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玺创作用字漫议

青木森森 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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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小不

西泠印社社员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摘要】

拟古玺创作，是近几十年来篆刻创作的热门方向。这类创作，如何选用鉩文是一大难题。本文漫议四个既相关又不很成体系的话题：提出印用文字与入印文字的概念，指出以印用文字进行篆刻的继承传统意义和用字客观性、严谨性要求；梳理从唐代古文入印到当今拟古玺创作的篆刻风格和用字之流变；鉨文字书及相关字书之选用；拟古玺创作中的鉩文用法辨析。希望对当今拟古玺一路的篆刻创作有所启迪。

【关键词】 篆刻　文字学　拟古玺创作　字书　字法辨析

印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两大部分。理论研究除了史论研究外，另一大块就是文字研究。这个文字研究与“汉语言文字”下的文字学既相联系又有不同。联系在于文字学下包括了专门的古文字学，其中也包含有玺印文字研究方向；区别在于古文字学下的玺印文字研究重在文字的释读考辨［1］，进而为考古研究服务，为读通古籍文献、认识历史服务［2］；而印学下的文字研究，目的除释读、研究古玺印等美术史价值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为拟古玺印的艺术创作服务。

过去我们有时以“印章”或广义的“篆刻”一词来涵盖古玺印和文人篆刻艺术。近年来多倾向于将两者连称为“玺印篆刻”，有时又分别专指。须要说明的是，两者不是简单地按时间划分，也很难简单地按是否具有艺术性划分。本文也采用“玺印篆刻”来指称相关概念，其中“古玺”主要指自春秋至秦以前的玺印［3］，“拟古玺创作”则属于篆刻范畴。

印用文字与入印文字

书法上，我们都熟悉篆、隶、草、行、真五体，当然还可以细分出一些小字体。就篆书而言，狭义的仅指“小篆”［4］。《说文解字》释“篆”为：“篆，引书也。”段玉裁注：“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书，而谓史籀所作曰大篆，既又谓篆书曰小篆。”广义地，篆书是“大篆与小篆的统称。”［5］《中国书法大辞典》认为篆书广义地“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等”。不过它认为狭义“主要指‘大篆’和‘小篆’”，还指出篆书有许多变体。［6］但玺印篆刻方面，我们还没有鉨、摹、缪、叠、杂这样熟悉而亲切的诸体连称。

玺印篆刻文字，包括鉨文（玺文）、摹印篆、缪篆、九叠篆、杂篆、“书体篆”等及一些非篆字体。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两类：印用文字和入印文字。

印用文字是指专门用于制作印章的文字，也是一类印章（官印为主）的专用文字，主要有鉨文、摹印篆、缪篆、九叠篆等。众所周知，摹印篆是专用于秦印的，缪篆是专用于汉印（主要是新莽后印）的。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得明白：“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秦始皇使杜下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7］广义的摹印篆，可以包括古代用于玺印的各种字体。九叠篆唐时已有，到宋代大大发展，专用于官印，直至清代、民国。明丰坊《书诀》：“五曰缪篆，汉晋印章之文，图书私印宜其体；六曰叠篆，今官府印信所用……”［8］这表明各种印用文字虽然都有起用和兴盛的时段，但终点并不明确。用途才是更主要的。

本文重点要说的鉨文，是指制作古玺所用的文字。最早提及“玺文”二字的大概要数徐锴对汉许慎《说文解字》摹印一体所作的注：“萧子良以刻符、摹印合为一体。徐锴以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应别为一体。摹印屈曲填密则秦玺文也，子良误合之。”［9］不过此“秦玺文”与我们所言之玺文，并非同一对象。之后，当人们真正认识古玺时，有王国维称其为（或归入）“古文”，归于六国文字；王人聪、罗福颐把“玺文”称为（或归入）六国古文。当代古文字研究有较为全面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成果。《古文字诂林》将上自殷商下迄秦汉的古文字分为八类，分别为：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10］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能够较准确反映古文字全貌的分类法。在玺印文中，我们根据具体需要再将其分为玺文和印文。印文包括上述摹印篆和缪篆等，玺文主要是战国玺的文字，在当代论著中多称为“古玺文”。“鉨”一般视作玺的异体字，其实是战国时六国古玺专用的玺字，一字而有“古玺”二字之含义。所以我们通常用“鉨文”替代“玺文”或“古玺文”，有将秦代及秦以后皇玺所用文字排除在外的意思。但按照我们上面对古玺的界定，除六国古玺所用文字外，鉨文也包括了绝大部分的秦印文字。

古玺是中国印章中最早的、成熟的、大宗的印章，见于实物或文献著录的古玺，至少有万方以上。鉨文是专用于制作这些印章的，可以说是最早的印用文字。

入印文字，是以原本主要作其他用途的文字，为要篆刻印章取而用之的文字（以篆书为主）。这个转化过程，即“印化”或“鉨化”，转化后利用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为以某文字“入印”。如杂篆入印、楷书入印、隶书入印、行草书入印等。其他文字的入印，是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其中包含着审美追求在文字这一基本元素上的落实。大致有几种类型：一是将当时的实用文字较普遍而明确地用作印文，如元代的押印，用楷书（包括魏碑）或行楷。二是用篆书通行时代的非玺印文字改造入印，如将甲骨文、古文、金文（彝器、诏版、镜铭、兵器文字）、钱币文、陶文、简帛文等，印化作为印文。所谓“印外求印”，多从文字入手。通常认为“印外求印”论的倡导者和开拓者是清末篆刻家赵之谦，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三是直接从书家自创、独擅的篆书风格，稍做印化调整，用于篆刻，即所谓“印从书出”“以书入印”。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齐白石等，皆个中高手。

一般而言，今日之篆刻，关注并采纳印用文字，意味着重传统，特别是对有着极高艺术性的实用玺印的继承，进而发扬光大；而更关注入印文字，则意在革新、独创，也包括后人对此法成功者的摹仿、继承。印用文字是千百年前的一个既成事实，用它来作篆刻创作，必注重其客观性、严谨性，在此前提下顺势而得古拙、灵变之意趣。入印文字是篆刻家的发明创造，篆刻中，无论参用前人已入印的文字，还是自己以古文字新变入印，都追求艺术性、新颖性，在此前提下又要不失对古玺印和古文字的敬畏之心，谨防篆法离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便可以清楚，后世看似面目相近的一些先秦文字篆刻，因所用文字不同而分别成类：主要以古文入印的“古文印”、主要以金文入印的“金文印”和用纯正鉨文进行的“拟古玺创作”。

从古文入印到拟古玺创作

从古文入印，到金文入印，再到拟古玺创作，是一个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篆刻艺术演进过程。这一演进的动力主要是审美上的尚古追求，其基础是考古发掘和文字学研究在古玺印方面的推进和成果，最终落实于印文字体的主动选择。三类篆刻用的都是先秦文字，这是一个由入印文字回归印用文字的过程。

（一）古文入印

古文入印，据目前之研究，起于唐代，在宋代得以繁盛。这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文字（书写）发展、字书发展、玺印发展等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应运而生，顺势而发。孙慰祖在《唐宋元私印押记初论》中谈到宋代私印文字取法的问题时，认为：“宋代私印除了小篆、九叠篆以外，还出现了‘古文’入印，当是受到北宋时期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字书为代表的搜集、研究先秦古简书文字的学术背景影响的产物。”又指出了这种风气的源头在唐，说：“书写古文的风气在唐代已经出现，有代表性的遗迹如咸亨元年的《碧落碑》。私印中所见古文入印有珍秦斋所藏‘敦实’，从形制、铸造工艺来看，都具有唐代的特点。……也是后世以‘古文’入印的先声。”［11］

温大鹏《唐宋时期古文入印研究》，首先将文中“古文”界定为“传抄古文”一类，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他对所研究的唐宋印中入印古文的判断。接着，文章分析了唐宋时古文存在状态及背景，具体涉及唐代古文经学、书学、科举制度与古文的关系，唐宋经学与古文应用的关系，以及宋代金石学与古文的关系。对于唐宋时期古文入印的形成条件，文章指出三点，分别是：文人印章艺术化对入印文字的多样性要求；古印谱的集辑及对古文入印的影响；作为古文入印基础的古文字书。文章还分析了唐宋时古文书法的特点和古文印化的情况，包括：保持古文原型、古文入印的金文化、叠篆化、小篆化和缪篆化。［12］其中，编纂古文字书的影响远胜于集辑古印谱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应该说，也是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图1）

◎图1

如果说唐宋时期古文入印是兼有实用目的和文人好古审美色彩的话，那么经过元代的被批评被冷落之后，古文入印在明清阶段有了一个从复兴到衰落的起伏过程。尚磊明《明清传抄古文印章述论》直接将古文入印称为“传抄古文印章”。文章在介绍了明代和清代两部分传抄古文印章之后，着重剖析了传抄古文印章衰落的原因和传抄古文入印的启示。作者站在传抄古文入印的立场上，将这类印章衰落的原因归于“‘印宗秦汉’的制约”“清代金石学的影响”“主流社会用印的影响”三方面。［13］其实，唐宋时古文入印本是尚古的审美追求，只是当时的印人不知也不识战国玺印，误将传抄古文当作古文字之正宗，作为一种积极探索而用以入印。在明代文人篆刻中，是更有风格创变意识的自觉行为，但清中期文人篆刻家对印章之古趣、古韵有了良好的审美体验和篆刻实践，并知晓传抄古文或有误后，自然对其热情骤减，转向他途。

就篆刻家个人或流派论，也有专热衷于古文入印的。著名者如苏宣［14］、丁敬、黄士陵及黟山派［15］等。从苏宣到黄士陵，传抄古文的字法特征和书法趣味，也在渐次降温。

张炜羽《唐宋至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对吉金文入印与古玺创作之影响》是一篇综合论述古文入印和金文入印的颇有价值的文章。文中把“吉金古文印”分为“吉金文印”和“古文印”；对各时期古文的搜集、著录研究情况结合当时的金石学、文字学学术背景作了简略交代；对部分古文印文来源做了说明，对大部分仅点出某方印或某一印文来源于古文；还包括对某些古文入印后的书法风格做了阐释。［16］但应当指出，“古玺创作”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今人篆刻，即使与古印惟妙惟肖，甚至放到古印中亦莫能辨拣，也不能说这就是秦印创作、汉印创作，而当加一“拟”字在前。

（二）金文入印

一般认为，金石学盛于北宋，金文入印是同金石学研究密切相关的，而米芾又为最早的印学家，所以称金文入印起于宋代。金文入印在元、明时并无明显的发展，但晚明出现了对金文和古玺的突破性认识。到了清代，金石考据和古文字研究趋热，金文研究亦渐复兴，加上篆刻艺术大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金文自然而然被印人们引入创作，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实践上都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而到晚清黄牧甫的时候，他直追先秦之上，致力于三代金文和古玺的研究，堪称金文入印的集大成者，其弟子更是多有发扬，风气之盛，至今不衰”。吴炬《流派印对金文入印的认识与实践》一文对金文入印有较为完整和客观的阐述。除了论金文研究与金文入印的发展关系外，还梳理和解读了历代印学家对金文入印的认识，罗列、简述了明清印人对金文入印的实践。［17］

这一类型的印章，古人对其之认识与评价，主要还是集中在用字问题上。吾丘衍《三十五举》之二十九举曰：“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18］全从不悖古法的角度立论，全盘否定。吴先声在《敦好堂论印》中认为：“钟鼎古文，皆周秦款识，原不施之印，后人每取用之。今作朱文亦复不免，但须得体，不可杂凑。狐裘续羔，缁衣补缟，则贻笑大方，良复不浅。”他清醒地认识到金文、古文皆非印用文字，只是后人常“取用”而已。他不简单排斥之，而是提出“得体”和“不可杂凑”的用字要求。［19］林霔在《印说十则》中说：“刻印有用古文、钟鼎文者，必全体俱古文、钟鼎，不可错杂成章，贻笑大雅。然此只可用之闲杂印；若名字印，除摹印篆、小篆外，间有用古文者，钟鼎文断不可入。”［20］他也要求一印中字体统一。也许名字印是自古有之，故须以摹印篆等印用文字为之。

在陈西的《黄牧甫古文入印及对黟山派的影响研究》中，“古文入印”是泛指的古文，包括了金文入印和传抄古文入印。文章对黄士陵的这两类印作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发现“黄氏运用‘吉金文’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传抄古文’，并且在一方印章中时常会出现部分字运用的是‘吉金文’而部分则是‘传抄古文’”［21］。这也反映出以上尚磊明文所说的古文入印之衰落趋势。并且黄氏的古文入印，已有更多结字、章法上的印化，以及以书入印的笔意讲究，而非简单的两头尖中段肥。黄士陵毫不隐瞒自己的金文入印，更喜将取法所自和盘托出，如“若日”边跋：“若篆见《散盘》。牧甫仿。”“德彝”边款：“逸荐观察属仿钟鼎文。”“德”很可能取自《大盂鼎》，“彝”取自《□鼎》。“俞伯惠”边款：“俞，篆见《鲁伯厚父盘》，今从之。”（图2）

◎图2

清末民初，古玺已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清楚，篆刻家也开始有摹拟古玺的创作，但金文入印仍为大多数印人喜爱，各种尝试和更深入的研究并未停止。从文字的角度看，与古文入印之古文既非印用文字又经传抄而多有讹误相比，金文虽非印用文字但确多出自古器物，字形真实可靠，加之钟鼎铭文的研究日趋深入，这是金文入印印风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三）拟古玺创作

不同于古文入印、金文入印，是拿了别的文字来作印章文字，拟古玺创作是直接用先秦的印用文字来作篆刻文字的。无论是出于尊重传统，敬服前贤，还是出于一心想要探究博大而悠远神秘的古玺之美，人们一旦接触并认识古玺之后，便更指望用正宗的原材料去做至上至美的作品。这正宗的原材料就是鉨文。

关于历史上古玺和古玺文字的被认识和研究，包括著录、考论、考释等情况，前人已有不少整理和论述。笔者在《论拟古玺创作用字的增补及用例举隅》一文中，也有谈及，故不再在此赘述。值得一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是古玺研究的高峰期。大型印谱如康殷、任兆凤主辑的《印典》（1989年），黄惇主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先秦印风》（1999年），沈沉主编的《中国篆刻全集》卷一（2000年）等；重要字书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998年），汤馀惠《战国文字编》（2001年）、小林斗盦《中国玺印类编》（1996年），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下册，2008年。初版1980年）等，皆为标志性的成果。除了印谱与字书外，民国以来，有关古玺的研究面也在逐渐扩大，涉及古玺考释、古玺分域、古玺通论等。考释文章有丁佛言《古玺初释》、黄宾虹的《宾虹草堂玺印释文》、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何琳仪《古玺杂识》等，分域研究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等；古玺通论有罗福颐《古玺印概论》、曹锦炎《古玺通论》等。此外还有对罗福颐《古玺文编》《古玺汇编》的研究校订，如吴振武、林素清、施谢捷、肖毅等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拟古玺创作的热潮，正是稍晚于这研究高峰而掀起，绝非巧合。

拟古玺创作，大概可以朱简的朱文小印为起点。朱简曾指出：“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简者，汉、晋印也。”［22］他指出先秦印的特征为“文极圆劲”，又说：“印文古无定体，文随代迁，字唯便用，余故曰印字是随时代使用之俗书。试尝考之，周秦以上用古文，与鼎彝款识等相类……固非缪篆，亦非小篆，明矣。”［23］更指出这类印文字随时随地随人随用而存在的不确定性，也指出了其与金文的相似性。朱简曾作《印品》二集，上集摹刻古玺，下集摹刻汉印。

通过这种摹刻，朱简对古玺文字及艺术风格应当有了一定的掌握。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朱简的两方姓名朱文印“修能”（图3）与“朱简”（图4），它们虽不能说是严格的拟古玺创作，但确为此种探索的早期作品。修能为朱简之字，“能”字与古玺“钟能之鉨”之“能”字形近，但更与中山王鼎“能”字形近；“修”，鉨文、金文皆无，虽“脩”通“修”，但在“修能”词义中，二字不能互通。朱简之“修”，很可能从小篆鉨化而来。朱简，本姓朱，但他作姓名玺，以邾代朱。这本是先秦时以国（邾国）代姓的典型做法在古玺中的反映。不过无论鉨文还是金文，“邾”左部中间均应为二横，至秦小篆，方改为一横；“简”无鉨文，有金文，通过比对不难看出，“简”字在此是用鉨文部件的拼合而成，而非金文鉨化或小篆鉨化。从篆刻风格看，此二印最接近的还是拟古玺创作，尽管它因边不够宽、文不够细挺而不像典型的三晋小玺，但与某些阳文吉语玺的做法却颇相近。朱简相当重视篆刻字法，曾言：“以商、周字法入汉印晋章，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虽不妨取裁，亦要混融无迹。以唐、元篆法入汉、汉晋印章，如以词曲句字入选诗，决不可也。”［24］意即：古字今用可，今字古用不可。

沙孟海是20世纪著名书法家，其实，沙氏在篆刻和古文字学方面，亦有极高的造诣。沙氏的拟古玺创作，在当时篆刻界也是鲜有能及的。他的“孟海”私印，“海”字形及在整体章法上的关系，完全仿自古玺“者海”（《吉大》43）；“孟”字形在鉨文（《玺汇》1345）和禾簋“孟”字之间；整体章法与“者海”相较，边、文关系及印文在印面上的充满程度，有较明显的差异。“以大革命之岁生”，纯以燕系阴文鉨之章法作分布，印文各字亦合于纯正的鉨文。（图5）

◎图5

拟古玺创作，在清代、民国乃至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里，进展并不显著。我们曾以《二十世纪篆刻名家作品选》作为样本，对其中印文为先秦文字者作逐印排查，查其文字来源，得出这样的结论。［25］但我们也注意到，该书是以卒年为准来遴选名家。假如我们兼顾在20世纪末最活跃的篆刻家，兼顾艺术水平高而尚未出名的青年篆刻家，假如我们也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的篆刻展赛，就可能会看清一个拟古玺创作突飞猛进的热潮。

林剑丹2001年出版《林剑丹古玺文字印联选》，书名就框定了所有作品选用文字之类属。据其“后记”称，以古玺文字书联，乃其先师方介堪之夙愿，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小做尝试，“受到书画界名公巨擘不约而同的赞赏，认为它既有金文遗韵，又无小篆俗尚，另辟一径，高古秀雅，清新可爱。只可惜古玺文字能够释读的不多，要加以变化运用，首先应当深知篆书篆法，要‘遵修旧文而不穿凿’，笔笔须有来历”［26］，戴小京则在序中说道：“近年以来，出土文字资料迅猛增加，战国文字的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学科。”“现存古玺文字可释读者不足三千字。这个数量用于限定内容的创作是明显不够的。”［27］补充一点，这里所谓“三千字”，还包括了许多非常用字，甚至是隶定古文。而拟古玺创作，也成为篆刻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印风。

沈颖丽2003年出版《沈颖丽印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其拟古玺创作的“《诗经》篇名系列”。这里所选几方（图6），可以看出她对于战国玺多种风格的把握，笔意、刀趣的融入，章法上的灵变与严谨并存。在鉨文应用方面，也颇见功底。［28］

◎图6

我们认为，拟古玺创作至少在现阶段来看，是对古文入印、金文入印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提高篆刻艺术的学术价值方面。它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突然崛起，是与古玺与古玺文字的研究进展分不开的。杨亮有个说法：“篆刻家与其使用一部有争议的‘古文’字书，不如规规矩矩以缪篆入印，既可以上溯秦汉，又避免使用错字贻笑大方。以‘古文’入印以求古求变，反不如摹刻先秦古玺，有据可查。”［29］

鉨文字书和相关字书之选用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选用合适的字书，是成功篆刻的良好开端，尤其对拟古玺创作而言。学界对古玺文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鉨文考释的论文（集）和鉨文字书。但假如我们的印人欲进行拟古玺创作，却又不熟悉甚至不知晓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的创作用字便只能是自说自话，这种创作也只是自娱自乐。

篆刻的工具书，主要有两类：印谱与字书。印谱属图谱类，字书属字典类，两类都十分重要。印谱有利我们认识和分析艺术风格，启迪创作思路；字书则让我们得以选定构建印章的“基础材料”——篆刻用字。

因为玺印篆刻类的字书，有为艺术创作利用之功能，所以又产生了第三类——图谱类的字书。1996年2月小林斗盦出版《中国玺印类编》，罗福颐为之作序，其中说道：“近又得斗盦先生惠书，谓将编古鉨及秦印为字典式，行将付梓，并寄示印样。展读之余，见每字之下，罗列打本，对古印无割裂章法之弊。回忆曩昔，予寓旅顺时，编《古鉨汉印文字徵》，有人建议，以为摹取印文固便初学，惜古印章法则不得见为憾，时予虽谢其言之中肯，要而愧力所未逮，并窃以为国内印刷亦未臻完善也。”［30］与其他类型印章相比，古玺之章法构成更复杂也更具魅力，所以其章法构成也更为后世印人重视并取法。罗也因此而非常赞同小林斗盦这种做法。这类字书也可以理解为字典式的印谱，因为它比一般印谱增设了检索途径。事实上，罗氏自己早在1981年出版《古玺文编》《古玺汇编》，若将二书配合使用，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关于鉨文字书，古菲有较深入的研究。其《鉨文字书研究》一文，包括：鉨文字书探源、鉨文字书流变及总括、鉨文字书解析、对未来鉨文字书编纂的展望。［31］这一研究成果，对鉨文字书论述较中肯、详尽，不只是有学术上的意义，拟古玺创作者也都值得一读。本文亦不再赘述。鉨文字书最近几年的新发展，也值得关注。

这里说的相关字书，是指专业字书之外有利于我们查找、选用以至增补、辨识鉨文的字书。以下谈鉨文字书和相关字书的选用。

选用字书，首先要注重专指性。鉨文字书才是拟古玺创作的专业字典。过去，一方面可能是人们过于看重了甲骨文、金文在先秦文字中的地位，而忽视了其他种类文字；另一方面战国文字尤其是古玺文字方面的研究确实比较落后，所以这种专业字典问世比较晚。人们更多的是先入为主地沿用着《古籀汇编》《金石大字典》《金文编》等来查字。

古菲曾作过分析和判断：“1930年，罗福颐编纂的《古玺文字征》（与《汉印文字征》合为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计629字（其中见于《说文》者419字），附录约650字，这标志着古玺文字的研究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出现了，是书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鉨文字书。”［32］其《鉨文字书研究》整理并罗列、分析了21种鉨文字书，其中有专指的，有综合的。

专业字书主要有：《古玺文字征》《古玺文编》《中国玺印类编》《秦印文字汇编》。

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当欲创作印文中的某一个字没有对应的鉨文时，就须要去解决缺字问题。就找字而言，一种是同（近）字体在时序上向古今延伸，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及的甲骨文、古文、金文鉨化入印和小篆鉨化入印；另一种是在同时代（战国）而不同类文字中横向拓展，找适合的文字鉨化入印。

在纵向找字的思路中，首选者当为金文，因为它是当时最正规的文字，时代也与鉨文大致相当或更早些。金文为钟鼎彝器之铭文，在两周时往往代表正宗，代表官方，地位崇高；金文与鉨文中有不少字，其本身的构形就相同或相近，所以金文鉨化是一种很可取的策略。须要指出，金文鉨化、古文鉨化同金文入印、古文入印等是不同的。金文入印是将金文用于篆刻，其印文尽可能采用金文，最终是追求有金文书法效果的“金文印”，而拟古玺创作，是在从印文到整体章法、局部结构、线条等，都求与古玺逼似，得古玺之韵味、气息。一般是竭力运用鉨文字书，在鉨文阙如时，无奈而用金文鉨化来补缺。当然也可用甲骨文鉨化入印，而尽量不用小篆鉨化。正如朱简“古字今用可，今字古用不可”思想所倡导的，古文鉨化亦不甚妥当，因为传抄古文相对讹误多一些。

在横向找字的思路中，首选者当为战国封泥，因为它本身多为古玺戳打钤压的痕迹；次为战国陶文，它也是古玺或类似古玺之印模钤打而留痕；再次，也可考虑用战国的金文、简牍文、石刻文乃至钱币文鉨化入印。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毕竟这些文字都是战国时期的。

有时想要严格地采用同一地域（系）的文字来摹拟古玺创作，是更难的事。若有旁系之鉨文，如何“改造”成本系的文字，也是十分考验篆刻家文字学功夫和修养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文字类编》（修订本）、《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编》都是重要的字书。

要重视利用考释型、诂林型字书，更准确地找到对应鉨文，分辨字间关系。“考释型鉨文字书的主要特点是：有字形著录也有文字考释。在各种同文异形或同文同形的鉨文字形中，选录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写法。少数字书还能综合各家考释，得出关于某字形、音、义解释的定论；无定论的，则罗列诸家之说以备考。”“综合诂林型鉨文字书的主要特点是，不仅对古文字字形进行著录，而且原文罗列诸家考释成果，有的还加入按语，形成较为丰富的资料汇编。”

考释型字书包括《古籀汇编》《常用古文字字典》《战国古文字典》等；综合诂林型字书有《古文字诂林》。考释型数种，也都是综合型的，但其中都包括了鉨文。［33］

我们可以通过《战国古文字典》了解到字间关系。如鉨文B，“A之初文”；鉨文D，“C之省文”；鉨文E,“读F”，等等。掌握这种关系，并细加辨析，便有可能通过间接对应关系做一些可用鉨文的增补。［34］通过《古文字诂林》看到各家之说，尽可能避免偏见，不致盲从。

综合利用各种相关字书。这对了解古今字字形和用法上的差异，十分重要。利用《说文解字》，可以大致判断某字是否有对应的小篆形态。《汉语大字典》在各字头下，先列其主要的古文字字形，包括《说文》小篆，所以它也可用于判断某字是否有对应的小篆形态，并且检索更便捷。对于没有《说文》小篆的字，组合造字似乎更不靠谱。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去探究该字是否有间接对应的字间关系。

《说文解字》“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之展转传写，又经唐朝李阳冰之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板，始得流传于今世”。徐铉除纠正脱误外，又有五项增改。其中第四项为增加注释，其中又分数项，第二项为“时俗讹变之别体字与《说文》正字不同者，亦详辨之，皆题‘臣铉等曰’为别”。该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末附《检字表》，表分三部分：1.部首；2.正文；3.别体字。《别体字表》，列出小篆正体与后世俗别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以徐铉所注而摘引出来的。如“仗，篆作杖。一二三上。”对应第123页“杖，持也，从木丈声。臣铉等曰：今俗别作仗，非是。直两切。”［35］这样让我们知道，作小篆，“仗”应查“杖”。类似地，“晴”应查“夝”；“帆”应查“颿”；“佑”应查“右”，等等。

《汉语大字典》，共计收录单字56000个左右，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此书正文字头下的古文字字形及出处，反映了形体演变过程；收入中古音和上古音，可用于判断两字通假时是属于音近通假还是音同通假；收入了常用义、生僻义，多附于古籍中之应用实例。附录有《通假字表》《异体字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等。有助于我们确定字间关系、辨析字义，以及是否需要或可能转查另字。

此外，胡双宝《异体字规范字应用辨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欧绍华《常见通假字字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版），以及祝鸿熹的《繁简字异体字正体字举例对照辨析手册》、王辉的《古文字通假字典》、高启沃的《简明通假字字典》《古籍通假字选释》等，都可用以查找和辨析字间关系。

历史上，有的篆刻家十分重视篆法、熟谙字书，甚至精通学术、编纂字书。如西泠四英之一王福庵便著有《作篆通假》，后由其弟子韩登安校补而成《作篆通假校补》。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出版时，于“出版说明”中说：“如今为篆刻印者每惑于后起之字，若便从今体，固无不可，然又恐有不谙六书之讥。而得此书，则有‘如获津梁’之便。”［36］但多数篆刻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对篆法、字书作较深广的了解、钻研。也正因为如此，为了促进篆刻艺术的学术性进步，在印用文字增补和用法辨析等方面做一些专门性的基础工作，就显得必要以至紧迫。

拟古玺创作中的鉨文用法辨析

关于拟古玺创作的用字增补，笔者几年前做过一点工作并已撰文交流。这里再谈谈鉨文用法辨析问题。

篆刻创作用字，第一步便是将待刻印文内容中的简体字转换成繁体字。这种转换并非一一对应，如“获”：獲得、收穫；“尽”：竭盡、儘快；“台”：燭臺、颱風、檯燈；“发”：頭髮、發達；“干”：幹部、乾淨，等等。正确转换，方可去找相应的篆书。

即使是拟秦摹汉，用小篆体系的文字，也有个古今字、正体字与别体字不完全对应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说文》《别体字表》，列有：“快，篆作駃”。但事实上，《说文》小篆既有“駃”，也有“快”。《说文》：“快，喜也，从心夬聲，苦夬切。”即现代汉语中“快”字表示“愉快、高兴”之意。“駃，从馬夬聲。臣铉等曰：今俗与快同用，古穴切。”表示速度高、时间短（跟“慢”相对）之意。又如常用字“创”。惩创、创伤的“创”，小篆应为“刅”。《说文》：“刅，伤也，从刃从一，楚良切。创，或从刀，仓声。臣铉等：曰今俗别作疮，非是也。”《集韵·阳韵》：“刅，或作创。”而在表示“创新、创造”时，用“刱”更合适。《说文》：“刱，造法刱业也，从井，刃声，读若创，初亮切。”这些个关系，“别体字”表也未予表明。这说明留心辨析字义之必要。疮，《汉语大字典》无小篆形，亦未见于《通假字表》《异体字表》，但在字典正文中有“①伤口；外伤。也作‘创’。《玉篇·疒部》：‘疮，疮痍也。古作创。’”这样，其小篆形亦为“刅”。

丁洁《拟古玺创作用字再增补与用法辨析研究》，对拟古玺创作中增补字中的常用字做了用法辨析。这一部分包括：词性及用法分析，几种重要相关工具书的选择，鉨文与拟古玺创作用字字义匹配的整理、辨析。以下摘取数例，来说明鉨文用法辨析的具体做法与意义。

壴，“鼓”之初文。郭沫若《卜辞通纂》：“乃鼓之初文也。象形。”壴，陈列乐器、鼓架之意。鼓，从壴。支，象其手敲击之。另唐兰《殷虚文字记》：“‘壴’为‘鼓’之正字，为名词；‘鼓’为‘击鼓’之正字，为动词。” 在某个历史时期，“壴”和“鼓”被区分开来使用，以“鼓”专动词。且我们从象形的角度来分析“壴”与“鼓”两字之间的差异，认为在表示名词意义的“鼓”时，用“壴”之鉨文为宜。但是因为在战国时期只有“壴”，现在的常用字中只有“鼓”，所以我们认为在现今拟古玺创作时，可将这两字视为义项完全吻合，即“鼓”在各种义项中都可用“壴”之鉨文。

半，“判”之初文。《说文》：“判，分也。从刀，半声。”《说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可见“半”与“判”意义相通之处在于表示“分开、分离；半，一个整体的二分之一”之意时，若想用“半”作为“判”之鉨文，则待刻玺印的文字内容须符合这一义项。例如天地剖判、判裂。而“区分、分辨；定、判定；政府等执法机关对案件的裁决；唐宋官制”等义项，不可用。

㦡，“樂”之繁文。“樂”为“乐”之繁体字。《广韵·铎韵》：“㦡，娱也。或从心。”《正字通·心部》：“㦡，俗樂字。”当“樂”表示“喜悦；愉快”时，如欲刻内容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樂”可用“㦡”之鉨文。而在表示“樂”字其他义项时，如“音乐；乐工；乐器；唱、奏；指儒家六经中的《乐经》；生；姓；乐于、安于；安乐；笑；喜好；治疗”等义项时，不可用“㦡”，只能用“樂”。［37］（图7）

◎图7

异体字及其用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字现象。裘锡圭对此做过严谨的解析：“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部分异体字用法的同异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式，也可称包孕式，就是一个字的用法为另一个字所包含。……另一类是非包含式，就是彼此既有共同的用法，又各有不同的用法。……非包含式部分异体字用法的同异情况往往很复杂，而且有时找不出规律性，不能类推。……狭义异体字跟部分异体字的界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38］前述朱简拟古玺创作，用“修”不用“脩”，即是明白“部分异体字”用法才有的明智之举。通用字之间具体关系的确定，同样有相当的难度。依此看来，要通过对特定异体字、通用字关系的理解来增补拟古玺创作用字，并经辨析而选择性利用，确是值得探讨、深究的事。

［1］“然则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尤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2］“由于古玺涵有种种人名、地名、官名等等，从而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李学勤：《古玺通论序》，载于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4页。

［3］通常认为“古玺”不包括秦统一以前的秦国玺印，但“实际上，秦统一以后仅仅存在了15年，况且秦国印和秦代印确实不易也不可能予以区别，从考古学上讲也很难把统一前后的秦划分开来。所以，与其将这部分玺印称为‘秦印’，还不如统合于‘古玺’更为合理，因为它们的绝大部分毕竟属于战国时代。”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4］“汉字字体，秦朝整理字体后规定的写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92页。

［5］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2页。

［6］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0页。

［7］许慎著，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

［8］丰坊：《书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07页。

［9］同［7］。

［10］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凡例第1页。

［11］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2］温大鹏：《唐宋时期古文入印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尚磊明：《明清传抄古文印章述论》，《中国书法》2017年08期，第126—129页。

［14］杨亮：《苏宣与古文印风的兴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3期，第22—25页。

［15］陈西：《黄牧甫古文入印及对黟山派的影响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