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袁世凯去世后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被皖系、直系、奉系等地方军阀相继把控，内斗不止、腐败不堪。然而就是在这个弱小落后的政府统治下，徐树铮领北洋二镇收复了蒙古，政府了汉口、天津的多个外国租借，挫败了“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等分裂阴谋。
国力基础孱弱，外交上必然举步维艰，能取得上述成果得益于林立军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的爱国默契。
相比于破败的内政和艰难的外交，北洋十六年间，社会却是出现了短暂的繁华：民族工商业发展迅猛，文化大师集中涌现，言论环境自由宽松，似乎是实现了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繁荣发展。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笔者愿与各位读者共同探究，北洋十六年：小政府下大社会下的繁华。
北洋政府小在何处？
北洋十六年的小政府与现代简政放权的小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动适配，前者是尚未完善的探索初创。
恰恰是因为北洋政府无可奈何的小，导致了它对各类资本力量的依赖，对先进技术知识的尊重和追求，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力不强，这才有了所谓大社会的繁荣。那么北洋政府小在何处？
北洋十六年的小政府是专制与共和的矛盾共体，是新旧过渡的时代产物。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历史的惯性不是一次革命就能刹住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思想和模式依然根深蒂固。
北洋前四年的袁世凯不就走向了称帝的歧路？张勋复辟不还是有市场？只不过两者的失败让北洋时期的政治精英们彻底断绝了对帝制的念头，只能寻求为军阀专制披上共和的外衣。
北洋政府推出的多部宪法虽然都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但是缺乏内心的认同和实践的意愿，曹锟贿选等事件表明，所谓“民主共和”不过是军阀们欺世盗名的障眼法而已。于专制与共和间摇摆不定的北洋政府，又怎能建立起严密高效的行政体系？
北洋十六年的小政府是各方军阀的政治工具。北洋十六载，内阁三十八届，平均一届内阁执政不到半年，最短的只有六天。这哪是什么民主政府，简直是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所谓中央政府，不过是各路军阀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而已。
如此频繁的换届造成了北洋政府的权威性和统治能力大打折扣，各方军阀都还是在英美日等帝国资本支持下各行其是，名义上的统一掩盖不了地方割据的实质，北洋十六年的小政府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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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府与大社会：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促成北洋时期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忙于一战的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比如北洋政府的产业政策，比如辛亥革命削弱了封建官僚资本的力量，比如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民主思潮和民族主义觉醒，比如战乱造成的人口与资本迁徙流动等等。
而在笔者看来，北洋小政府的有限作为与大社会的活力激发相得益彰，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综合力量，促进了彼时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北洋十六年是近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六年。自1914年至1919年，随着农业机械的进口和使用，全国小麦产量翻番。
1914年至1920年，民族企业家数量由698家增至1759家，民族资本量增长50%以上，纺织业和面粉业等关乎民计民生的实业发展尤为突出；1915年至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124家，从事债券和各种物品的交易所开始出现，中国近代金融业开始显露头角。
从某种程度上，北洋十六年经济的繁荣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北洋小政府的有限作为给民族工商业制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
首先是降低准入门槛。北洋政府第一任工商总长王正廷明确表示：凡商人呈请开办厂矿, 只要符合注册条例规定,即予照准, 不得拖延不办。此后政府工商、农商等部门多次行文，强调政府官员不得刁难企业开办，要大行方便之门，且不断放宽注册条件，降低注册费用。
其次是减免税收。苛捐杂税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遗毒，是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拦路虎，北洋政府多次调整减免各项厘金和捐税，切实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且通过对不同产品和原料的税收政策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产业结构的形成。
最后是鼓励投资，并依法保护投资者正当权益。专门设置劝业委员会，为企业提供各项产业数据和信息、技术咨询与指导，为企业开办者提供必要的政务服务。
立法限制外资企业持股比例，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保护相对弱小的民族企业。明确专利权适用对象和具体奖励政策，鼓励创新的同时避免行业垄断的形成。颁布《公司条例》，确立企业和企业家法律地位，明确其经济权利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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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对北洋政府的各项有限作为梳理过后，发现这种有限作为与当今中国之简政放权、营商环境建设等宏观政策颇有相似之处。尊重市场主体地位，激发市场活力，本就是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应有之义。
比较可惜的是，虽然彼时北洋政府确实制定并落实了一些有利政策，但受制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未能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环境。
军阀混战造成了大量的农民无家可归，这些人要么流入城市形成了廉价劳动力，要么漂泊海外谋求发展以侨汇养活家人，要么克服种种困难去东北沃土寻求生机。
总之，北洋十六年的小政府，无法形成对全国局面的有力掌控，反而促使了大社会下民族主义觉醒、列强无暇东顾、官僚资本削弱、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等各种各样因素的聚力，实现了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小政府与大文豪：不知路在何方，怎定路之边界
北洋十六年，文化大师集体涌现，甚至很多大师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超越，比如鲁迅、蔡元培、陈寅恪、王国维、胡适等等。
这些大师有时会关起门来潜心修学，也时常在各类报刊上大开论战，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同时顺便将对手批斗一番，好一番文化繁荣的景象，有此盛景的，再往前应该就是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了。
百家争鸣发生在奴隶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交汇时期，北洋十六年也相差不大，封建主义已然崩解，新的主义尚未成熟，民众对民主虽然心神往之，却尚未完全挣脱封建束缚的惯性，需要一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和行动来苏醒认知。
因政府之小，方显文豪之大。其一，军阀忙于内斗，小政府的中央集权无异于摆设，哪有精力能力去干涉舆论。其二，正因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所以彼时的仁人志士才积极探索先进的理论良药，以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
其三，彼时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社会之走向，不是一个空架子的中央政府能够确定的，更不是一个个的割据军阀能决定的，必须交予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充分的探讨论证，由广大人民群众来作出最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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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路在何方，怎定路之边界。彼时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期，虽然民主的名词已然为众人所知，但民主的深意却仍然处在探讨阶段。
何为民主？难道是现在的三权分立和被操纵的选举？彼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既混乱不定又不得人心，知识分子有着宽松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普通大众有着游行集会的自由，商人商会也时常发表对政府行为的观点，多元化的时代里各方都在探索着未来的道路。
既然道路都未成型，又何来边界一说呢？北洋十六年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北洋十六年的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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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十六年：畸形繁华，民生凋敝
北洋十六年的繁华是一种畸形的繁华，既掩盖不住此间的民生凋敝，也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于彼时而言，中国的繁华仅限于政府官僚、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而不属于四万万劳苦大众。
根据相关文献记录，北洋十六年中，全国人口的出生率高达40%左右，但是年增长率仅在7.9%左右，人口死亡率竟然高达33%！这么高的死亡率是什么造成的？军阀割据下的战乱、饥荒、瘟疫！
北洋十六年中，教育水平最高的时候，每一百个人中只有两个能上学，每两万个人中只有一个能上大学，对比一下彼时的文化繁荣，是何感受？
北洋十六年，政府的小是真正的小，不是壮士断腕而是力量不足。北洋十六年，社会的大不是真的大，是孱弱国情基本面上几股力量的相对大。北洋十六年，小政府大社会下的繁荣，是掩不住民生凋敝的畸形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