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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则故事：宋徽宗年间，苏辙的女儿要出嫁了，为了筹备女儿的嫁妆，苏辙把他在河南新乡买的一块好地卖了，凑起9400贯钱装进女儿的箱箧中。后来苏辙在日记中说，他嫁女几乎“破家”，就是为了准备女儿的嫁妆，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先来看看北宋9400贯钱是多少。 按购买力计算，当时一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530元，9400贯则高达500万人民币！这还只是一个女儿，可别忘了，苏辙18岁结婚，32岁已有3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你说他能不愁吗？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做过礼部尚书，1092年又升任太中大夫、守望门下侍郎，皆正三品官阶。这样身份的人嫁个女儿都要倾家荡产，普通百姓更不用说了。 可能有人纳闷：古代嫁女儿一定要准备那么多嫁妆吗？不会是炫富吧？ 还真不是炫富。宋朝嫁妆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父母的拳拳爱女之心。 宋朝律法规定，女方结婚时带到婆家的嫁妆终生为女方所有，婚姻存续期间，男方给予女方的钱财或者婚后产生的债务，均与嫁妆无关，不能以女方嫁妆相抵。 因此，宋朝女儿出嫁，父母会提前进行财产公证，一旦女儿离婚，结婚时的嫁妆或因嫁妆所产生的财物均要被带回娘家。 看到这里，相信女性朋友会觉得神清气爽对吧？ 不得不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经济文化繁荣，律法也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的人文关怀。这种关于婚前财产的归属问题，我国直到2010年才在《婚姻法》中作了补充修订，明确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有。 连法律都这样人性化，难怪金庸等名人愿意穿越做宋朝人。 为了体现公平，宋朝还规定，除了自己的嫁妆，女方在离婚时也不能带走男方家的财物。 公平吧？ 但和我们现在一样，有法律不代表不会出现纠纷。宋朝有一本著名的法官判词《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朱熹、赵汝腾等28人审理民事案件的判词，其中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南宋时期，一个姓陈的老头把儿媳告上了公堂，称其儿媳蔡氏把家里3间房和一些地私自卖了，他要儿媳把这些钱还给他。主审官员调查后发现，蔡氏卖的房和地，是用她自己的嫁妆买的；而老头却说儿媳嫁到自己家，不能私自处分那些东西。 调查完毕后，官员依律判决老头败诉；又给蔡氏出了一个相当于房产证或者地契的“田宅契”，以明确她购置的房地产的所有权，以免再发生类似纠纷。 可以看到，宋朝的律法很好地保护了在婚姻中处于劣势的女方。我们知道，古代女性不生产不经商，没有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她们一生的财产只能是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因此，为了提高女儿在婆家的地位，不让她受欺负或被人看不起，女方娘家才会拼命为女儿准备更多的嫁妆，有钱人家甚至会拿出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做陪嫁。 那如果没有嫁妆会怎样？ 会很惨！ 北宋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官员家的女儿叫李琼玉，精通琴棋书画，颇有才气。父母在世时过得锦衣玉食；后来家道中落，父母双双去世，家产均被兄嫂霸占。等到琼玉出嫁时，兄嫂不为她置办嫁妆，她的未婚夫见状就拒绝迎娶。最终，琼玉无奈给富人做妾，一生凄凉困苦。 正是怕女儿有这样不幸的遭遇，南宋《袁氏世范》中记载，有人在女儿刚生下时就种上很多杉树，女儿该出嫁了再卖树筹办嫁妆。如不提前筹划，平民百姓家无钱办嫁妆，嫁女时就会很难过，要么债台高筑，要么女儿嫁不出去。 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宋时的婚嫁可谓花样百出，加上宋朝社会富足，苏辙这样有身份的人又爱面子、讲排场，为女儿筹备嫁妆让他“几近破家”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他有七个女儿呢。 此外，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也为女儿的嫁妆忙得焦头烂额。因为女儿多，又都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女儿的嫁妆让堂堂的王爷都捉襟见肘，不得不向皇帝哥哥预支俸禄。 嫁女儿花钱多，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应该也有体会。 范仲淹做过宰相，收入颇丰，他一个人养着整个范氏家族，家族中的红白事他都出钱资助。为公平起见，他规定，家族中男孩娶亲，聘礼为20贯；女孩出嫁，嫁妆则30贯。范仲淹时代，一贯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约4000元，30万即12万元！ 可见，嫁女儿比娶媳妇花钱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宋朝多“剩女”的特殊社会现象。 有儿子就不一样了，如果儿子有出息，找了个好媳妇，还能一夜暴富。 南宋太学生黄左之金榜题名时，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便“得奁具五百万”，一下成了百万富翁。 从上文不难看出，我国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以及婚嫁时的盲目攀比，与宋朝这种婚嫁习俗不无关系。父母强烈的爱女之心，反而凸显了女性的弱势。本就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婚后很长时间里，又有多少能力保护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呢？何况，用金钱强化出来的家庭地位，也会随着金钱的丧失而丧失。 所谓家和万事兴，夫妻之间本应是平等的，不应因钱财的多少而出现地位高低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想让女儿过得好，找一个与其情投意合的夫君，要远比出多少嫁妆要重要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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