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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风姿绰约才华出众的女雕塑家，丈夫常书鸿，则是敦煌艺术的守护者、享誉欧洲的著名画家。 才华横溢的夫妻两人，一个事业有成功德千古，受到世人称赞，一个却抛夫弃子流落街巷，遭受众人耻笑。 曾经的恩爱夫妻，人生为何如此天壤之别？这其中的原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陈芝秀，1908年出生于浙江一户名门望族，自幼便学习雕塑艺术，因家境优渥，使她一出生就接受了，其他女子所不能拥有的良好教育。 1925年，陈芝秀来杭州相亲，在亲戚家吃饭时，认识了同在家乡学习美术的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就非常喜欢绘画，但因父亲信奉实业救国，认为画画是个不靠谱的行业，便将儿子送到了工业学校读书。 谁知倔强的常书鸿，进入学校之后，便选择了染织专业，原因是能和绘画沾边。 毕业之后，常书鸿留校当了一名老师，几个月后，在饭桌上认识了，来杭州相亲的陈芝秀。 在接触的过程中，两人渐渐互生好感，由于家境相当，才华和思想都很匹配，于是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1927年，对事业执着追求的常书鸿，自费去法国学习绘画，不久，便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很快，陈芝秀也前往法国，与丈夫团聚。 夫妻俩一个学习绘画，一个学习雕塑，比翼双飞共同进步，是当时华人圈有名的模范夫妻。 1931年，女儿常沙娜出生，新生命的到来，为这个甜蜜的家庭更是增添了喜气。  一年后，常书鸿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巴黎高等艺术学校继续深造。 在校期间，常书鸿的《梳妆》、《湖畔》、《沙娜像》等多幅作品，被法国各大美术馆争相收藏。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常书鸿，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非常春风得意的。 然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不仅彻底改变了常书鸿的命运，也使他的婚姻生活急转直下。 1936年的一天，常书鸿路过塞纳河边时，偶然在一个旧书摊前，看到了一部《敦煌石窟图录》，他随手打开一看，顿时被深深震撼了。 一个新奇瑰丽的世界，顿时在常书鸿面前打开。 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一幅幅地在眼前展现，其奔放的风格，恢弘磅礴的沟通和笔触，以及彩绘人物的细腻生动，无不令常书鸿惊叹不已。  他禁不住发出感慨：“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非常自豪地以蒙巴纳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比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那一刻，常书鸿猛然顿悟，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在荒凉瑰丽的沙漠里。 当常书鸿兴奋的跑回家，告诉陈芝秀要回国时，却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 那时的常书鸿，早已是享有盛名的东方画家，在巴黎非常被看好，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的会员，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经济收入颇丰，而国内局势动荡，怎么能和现在的优越生活相比？ 于是，陈芝秀不断恳请常书鸿慎重考虑。 但此时的常书鸿决心已下，他说：“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看重这些。” 1937年，常书鸿留下还有一年毕业的妻子，和还不到5岁的女儿，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 因为局势不稳，常书鸿无法前往敦煌，便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陈芝秀在法国修完雕塑专业后，虽然内心极其不愿意回国，但秉持着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还是带着女儿回到了国内。 当时战争全面爆发，常书鸿一家只得从此踏上了南逃之旅。 终于在1941年夏天，全家人总算在重庆安顿下来，这时，常书鸿和陈芝秀的儿子常嘉陵出生。  就在生活逐步趋于稳定时，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于是，他兴奋的准备举家前往敦煌。 这对于才刚刚适应了，山城生活的陈芝秀来说，顿时再度崩溃了，她气得又哭又闹，和常书鸿大吵了一架。 然而面对常书鸿的坚决，陈芝秀就算再怎么不满，最终，依然跟随丈夫乘着一辆敞篷大卡车，举家前往敦煌。 辛苦跋涉了一个多月，一家人先是抵达了兰州，之后，又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行驶2400里路，终于来到了塞外边城敦煌。 敦煌地处边疆，气候干燥黄沙漫漫，因为缺少燃料，生火要到几十里外的戈壁滩上，捡拾枯死的灌木，所以每生一次火，就要蒸上够吃半个月的馒头，然后将馒头晒干晒硬，以便储存时不会放坏。 至于大米，要从内陆运来，且数量非常少，肉就更别提了，从几十公里外，辛苦用牛车运回来的肉，由于途中时间过长，早已发出酸臭的气味，于是就只得将肉腌起来，做成咸肉，留着冬天再吃。 所有这一切，都使从小在江南长大的陈芝秀，生活上极度不适应，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在逐步的走下坡路。  从江南水乡到法国巴黎，日子过得优渥惬意，回国后来到重庆，虽不如巴黎那般富裕，但也是生活小康，可如今竟到了这种人烟稀少，生活穷困的地方。 陈芝秀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憋屈和苦闷，日子整天过得无精打采。 但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却并没有压倒常书鸿，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以对事业忘我的热忱和干劲，带动着整个研究所的人。 一开始，陈芝秀也被深深感染，她拿起雕刻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壁画临摹工作。 可时间长了，陈芝秀的热情就被枯燥的工作，给消磨殆尽了，尤其是恶劣的生活条件，更是让她愈发难以忍受。 陈芝秀便劝说常书鸿，放弃敦煌事业，离开这个荒凉的沙漠之地，可得到的却是一次次地断然拒绝。 渐渐地，夫妻间的隔阂和怨恨越来越深，从开始的争吵，到最后升级到动手。  就在这时，一个叫赵忠清的青年军官，走入了陈芝秀的生活。 赵忠清和陈芝秀是同乡，非常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两人很快就从普通的朋友，变得日渐亲密。 这对于受够了，边塞艰苦生活的陈芝秀来说，蓦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位，说着家乡话的贴心同乡，一颗心很快就偏离了方向。 于是，迫切想摆脱眼前一切的陈芝秀，渐渐丧失了家庭道德观，不惜抛夫弃子，离开相爱20载的丈夫，与这位才相处几个月的同乡，不管不顾的策划私奔。 1945年夏天，陈芝秀突然向丈夫提出，要去兰州检查身体，毫不知情的常书鸿还嘱咐赵忠清，路上多关照妻子。 就在两人走后不到半天，常书鸿的徒弟匆匆赶来，交给了他一封，赵忠清写给陈芝秀的情书。 常书鸿看罢震惊不已，随后狂奔出去，骑上一匹马朝前追去。 紧追了数百里后，急火攻心的常书鸿，昏倒在马下，幸好遇见了一位，石油勘探队的工程师相救，否则，他就可能死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了。 昏迷了三天三夜后醒来，常书鸿得到消息，陈芝秀抵达兰州后，随即在报纸上刊登了离婚启事。 陈芝秀走后，心灰意冷的常书鸿，更加铁了心要扎根敦煌，他托人将女儿常沙娜送到美国留学，将儿子常嘉陵送到杭州大伯家寄养，以便毫无挂碍的投身工作。 直到后来，常书鸿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李承仙，才重新焕发新生。  而负情离开的陈芝秀，日子却过得并不如意，迎接她的是落魄和穷困潦倒。 离开敦煌后，陈芝秀和赵忠清总算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江南水乡，两人在杭州定居下来。 陈芝秀在浙江老家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美术老师，赵忠清因交际广泛，也很快谋得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此时的陈芝秀，终于又过上了心目中，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潮流滚滚而来，很快就将她推到了风口浪尖。 因在法国留过学，陈芝秀被认定有历史问题，清除出了教师队伍。 身为雕塑家，陈芝秀完全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可没曾想，她在敦煌抛夫弃子的事情，早已在艺术圈传的人尽皆知，因此人人都将她拒之门外。  无奈，陈芝秀只得隐姓埋名，艰难度日，从此彻底失去了，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 不久，赵忠清在狱中病逝，为了生存，她无奈改嫁了一个工人，还生了个儿子，生活更加穷困窘迫，靠给人帮佣洗衣度日。 1959年夏天，正读初三的常嘉陵，在杭州大伯家吃完饭后，和大伯母上街买东西，无意之中看到了，正在路上匆匆行走的陈芝秀。 尽管大伯母一再催促，说那就是陈芝秀，让常嘉陵赶紧去相认。 但由于对母亲多年怨恨，使常嘉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根本不愿上前和陈芝秀相认。 这一次失之交臂，母子俩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相比儿子常嘉陵的倔强，女儿常沙娜就宽容了许多，尤其是自己做了母亲后，她很能理解陈芝秀当年的心情。 1963年，常沙娜在杭州，重新见到了母亲陈芝秀。 常沙娜说：“见了以后我一看，我非常同情、心疼，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来打扮得很讲究，完全是比家庭妇女，比一个佣人还要，怎么说呢，特别惨，我们两个默默的对视，没有掉眼泪。” “她跟工人有了一个孩子，孩子长大了也有孙子，但是儿媳对她非常不好，她像老妈子一样。”  自从那次碰面后，常沙娜便开始瞒着父亲，偷偷地接济母亲。 1979年，常沙娜给陈芝秀寄的最后一笔钱，迟迟得不到回信，直到后来才得知，母亲突发心脏病不治而亡了。 常沙娜痛心之余，将消息告诉了父亲。 常书鸿听罢神情愕然，仔细询问原因后，又恢复了往日平静如水的神态。 一代人的恩怨，在这一刻全都归于平淡。 晚年的常书鸿，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早已释然了怨恨，在心里原谅了陈芝秀。 他说：“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她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是啊！我没有重视她的思乡情绪，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我们说在一段婚姻中，当夫妻两人的思想观念，出现极大分歧时，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定会产生巨大碰撞。 如果要想让婚姻继续下去，其中一方，就必须做出让步和牺牲，否则只会是落得悲情的结局。 作为婚内出轨的陈芝秀，既然走错了一步，就要为之付出代价，不忠于家庭，必定会遭到世人的谴责。 晚年的陈芝秀，对年轻时的自己，所做的一切懊悔不已，她曾对女儿常沙娜说：“我对不起你们，上帝已经惩罚我。” 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错了便错了，没有岁月可回头，只能默默吞下这枚苦果，余生慢慢去咀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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