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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 赵应来 1946年我八岁，日本鬼子已被赶出去。父亲给我买了一块石板和石笔就算备齐了学习用具，我上学了。当时村子十分破烂，村容极不整齐，每条巷道都是七扭八歪而且很窄，连一所学校都没有。我上了几年学就搬了三次，都是在祠堂或者在土改后地主的院子内，校外活动很少。到了三年级开始用毛笔，老师写个字底叫我们仿写，我买了尺八的麻纸，将仿底夹在里面学写叫做写仿，每天一张交给老师审阅。上课记词句或学算术演算还是要用石板的。当时村里没有学校场地，就用几个祠堂当教室。桌子、板凳由学生自己解决，一个学生拿桌子，一个学生拿板凳，两个学生一个桌。我刚入学时，什么也不懂，老师上课也听不懂，慢慢地在老师指导和年长同学帮助下才开始在石板上写字。直到三年级的时候才知道用功学习。三、四年级都是双年，这样共在学校度过了六年时光。正是这六年，奠定了我仅有的文化基础，这得感谢写了擦擦了写的石板，感谢搬来搬去的简陋的教室，感谢已经远去的老师。学生时期，我不多贪玩，学习始终是认真的、刻苦的。学不懂的就及时问老师，也不断地向同学学习。从三年级开始，每次考试都在前三名，曾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在一次镇反中，老师带队让我们排成队走着喊着口号（记得在出发前妈妈和姐姐特意给我穿上新衣服，还戴了一个新草帽）向会场走去，地址在下庙会上。我们学生的队列一进会场，就看到人山人海，非常拥挤，时间不长队列就挤散了，我的新草帽也挤飞了。我找不到同学和老师，第一次离开家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拥来拥去，一会就急了也怕了，就大哭了起来。当时有个不相识的大人拉着我问：“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谁家的孩子？”我说我叫七茅，是我爹的孩子，周围人都大笑。但我一直哭，那个人还不错，一直拉着我手走着问着。直到会场不那么拥挤了，父亲才急着跑来把我领回家，妈也在家里着急的哭。因为学生都回来了，老师告诉了家里，父亲才急着到会上找，想想妈能不哭吗，能不着急吗，真是虚惊一场。据说那次镇反会共杀了21个反革命分子，朦胧的记忆中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我上学时的老师是一个姓任的老师，这个老师个子不太高，经常戴手套穿袍子，挺神气，也很严厉。曾有一次，因背书不熟打了我几个手板（手板就是木板做的，大头宽三寸，小头一寸多，一尺五到二尺长）。老师打板子时，让学生站在他面前，把手伸出来，老师只打三下，手心就肿了、发烧、发红。然后从教室出来，门前有块石碑，将手放上去按一会，就觉得不那么烧了，看来这块石碑就是给学生挨板子后准备的，石碑表面光滑发亮，大概是学生在上面摸多了的缘故吧。那时候中国传统教法好像就是先生打板子，家长学生都能接受这种教育方法。任老师时间不长就走了，后来就是本村王怀旺、赵福臣两位老师。到了三年级，解放了，国家统一调配，给我们调来两个学校刚毕业的老师，一个叫程展武，一个叫宁三银。两位老师很年轻，教学方法也好，讲课好懂，对我也特别重视，我更加努力，进步也更快。但到了1953年，我的同学大多数到清河就读高小，我因家庭经济紧张也就没有继续上学，从此就算结束了学校生活。学生的身份就此画上了句号。短短的学习生涯，给我留下许多回忆，也让我一直珍惜那段时光。后来就开始给父母帮忙做家务，也曾学过纺线。地里活也学着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如犁地、拔草、割草、锄田、撒粪等。闲下没事也不多贪玩，爱在街头巷口听大人们闲聊，我听得很仔细，这也就成了了解社会，增加知识的主要渠道。
赵应来，1939年生，稷山勲重人，党龄63年，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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