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六）

主持人：杨和平教授

点评人：罗艺峰教授

 

李晓天教授发言

 

李晓天教授的发言题目及内容  《涓涓不雍 终为江河：中国当代戏曲音乐史学史研究的“知”与“行”》：中国戏曲音乐，乃中国音乐重要构成要件之一。长期以来，中国音乐史学界受西方治史模式的影响，对于中国近现代独有的音乐种类和题材样式记述不够。中国近现代戏曲音乐史学史研究，是一项意义重大、内容繁多、涉及面较广的科研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音乐史学界对于这一领域有所关注，也出现了若干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从学科构建的要求和体量来说，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加，这为该领域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那么，如何进行中国戏曲音乐的史学史研究呢？我的看法如下：1.中国当代戏曲音乐史学史研究，其基点在于更加严谨的历史学的溯源、考证与叙述。2.中国当代戏曲音乐史学史的研究，其要点在于更加严谨的音乐形态学描述、解析与诠释。3.中国当代戏曲音乐的史学史研究，其特点在于更具开拓意义的文化学揭示、论证与阐述。总之，中国戏曲音乐史学史研究，应当在系统全面地梳理、归纳和总结之上，运用文化学原理来进行逐项的、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理论研究，力争做到深入浅出、定位准确、科学合理、透彻精炼，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

罗艺峰教授点评  这个会开到现在是渐入佳境。李老师的发言讲唱结合，使音乐史学的研讨有了音乐。他最后总结的多层次多要素、学科交叉点面结合等，已经在他的发言中有所体现。我在昨天的会议上讲到，音乐史学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被遮蔽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史相”，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过滤的东西，有许多音乐史现象没有被记录下来。这个问题有普遍性。前面提到的那些油印本、石刻本的音乐史学资料，凡是没拿出来的，都属于被遮蔽的历史。音乐史学的研究内容，不能脱离律、调、谱、器，要彰显音乐史的特色，不能光是文字的历史。

郑锦扬教授补充  李老师的发言，是中国音乐史学走向深入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音乐史学史的研究，如果都这样就非常有希望了。

 

刘勇教授发言

 

刘勇教授的发言题目及内容  《谈谈以人物为主线的音乐史学史写作》：19年前（1998年），我在美国买了一本书Pioneers of 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的先驱》），我今天谈的内容，就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我认为民族音乐学先驱者的历史，就是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这部书是以人物为主线进行介绍的，主要介绍了一些代表性人物的经历和成果等。这样的写法，适合发展时间不长的学科，其有以下几点优势：1.“见学又见人”。以人物为主线，能够准确介绍其成果，有了对其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的了解，读者才能知道他学术思想和成果的来历。我们目前的一些音乐家传记作品，和西方同类作品比较，显得不够生动，我们的容易拔高，可读性较差。2.有利于剖析人物的史学思想。我们从王光祈的音乐史经历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基调、史观和工作方法等。3.有利于从学术师承脉络看学术的延续和发展。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成果，经常是由其弟子发扬光大。比如我们学界的前辈杨荫浏、黄翔鹏、冯文慈、赵宋光先生和他们弟子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师承关系可以看出，学术是如何被继承和发展的。在此，我呼吁大家利用带研究生的机会，多做一些史学家的研究。同时，音乐史学家自己也可以做自传性的资料，写一些回忆文章，这些对于音乐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是人创造的。音乐史学史，也应该“把目光投向人”。期待未来的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能看到更多的人的信息。

罗艺峰教授点评  刘老师的发言，体现了历史学的“人间温度”。用刘老师的话说，就是要“见学又见人”，或者反过来说也行。如果中国音乐史学会能够组织一批当代音乐史学家的访谈录，那么这个“见人又见学”，就有了基础。这种“见学又见人”音乐史学史治史方法的根本价值是，通过人物关系，建立师承脉络，进一步说就是一个学科的“学统”。从学统见到学术、学脉、学人。这对于高水平著作的出现，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但非常重要。刘老师一开始提到了那位美国学者的一个著作，对我们来说有一个“照镜子”的作用，我们也可以做，甚至能够做的更好。

 

陈永教授发言

 

陈永教授的发言题目及内容  《“传记史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学》：1.对“传记体”“传记史学”“音乐传记学”等关键概念的辨析。传记文体，是一种文体形式。传记史学，研究历史人物是历史科学最基本的任务，人物传记是史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的基本表达体式。音乐传记学，包含学术场域、学术方法和表达体式。目前，学界在这个领域的代表成果主要有1980年代戴嘉枋、刘熊等关于“音乐家传记”写作问题的讨论，以及近年来田可文、孙红杰对“音乐传记学”和“传记文体”等相关问题的思考。本发言主要讨论“传记史学”。2.中国近代音乐史学中的“传记史学”学术状况。笔者目前所见最早以“传”立人的音乐类传记，是黄狉狉的《坤伶小传》（第1集，华新印刷局1916年），书中收录了三十余位民国初年戏剧演员的小传，近代后期三十余年间，相继出现大量音乐“传记”文献。3.中国近代音乐家传记文献的学术价值。从三个方面来谈，其一为存在（考据）。即探讨近代乐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存在显现。其二，语言（辞章）。探讨传记史学的表达体式。其三，思想（义理）。探讨近代音乐传记对当代音乐史学在意义上的接通和生成。

罗艺峰教授点评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向来有“重人”的传统。陈永老师的发言中，谈到了文体学、编纂学、传记史学、伶人传向乐人传过渡等问题，下了很大、很细的功夫。其中谈到的年谱类、传记类、辞条类三大传记体裁，恰恰是前辈人已经做出来的成果。刚才也谈到了传统学问的三大类，即辞章、考据、义理。无论怎么写史，都脱离不了语言。但其基础部分，是考据学。历史或史实，能否自动进入史学？不一定。很多考古学家的重大音乐考古发现，没有进入学者的著作。发现以后为什么不用？这里面有重大的史学原理的问题。义理，讨论的是思想史的问题，历史哲学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