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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两汉之际，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在经过翻译、创造、融合之后，逐渐发展为“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北朝时期到达了第一个高峰，但在北魏中期遭到了太武帝拓跋焘古今未有的暴力灭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的背后原因，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矛盾和佛道之争，反而一开始的时候，太武帝看待佛教也是带着崇信的目光，后来逐渐淡化为亲近、疏远、限制，一直到最后的打击和彻底消灭。 只有在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下，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太武帝还没有即位的时候，《魏书》中就记载他频繁的同佛教人员进行接触，更是多次主动前去寺庙内礼敬沙门。即使在太武帝后来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带着众人一同以礼敬之，可见当时施行的政策是提倡佛教。但当太武帝因为大臣崔浩的原因接触道教之后，又转而信奉道教、崇奉天师，更是在都城内建造了天师道坛，作为道教人员的活动地点。当时道教中最有名的便是天师寇谦之，太武帝信奉道教也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允许寇谦之参与国家政事。而大臣崔浩极其信奉寇谦之的道教，数次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说其是世上的祸害。久而久之，太武帝也对佛教起了憎恨之情。太武帝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也不是简单的三人成虎，正是因为崔浩所诋毁佛教的言论，确实都有着相应的真凭实据，所以后来太武帝才正式下诏限制佛教的传播，诏令上说所有人都不允许私养沙门、师巫之人，一旦被发现就是灭族的下场。佛教寺庙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不得不说佛教思想是统治者麻醉人民、维护统治地位的有力武器，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皇帝都选择提倡佛教。 不过在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后，佛教这些寺院通过对人民的巧取豪夺，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然后通过土地来压迫那些无地可种的农民。这种现象的形成，和当时社会上的战乱不无关系，为了躲避赋税兵役，人们假慕沙门来实现避祸。而想要加入寺院也不是随便就能加入的，必须把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寺院，寺院才同意庇佑你，美名为“布施”。就这样，寺院毫不费力就拥有了众多的田地，以及大量免费的劳动力。在《洛阳伽蓝记》中，就对佛教寺院穷奢极侈的行为进行了描述，这里只列举其中的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拱门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以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这番气派的景象，恐怕皇帝也不过如此。大量土地和人口的流入寺院之中，国家赋税收入必然会相应的减少，而僧人又没有赋税劳役一说，相当于寺院没有经过统治者的同意，就擅自从国库中掏钱，这种举动必然会遭到统治者的厌恶。 不管是宗教间的矛盾，还是经济上的破坏，太武帝对佛教也一直是加以限制，而真正让太武帝决定全面灭佛的导火索，是在从长安的佛教寺院中，发现其中藏有大量的兵器、财物和酿酒器具，还有供僧人淫乐的密室。 这些僧人敛财、贪酒、好色不说，甚至还意图参与谋反，极大的刺激了太武帝原本打压佛教的想法，随即太武帝就颁布了一道诏令，全面消灭国内的佛教势力。据《魏书》中记载，这一次的灭佛运动极其残酷，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佛像，焚烧经文、佛图，同长安沙门有关的人全被诛杀，以至于“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但即使这样，灭佛运动还是受到了下方很大的阻力，甚至还有太子恭宗的参与。太子恭宗泾渭分明，指出灭佛和捣毁佛像是两码事，沙门之罪又不是图像的罪过，图像不会参与到谋反之事当中。正因为太子恭宗的极力劝谏，佛教诸多经文、寺庙、佛像才没有在这场灭佛运动中消失殆尽。至此太武帝灭佛运动才算是宣告结束，之后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吸取了教训，致力于修复佛像发展文化。后来佛教更是攀上了自来中原以后的第一个高峰，并且开凿了云冈石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浅析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孙晓莹 《北魏太武帝灭佛运动中的偶像破坏》刘乐 《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浅析》李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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