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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表面上看，崇祯在煤山上吊的时候，明朝的局面要比宋朝好很多。除了华北地区之外，南方还有大量的军队，尤其是左良玉、黄得功、刘泽清的军队，都还比较完整，规模也不小。而且，南京有完整的朝廷机构，只要崇祯去坐镇，就可以稳住局面，起码保住半壁江山没什么问题。这都是宋高宗南渡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但稍微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崇祯时期，外有后金，内有闯献，折腾了很长时间，朝廷的权威就在这个折腾的过程中慢慢消耗。李自成最后一次从襄阳出发，在攻占洛阳之后，先北上进攻大同，然后再向东朝北京进攻，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尤其是掩护北京西北方向的大同宣府，没有抵抗就直接投降，让北京的西北门户大开。 这就说明，这时候各地的军队已经不再忠于朝廷和崇祯了。各地的将领和官员们也都知道，明朝灭亡是早晚的事，他们在心理上早都已经不再忠于明朝和崇祯了，所以他们投降起来心理上毫无负担。没有投降不投降的问题，只有对谁投降的问题，以及投降了能不能得到更好的待遇的问题。所以，李自成来了，他们投降李自成，清军来了，他们投降清军，显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南方的明军和官员也是这个状态。比如沿江四镇的将领们，左良玉、黄得功、刘泽清这种人，他们完全是明朝用巨大的财政负担养起来的，目的是让他们协助围剿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但越到后来，他们就越是万寇自重，在进攻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时候出工不出力，以保存实力为首要目标，生怕自己的实力受损。 一开始，万寇自重还只是因为他们怕真的没有了李自成、张献忠，他们就没有用了，在朝廷和崇祯的心目中地位会下降。而到后来，这就是一种明朝的船还没沉，老鼠都开始准备跳船的心态。因为他们都觉得明朝这条大船已经快要沉了，所以都要保留实力，给自己准备后路，以免明朝的船沉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一起殉葬。 这在任何朝代的末期，都是一种普遍的状态。明朝如此，宋朝也是如此。南宋在灭亡之前，蒙古反复进攻襄阳，意义也就在这里。因为襄阳这时候不仅是军事和战略上的要点，更是南宋抵抗蒙古的抵抗意志，只要攻破襄阳，整个南宋的抵抗意志就瓦解了。每个王朝的晚期都有这种把整个抵抗意志都集中在上面的军事要点，一旦被攻破，就会全线崩溃。 襄阳被攻破，整个南宋就再未能组织其有效的抵抗。蒙古军队到达临安城下的时候，南宋不仅已经军队没有战斗意志和战斗决心，官员也一样，早都跑完了。谢太后召集文武官员商量对策，半天了也没人来，谢太后就很沮丧的说，我家三百年来待士不薄，现在到了危难之际，居然没有一个忠臣了。崇祯在北京城破之前，也遇到了这种场面。 而且，崇祯在北京就一直没有处理好阉党和东林党党争的问题，才导致朝廷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他本人也被东林党的舆论所绑架，结果李自成来了，那些口头上的东林党率先投降。这时候南方的情况也一样，南京的官员们也仍然是分成阉党和东林党，而且都有各自的势力和支持者。比如钱谦益，在当时算是江南文士领袖，也是东林党领袖，也唱了很多高调，但清军来了，他率先投降，别人还没剃头，他就先剃了。 每个朝代经历了初期的创业期之后，既得利益阶层就会开始逐步固化，并分化、重组、勾结、斗争，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都包裹进去，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演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些朝代发现了这些问题，试图进行改革，基本上都失败了，成功的极少。有些朝代发现了也无动于衷，继续混吃等死。 既然自我改革改不动，最后就只能从外部改革。宋朝、明朝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内部需要改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自我改革改不了既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最后是金军南下，打进开封，整个利益集团都变成了俘虏，新党和旧党都变成了金军眼里的肥猪。但也正是因为金军把之前需要改革的既得利益网络完全摧毁了，宋高宗才能重建一个新的体系，来维持统治。 李自成虽然打进了北京，但是江南地区始终没有受到战火波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阶层的结构和网络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比较完整，内部改革是很难真正打破这个网络的。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是崇祯能够逃到南京，另立朝廷，也很难打破南方当时的军事和政治利益集团网络，反而有可能变成这些势力的傀儡。除非李自成或者清军先扫荡一遍，彻底摧毁这个网络，崇祯再来重建，才有可能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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