的手，掸去他身上的灰尘。看到王运芳如此坦然，鬼子无奈地离开了村庄。 后来，那个被救的地下党员季安成为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也真的与王运芳结为夫妻。 蓟县的女民兵韩玉荣。她家中藏有八路军的文件，听到鬼子的号叫声，急忙身背孩子和文件上山，她把孩子藏在草丛里，用衣服堵住嘴，独自上山找八路军交文件，等她下山时，发现孩子已被毛巾捂死。 在延庆县井庄镇和大庄科乡交界处，有一座高山叫燕羽山，因为山形酷似燕子的羽翼而得名。燕羽山下有个小金房村，抗战时期只有十几户人家。八路军在这个村子住下来，向山里的农民讲述外面的新鲜事儿，国家的形势，抗日的道理，老百姓越听越新鲜，越听越乐呵，与这支队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小金房村有个党员叫司文兴，不仅跑交通，给八路军送信，而且还到柳沟打鬼子的军车，到高庙屯砸局子、割电线，到康庄拆铁轨……  八路军的壮大引起了鬼子的不安，1942年春天，一队日本鬼子来到小金房村扫荡，八路军事先得到情报转移了，鬼子气急败坏，恶狠狠地点火烧房。他们一边烧房一边把老百姓集中到场院里，询问八路军的去向，没有一个人回答。鬼子恼羞成怒，把司文兴绑了起来，用鞭子抽打他，给他灌辣椒水，他疼得昏死过去。 鬼子歇斯底里地叫着，一口气烧毁了20多间房屋，天渐渐黑了下来，鬼子怕中八路军的埋伏，赶紧撤走了。乡亲们搀扶着醒来的司文兴回家，家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几根房梁，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温柔贤惠的妻子已经被鬼子折磨死，他趴在母亲的尸体上放声大哭。乡亲们帮助他掩埋了亲人的遗体，让他搬到土窑住。 延庆县抗战时期的主粮是玉米、小米、高粱和豆类，老百姓过年过节到昌平买点洋米白面，其余时间基本都吃小米干饭，是一种将玉米面、黏小米和黏高粱掺和│在一起做的食物。蔬菜就是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老百姓腌一缸萝卜条、一缸酸菜，就是一冬天的菜了。粮食不够了就吃树叶，杏树叶、杨树叶、椴树叶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一种食品叫傀儡，是用土豆和玉米面做的，先蒸后炒，青黄不接时，老百姓就用柳树芽、槐树花、杏树叶、榆树叶、茄子叶掺玉米面做傀儡。这种食品，是平北八路军的干粮。 在沙塘沟的大山上，还有当年八路军藏粮食的山洞，里面很深，面积大约有8平方米，洞口挡上柴草，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鬼子前来扫荡，老百姓都知道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没有一个人给鬼子通风报信，也没有一个人动用八路军的粮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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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钱国民 > 《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