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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史上，赵孟頫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矛盾点，似乎说不清道不明。历史上对他有批评有赞誉。赵孟頫的特殊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身份。从历史纵横看，有很多事情他是不能左右的，唯一能自己做主的就是他的书画世界。 赵孟頫是书画艺术上的成就使他成为元代书法的统领者；赵孟頫引领复古之风，是继承魏晋传统的代表人物；其书法是篆、隶、真、草、行五体皆能，楷书与颜、柳、欧并列，史称“楷书四大家”，然而同样崇尚魏晋的董其昌却否定他，清代的傅山也是持批评的态度。因此，赵孟頫无论是旧王孙新朝重臣还是书法人生是复杂的，矛和盾集于一身的人物。 新旧文化的桥梁赵孟頫像 赵孟頫生活的历史时期太特殊，生不逢时，试想如果他不是出生在朝代更迭的档口，也许他的成就能与王羲之、颜真卿的并列。然而世上每个人谁都不能左右自己的身世，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赵孟頫，反而突出了其历史作用的伟大，他到时成了新旧文化的桥梁。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元代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异族统领中原，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于是旧王孙、前朝遗臣成为新朝首先重用的人，赵孟頫作为旧王孙，还有他艺术的身份，是汉文化的代表，自然就会重新启用他，他被列于南宋遗民之首被举荐给朝廷，对个人而言赵孟頫有了崛起机会，对历史而言，他成为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文化桥梁，元代文化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了领路人，成为元代书法的主流人物——领航者。赵孟頫也不负众望，或者说既然被启用就要恢复的汉文化，首先从文化的代表书画开始主张复古，回归书法传统，上追魏晋，重视传统的五体书法，篆书、隶书、章草等，也许这就是赵孟頫自觉的内在动力。 赵孟頫五体《千字文》局部 我们知道，中国书法自宋开始进入“尚意”时代，书家们以个人为中心，注重写心、写意，书体几乎是行书、草书，篆书、隶书失去了适应价值，自然到了被淘汰的边缘。赵孟頫扛起了传统的大旗，全面回归晋、唐向古典学习，在楷、行、草、隶、篆各体全面开花，重新建立起严谨的法度，树立了权威，重新认识篆、隶书的价值，矫正了宋以来书法重意趣，轻法度的巨大缺陷，正本清源使书法发展回归到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赵孟頫行书深入王羲之堂奥，走出了一条潇洒流美、风神雅致之路；楷书融唐风晋韵，书写流畅，既端庄又婉丽，形成独特的“赵体”，与唐代欧颜柳并称“楷书四大家”，是书法史上重要一脉。赵孟頫主张传统回归中发自内心的，从艺术思想上、书法风格上，统领着元代的书法，复古之风直接影响了明代书法的发展，虽然董其昌否定赵孟頫，但他的回归魏晋举动是与赵孟頫的复古潮有关系的。 赵孟頫行书《归去来兮辞》局部 赵孟頫五体书法比较而言，最大的成就还是楷书、行书和小草书。其传世书作有传世墨迹有《六体千字文》、《胆巴碑》、《妙严寺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仇锷墓志铭》、《归去来兮辞》、《赤壁赋》、《洛神赋》、《兰亭十三跋》、《汲黯传》、《道德经》等等。 回归核心意义——出新赵孟頫在书法上的回归“复古”，并不是回到古人那里讨生活，简单的摹写古人，而是“汇综”，达古人书法精髓，再从中提炼精华，为自己所用。楷书发展到唐代，完成立法，法度谨严到至高，史称“唐楷”。在楷书上能有所出新，是难上加难。然而赵孟頫在已经极其成熟的唐楷基础上，居然还能够发展出新的楷书样式，不是再造简直是伟大的发明。就在于他熔铸古今（赵孟頫所在时代），以唐楷的体势，融进了宋代以来自由的表意书写，从而赵孟頫的楷书有了自己的样式——一种书写的生动性。成就他精美绝伦的小楷，为书法小楷历史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代的书家鲜于枢对他的小楷评价极高： “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此卷（指赵孟頫所书《过秦论》）笔力柔媚，备极楷则。” 赵孟頫小楷《道德经》局部 书法上赵孟頫下巨大的功夫，他自己曾说：“余临王献之《洛神赋》凡数百本，间有得意处……亦自宝之。”一件古人法帖能临写数百本，即便是今天算古代书法经典的数量之大，更何况是在元代。 当今很多人反对学赵孟頫，我们不妨迂回一下，楷书先不要学他，先从唐楷学起，学严谨的法度，达到一定是水平了，最后学“赵体”，以它来打通唐楷法度的呆板，增强楷书的灵活和书写性，不失为一条通道。 赵孟頫是多产书家，据传他能日书万字，他的行书、小草书数量也非常多。其行书以王羲之为宗，尤其得王羲之《圣教序》之法，历来被推为学王第一。明代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说： “……唯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并观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则隔一舍。” 中国书法史不能少了赵孟頫，元代如果没有赵孟頫，在书法史上力量更显弱，是赵孟頫统领着整个元时期的书画艺术，并影响到明代。 赵孟頫行书《山上帖》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能只看其一点，要放在历史的纵横上来论其专业贡献和历史地位。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比较公允地评述了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赵孟頫书，承先启后，其开元明以来风尚处，人所易见；其承前人之规范，而能赋予生气处，则人所未多觉也。盖晋唐人书，至宋元之后，传习但凭石刻，学人摹拟，如为桃梗土偶写照，举动毫无，何论神态。试观赵临右军诸帖，不难憬然悟其机趣，其自运简札之书，亦此类也。至于碑版之书，昔人视为难事。以其为昭示于人也，故体贵庄严，而字宜明晰。往往得其整齐，失在板滞。赵氏独能运晋唐流丽之笔于擘窠大字之中，此其所以尤难及者也。……昔人论诗，病朱竹坨贪多，王渔洋爱好。吾谓赵书亦不免渔洋之病。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爱好究胜于自弃也。”（启功《论书绝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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