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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之后，我们一定要把邓石如的“邓派”详细地说一说，因为这个“邓派”太重要了。邓散木先生在《篆刻学》里把这个门派定名为“邓派”，后世也有人将其称为“皖派”，原因在于，邓石如的印风和创作理念最终成了北派“徽宗”的代表，相对整个印史，其他的徽宗名家，都不如邓石如的影响深远。 （《篆刻学》里的邓派章节） 稍稍拔高一下，我们甚至可以把邓石如说成是近现代篆刻的开创者，因为就是自邓石如以后，印人们的手脚才彻底挣脱了古代印章的字法、篆法、章法、印式的重重束缚，得到了真正的创作自由。 （邓石如像） 邓琰（1743-1805），字石如，嘉庆年避帝讳以字行，又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别署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书法在当时名气很大，邓散木先生写道：“曹文敏称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这里的曹文敏指的是曹文埴，清代重臣。字近薇，号竹虚，歙县雄村人。乾隆二十五年传胪。后累迁左都御史，执掌刑部、兵部、工部、户部兼顺天府尹。官至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的谥号是“文敏”，户部尚书的推介当然很有说服力。 邓石如的篆刻同他的书法一样，水平也很高。我们现在已经公认篆刻跟书法是相互促进，互相增益的一对中国艺术，而邓石如实际上是第一位做到篆刻书法同时成功的大艺术家。 （邓石如蜡像） 邓石如篆刻最早师承梁袠（梁千秋），“而益以己意，不屑屑乎高标秦汉，盖与钝丁之不肯墨守汉家成法，实异途而同归也。”他在梁袠的风格上又加了自己刚健浑朴，他跟丁敬一样不肯墨守汉法成规，也同样成为别开门派的大师。 汉印篆法是缪篆为主，文字端方，但邓石如的篆法“以圆劲胜，戛戛独造”。其实，方圆异化并不是关键，最关键是他的“印从书出”。 “印从书出”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借用黄惇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中的结论：以印人自己形成的具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而形成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 用大白话说，其实就是，篆刻家以自己的书法风格入印，于是有什么样的篆书书写风格，就有什么样的相应的篆刻风格，对于印人来说，这比“印中求印”受秦汉印文字书写风格限制要自由得多了。我们来看邓石如的作品： （邓石如的作品） 不论朱白，这些印作，几乎都强调线条的书写性，邓石如是“印从书出”的强化实践者，前面说明代印人朱简时，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的强调书写。邓石如的强调书写，与朱简的强调书写，有本质的区别：朱简用来入印的个性书法不是他本身的创造，而邓石如则完成了书、印于自身的一元化统一。再来看他最有代表性的三方作品： （邓石如和他的代表作） 注意，这些作品，除了引入了明显的书写风格外，还有章法上的大疏大密。其实这也是邓石如对于篆刻的绝大贡献。当然，他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是在赵之谦的持续强化推广之后成为影响后世的、独立的印学理论。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跋》里这样说：
这一句，包含了邓石如的两大印学理论：1、印从书出，书从印入；2、疏密章法观。只是“疏密章法观”在赵之谦被赵之谦当成最高原则（“无等等咒”）强化了。赵之谦是“印从书出”理论的提纯者，他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应当把他挑出来单独说，所以，邓散木先生将赵之谦列入“邓派”，并不合适。所以，我们只跟着说吴让之。 邓散木先生在邓石如之下，还提到包世臣，但实际上，包世臣只是继承了邓石如的书法，并没有继承他的篆刻。真正继承邓石如篆刻的，是吴让之。 （吴让之像） 邓散木先生对吴让之的评价是：“吴廷飏以朱文胜。白文拟汉虽有是处，终嫌秀媚有余，峻拔不足。”但实际上，这并不准确。 准确的评价，应当是吴让之让邓派印风更加成熟，使邓石如圆润流畅的格调更加平稳。而且解决了邓石如朱文白文尚未统一的问题，使白文的“印从书出”同朱文一样平稳安详。（在邓石如，白文印并不能很好地“印从书出”，因为圆转的线条会产生大量的非规则留红，打破印面安静。）来看一下吴让之的作品： (吴让之的作品） 除了朱白文统一，实际上，在吴让之的作品中，偶尔还能看到一种清新灵秀、宁静淡泊的气息。或许这也正是吴昌硕后来会说“学完白不若取径让翁（吴让之）”的原因（关于邓石如、吴让之二人的个人生平请参看拙文《印人传》系列）。 因此，我们建议学习“邓派”印风，从吴让之入手最为妥当。也就是说，学“邓派”，只需要记住邓石如、吴让之两个人就可以了。 此外，邓散木先生所提及的赵叔孺、易大厂、赵穆、吴咨、徐三庚实际上均不是纯粹的“邓派”传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放在学习进程之外单独介绍，不再完全遵以邓氏《篆刻学》文本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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