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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2020-11-24  云锦居士

中国史学发达,卷帙浩繁,二十四史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二十四史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帝王家事,又有王朝大事,还有权利的斗争,更有制度的变革,如果用故事的视角看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就是一整套中国历史故事书,如果用思想的视角看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则是一套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从《史记》到《汉书》,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综合先秦、秦朝和汉朝的史料,用十二本纪、十表、八志、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形式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到汉武帝年间的历史事件,其文字之优美,体例之新颖,无出其右者,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主要生活在汉武帝年间,此时的西汉正处于一次空前的思想大变革时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受时代精神的熏陶,对儒家的推崇在《史记》中随处可见,他为孔子作传的篇目是《孔子世家》,把孔子的地位等同于诸侯,其他如《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专门记载儒家学者及其思想的篇目。

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孔子

另一方面,司马迁也受到了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司马谈生活的年代跨越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文、景时期,汉朝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自然而然地,司马谈前半生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对黄老思想的推崇胜过后起之秀的儒家思想。司马谈在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时,对儒家的评价是“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司马谈评价道德家时,则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以看出,司马谈对“道家”的评价远高于“儒家”。

司马迁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儒家思想,他对道家思想一样持支持态度。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开篇明义地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主张经济应该自由发展,认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是下下策(这与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等统制经济的政策正好相反),其思想主旨正好附和父亲对道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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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司马迁作史记,不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他为刘邦的对手项羽立传,篇目名曰《项羽本纪》,把项羽作为一个帝王看待,上承《秦始皇本纪》,下接《高祖本纪》,在事实上承认了西楚是秦朝和汉朝之间的一个朝代,而不是像西汉许多学者那样抹杀了项羽西楚政权的存在。

司马迁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立传,篇目名曰《陈涉世家》,把平民出身的陈胜也当做一个帝王看待,给出了“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的公正评价。

在其他篇目中,司马迁不遵循儒家的正统思想,比比皆是,兹不多述。总之,司马迁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并没有独尊儒家。

《汉书》是一部记录西汉历史(还包含王莽的新朝)的断代史,其体例大体继承了《史记》,全书由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

《汉书》成书于东汉初年,由班彪、班固、班昭两代三人合力完成,但其主体部分由班固撰写。班固生活的时代与司马迁有着天差地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地位迅速上升,期间又经历从“霸王道杂之”到“纯任德教”的转变,儒家思想于是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庶民信奉的学说。范晔称赞班彪是“通儒上才”,班固受父亲的教诲,“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也算是深得父亲“通儒”的博学之才。

在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正统学说的大背景下,班固创作《汉书》无疑会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由于《汉书》和《史记》记录的内容有重叠,对同一个人物的评价便会发生变化。以项羽和陈胜为例,班固把他们降级为普通的人物,不但不为他们单独作传,还把他们合并在一起,定篇目名为《陈胜项籍传》,须知,在古代直呼别人的名字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班固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否认了项羽的正统地位,抹杀了西楚政权的存在。

对于有帝王之实的王莽,班固为之立传时的篇目名曰《王莽传》,并在文末评论说王莽“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这不仅否认了王莽的正统地位,还抹杀了新朝的存在,和对项羽的定位如出一辙。

此外,《史记》中被班固降级的不仅仅只有项羽和陈胜,还有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也有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梁王刘武以及汉景帝诸子、汉武帝诸子等西汉宗室,班固把他们统统纳入了传,使其不再具有诸侯的资格,而只有臣子的身份。班固这样处理,无疑对凸显皇帝天下独尊的地位大有益处。

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班固

在《货殖传》中,班固也贬低了商人们对国家经济做出的贡献,认为他们不仅“越法”,还“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僣之恶”,又“伤化败俗”,是“大乱之道”。

班固的文字体现了“正名”和“轻商”的思想,与司马迁的思想可谓是大相径庭。

自《汉书》以后,儒家学者修史成为传统,他们继承了班固修史的思路,并取消了商人、刺客等社会众多阶层在史书中有专门记载的资格,使正史沦为了历朝帝王的家族和家臣传记。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新五代史》,中国最后一部私修正史

唐太宗以前,修史多是个人的行为,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范晔著《后汉书》,陈寿著《三国志》,沈约著《宋书》,萧子显著《南齐书》,魏收著《魏书》等皆是如此。而唐太宗以后,国家大开史局,增置大批修史人员,任命朝中官员监修国史,领其职事,修史于是变成了国家的行为,房玄龄的《晋书》,魏征的《隋书》,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脱脱的《宋史》、《辽史》和《金史》,宋濂的《元史》,张廷玉的《明史》等皆是如此。

对已经灭亡的朝代来说,史书只具有记录过去的功能,而对于现存的朝代来说,史书则具有借鉴未来的功能。不仅于此,史书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修史,现存朝代和在位皇帝的合法性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唐太宗通过修《隋史》展现了隋炀帝的暴政,证实了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唐朝取代隋朝并不是篡位,而是顺应民心之举。

与此同时,唐太宗通过修《唐高祖实录》证实了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唐高祖起兵是受唐太宗胁迫的,也就是说,晋阳起兵实际上是唐太宗的功劳;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嫉贤妒能,三番五次谋害唐太宗,唐太宗也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言而总之,正史中的唐太宗虽然英明神武,但是没有政治野心,他当皇帝都是被逼的。

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唐太宗

然而当我们翻开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时,就会发现唐太宗只是晋阳起兵的辅助者,主导者正是唐高祖,当唐高祖提出起兵的想法时,年轻的李世民惊慌失措,居然哭着说道:“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或许,这才是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世民才应该具有的表现。李世民并不是天生英明神武的,起兵造反时他也怕失败,在战场上也失败过(第一次浅水原之战),随着战功和威望的增加,他也有野心,当然,这样的形象是不利于唐太宗统治天下的,他修改实录,正是为了抹去自己早年怯弱、能力不足的形象,而向世人展现自己英明神武、举贤任能的一面。

此后的末代皇帝给我们留下了或残暴,或无能的形象,而开国皇帝能给我们留下了英明神武的形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修史,国家通过修史掌握了舆论控制权,使历史为政治服务。于是,正史失去了许多真实性,此实为中国历史的一大憾事,好在私人修史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这就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之处。

唐朝以后的私修史书中,只有李延寿所著的《南史》和《北史》、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被纳入了正史体系。《南史》记录了南朝宋、齐、梁、陈的历史,《北史》记录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的历史,《新五代史》记录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和前蜀、后蜀、南汉、吴国、南唐、吴越、楚国、闽国、南平、北汉十国的历史。

《南史》、《北史》、《新五代史》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个乱世有序地重新整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被纳入正史也是理所应当。不过,《南史》和《北史》承认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这从侧面说明了唐朝儒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辽朝当做夷狄看待,把辽朝在《旧五代史》中“外国”的地位降级为“夷”,将辽朝早期的历史放进《四夷附录》中,这从侧面说明了宋朝儒家思想的封闭性,凸显了在唐朝时期十分淡薄的“华夷之辩”观念。

欧阳修生活在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的时代,澶渊之盟约定宋朝和辽朝是兄弟之国,两国地位本应平等,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却刻意贬低辽朝地位,正体现了宋朝的外患加剧,而宋朝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思想。

宋朝灭亡后,元朝的脱脱监修史书,他摒弃“华夷之辩”的观念,就像李延寿著《南史》和《北史》那样,把宋朝和辽朝、金朝平等地视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辽史》《金史》和《宋史》于是同时问世。在脱脱的眼里,宋朝和辽朝、金朝也许就是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吧?

《新唐书》,“奸臣”、“叛臣”、“逆臣”的诞生

欧阳修不仅独自完成了《新五代史》,还参与编纂了《新唐书》,《新唐书》的体例既有延续,也有创新,其创新的地方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二十四史的进化史,一部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史

欧阳修

宋朝作为一个继五代而兴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抬高文人,抑制武人,并以文制武,防止武将篡位的事情再次发生。而对文人,宋朝大兴科举制度,这促进了儒家的复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忠君报国的观念深入了每一个士大夫的心中,后世著名的程朱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新唐书》受时代思想的影响,在给大臣分类时,除了延用“宦者”、“酷吏”等反面体例外,又增加了“奸臣”、“叛臣”、“逆臣”三种新的反面体例。被《新唐书》列入“奸臣”的众多大臣中,以许敬宗为首,其中最著名的奸臣当属李林甫了。“叛臣”以仆固怀恩为首,“逆臣”以安禄山为首。

《新唐书》对大臣的这种细分最早起源于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概念,所谓“宦者”、“酷吏”、“奸臣”、“叛臣”、“逆臣”等概念实际上都属于“小人”的范畴。增加“小人”的种类,无疑对皇帝防范大臣弄权误国有警示作用,对大臣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具有指导作用。然而,人性都是复杂的,在权利斗争中,谁能一直光明正大呢?谁又能一生做到奉公守法呢?很多时候,皇帝需要的大臣是才能出众,能屈从于自己,为自己分担政务的政策执行者,这种人如果品行不佳,往往容易被扣上“奸臣”的帽子。反观那些性格倔强、不愿屈从皇帝的“忠臣”,他们非常容易与皇帝产生冲突,遭到皇帝的猜忌,当然,皇帝一般是不会出面责罚“忠臣”的,“奸臣”此时是他们最顺手的工具。故而,从某种意义上,“奸臣”是皇帝集权的工具,“忠臣”反而是一种障碍。

自《新唐书》添加“奸臣”、“叛臣”和“逆臣”后,以后的正史皆予以采用。《明史》为攀附魏忠贤的大臣们专门立传,篇目名曰《阉党传》,又为正史添加了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体例。

总结

从《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体系一步步得到完善,其体例也逐渐庞大起来,及至《明史》,共332卷,包含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和列传220卷,志中又包含天文、五行、历法、地理、职官、食货等各项社会制度,列传中又包含历代朝臣和循吏、儒林、忠义、孝义、外戚、列女、宦官、阉党、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中外人物和国家,其中最特别的是《衍圣公世家》,《衍圣公世家》是专门记录先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亚圣孟子等儒家先贤后代的篇目,孔子的后代世袭衍圣公的封号,这就使孔子后代的地位等同于诸侯。

儒家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小众学说发展到一个举国信奉的学说,孔子也从平民的身份步步高升,他在汉朝是“褒成宣尼公”,在北魏是“文圣尼父”,在北周是“邹国公”,在隋朝是“先师尼父”,在唐朝是“文宣王”,在宋朝是“至圣文宣王”,在元朝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明朝是“至圣先师”,孔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人物。如果说《史记·孔子世家》是孔子在司马迁心中地位的体现,那么《明史·衍圣公世家》就是孔子在皇帝心中地位的体现,至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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