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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勇 内容提要：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写作可有各种形式和方法。文章提出一种可供尝试的写作方法：“以人物为主线”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有利于做到“人学互见”，增加史学著作的亲切感；有利于从人物内心了解人物及其学术；有利于观察学统、学脉、学术之形成和发展。并呼吁从事音乐史教学的同行们积极准备相应资料，以备写作之用。 关键词：史学史；社会背景；史学思想；学脉 原载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续） 王光祈是个伟大的音乐学家，其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都很清晰，并且，历史地看，也是先进的。他虽然自己限于各种条件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却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不做“挂账式”的文章，要在社会文化中谈音乐的进化（我们可以理解为技术的进步），这些都是非常精辟的。 再看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杨荫浏先生。杨先生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一个时期，他还少不更事，谈不到思想。但在后两个时期，特别是从“中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转化，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政治环境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了多大影响。 杨先生一生写过两部音乐史巨著，一部《史纲》，一部《史稿》，大家都熟悉。《史纲》完成于1944年。据杨先生在引言中说，该书的使命是“忠实介绍中国的音乐史实及与音乐相关的哲学思想”。冯文慈先生曾认为《史纲》“基本上属于实证史学的杰出著作”。[①]笔者对那个时期的史学著作学习不够，但也读过一些，觉得那时的史学著作很多都属此类。追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史实，尽管很困难，但这毕竟是一种治史态度，一种史学观，这和我们看到的《史纲》是一致的。但是到了《史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部书动笔于1959年，是在经历了多种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以后。这些教育和运动，以及学术领域里的政治导向，使得杨先生有点手足无措。他在书中十分生涩地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张口劳动人民，闭口统治阶级，体现了十足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例如对朱载堉的态度，他在《史纲》中只是客观地、科学地介绍了朱氏的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意见；而在《史稿》中，他却说：“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音乐观点却十足地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复古的、神秘的雅乐思想。……他想利用当时劳动人民创造的音乐形式去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复古思想。这是反动的。……但在他的音乐观点中，仍然有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一面，则是应该批判的。”平心而论，他的这些话并不全错，但是反映出的历史观确是非常机械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使用得也不熟练。 这些现象是明摆着的。现在60岁左右或以上的人，都经历过一部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比较容易理解杨先生的这种状况，年纪再大一些的人当然就更容易。如果再对杨先生的经历了解更多，理解也就更加深入。年轻的一代，可能就更加需要了解杨先生的经历，了解他所经过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才能较明确地理解他的史学著作风格，否则就会认为杨先生将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化、庸俗化。 就写作而论，显然从人物入手更加容易切题。解决了人物的思想意识问题，再来认识他的学术，就容易清晰透彻。这种写作，也就更加具有阐释性特色。 以上仅仅是个别例子。其他重量级人物，如李纯一、黄翔鹏、夏野、汪毓和等，都有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与他们的学术都密切相关。音乐史学史的主要读者，是下一辈年轻人，为他们多提供一下人物及其相关的历史信息，对他们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 有利于从学术师承脉络看学术的延续和发展 学术师承，是学术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位大师级人物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经常由他的学生继承和发扬光大（这里暂不包括私淑者）。亲传弟子，最容易真切地把握先生的思想和方法，在感情上对先生也最亲切。通过师承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学术是怎样被继承、强化和发展的。例如，陈应时先生的几位学生，在陈先生的影响下，对“闰”音的音位问题进行了前赴后继式的论证，纠正了过去不切实际的认识。这个例子，体现了师承和团队作战的力量。再如，洛秦先生的弟子们，在洛先生的指导下，对宋代音乐做了竭泽而渔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还将继续下去。此外，编年史研究也在他这里兴起，并且由学生们执行下去。王子初先生的音乐考古团队是由他和他的学生组成，学生们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按照音乐考古的基本方法，研究着不同的具体问题。这种由师承脉络形成的团队，可以代表一种学术方向，学术风格，以及学术专长。又如，黄翔鹏先生与杨荫浏先生的师承关系，崔宪和黄翔鹏先生的师承关系，李玫和赵宋光先生的师承关系，我本人和冯文慈先生的师承关系，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学术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能够发展得兵强马壮，或可形成某个学派。早在2000年，高兴先生就提出了“杨荫浏学派”这一概念；最近，刘再生先生又提出了“杨黄学派”的概念，可见传承关系对于学派形成的重要作用。当然，并非一位大师的所有学生都会走上相同学术的道路，研究同一个领域的问题，但是先生的思想、理念乃至人品等，肯定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也就进而会对后来的学术产生影响。于此，学脉，学统，学格，皆可以通过后辈学人得以传承与彰显。这种学术继承和传承的关系，对于高水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术的进步特别重要。在此种史学史的写作中，某些年轻学生可能还不能被单独开辟章节加以介绍，但是通过师承关系的叙述，他（她）的学术成果也可能得到反映。 材料问题 写人，不比写他们的学术更加轻松。首要的困难，是第一手材料的获得。相当于我们父辈的前辈，很多已经离世，更不用说相当于爷爷辈的。有关于他们个人的材料，已经无法从他们本人那里获得。这种遗憾，只能永远成为遗憾了。虽然从其他渠道并不是完全无法获得材料，但总是不够亲切。用赵维平教授的话说，叫作“品格”不同。据笔者所知，目前材料比较充实的有杨荫浏（音乐研究所学位论文）、冯文慈（陈荃有、郝帅）、黄翔鹏等，其他就不清楚了。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带研究生的机会，让学生来做音乐史学家的研究，既研究了人物，又研究了他的学术，而且为音乐史学史积累了资料。我们也可以以音乐史学会的名义，烦请一些健在著名史学家写一些自传性的材料，烦请一些熟悉已故史学家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写一些回忆文章，包括一些生活随笔类的文字，以供史学史写作者之用。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角，也应该是史学史的主角。早在20世纪，郭乃安先生就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音乐史学史，也应该把目光投向人。本人期待，在未来的音乐史或者史学史研究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人的信息。这样，音乐史或史学史也就能够更加接地气，更高地提升“历史学的人间温度”。 注释： [①] 冯文慈：《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反思》，载《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第9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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