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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留名，雁过留声”。翻开周以耕所著《已耕岁月》，展现在眼前是一道道深翻的耕痕，闻到一股股浓郁的泥土芳香。虽然与他萍水相逢，那么多共同点撞击着心灵，感同身受，从而产生共鸣，又把我带进那蹉跎岁月之中…… 我与作者是同年代的人。他出生于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后期，都经历了大跃进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喜悦，釜底抽薪的企业改制（波及家属）的阵痛，心灵的深处烙上各个时期的烙印。前期没有作者经历的清楚，但是从吃大食堂已有隐约记忆。那时各单位、各居委会都办食堂，每人定量。饭是用土陶钵蒸的，可能二两吧。不懂事的我总是挑满的，其实一样，无非水多放些。好像在五条街二招西南有一个跃进食堂，后来关了，改为四新烟酒店。可人们还习惯叫它跃进食堂。可想而知在人们心中已烙下印记。 我与作者是同城镇人。那时宝应县城不大，西至运河大堤，是我们的天然浴场。东到县人民医院，后面便是农田。在那边，我们拾过麦穗，捉过田鸡（青蛙），掏过螃蟹。北至城北农场，那边是芦松墩，有一片桃园，曾在那里摘过青桃解馋，因为等到桃熟了，就有人日夜看守。南至档军楼。后来船闸开通了，人烟渐多。但是船闸还是避暑的好地方，水清无流，走廊做跳水台。最怕的是必经之路上的三节桥。因河下行船，木桥分三节，又高又窄又陡，每次都提心吊胆。那时的水是清清的，整个县城的吃水用水就依赖着蜿蜒的宋泾河，而且河上还行船，是沟通城乡的主要路径。天是蓝蓝的，雾霾二字在《辞海》中都找不到。那时堂子巷的两边墙上贴满了草纸，我们可能调皮的也摘过，要是知道是作者母亲的救命工作，把肠子都悔青了。 我与作者是同校人。作者是我的学长，宝应实验小学在当时是一流小学，实行五年制，入学是要面试考试的。主考老师潘传芬，泰兴人，是我的启蒙老师。面试既简单又复杂，一是数数，不是从1数，而是从中间抽。二是考记忆，几样玩具摆了以后盖上手帕，让你重复一遍。一起去的伙伴未录取。入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上学少，开大会多，背语录，跳“忠”字舞蹈。校门前是跘池（百姓称养鱼池），一汪清水，青石栏杆，是孔夫子的砚池。孔老二被打倒殃及跘池。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就是抬土填跘池。土一部分取于教室北面的土山，一部分是城市生活垃圾。土山被我们背走了，跘池填平后成为房产公司的材料库。再看现在恢复的跘 池，总觉得没有儿时的清秀，有东施效颦之感。作者小学毕业就失学，没有我们运气好，我们毕业按县城中大街划分，街西的上“五七中学”，街东的上宝中，没有成份之分。但成份在关键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分配工作、参军、入党、提干等特殊岗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作者因家庭成份屡遭打击，身受不公之遇。 我与作者同是改革开放的收益人。当子女长大成人，是父母看到了秋的希望。而我们这辈人面临的是上山下乡。作者虽然去了广洋塑料厂，但吃的苦不比在农村少。我虽然躲过下放（家中已有哥、姐下放），但也花费精力无数，是我更感觉工作来之不易。随着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的。报考电大要名额，还要厂里同意，比登天还难。自学考试圆了我的大学梦，同时改变了我的命运。招考进了机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谁又能跳出工厂呢？作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受益者，但走的路比我曲折、艰难…… 《已耕岁月》不仅仅是一部长篇励志纪实文学，也是近代宝应社情民情的真实写照。许多历史事件在1989年版《宝应县志》中查不到。许多眼前所经历的事件在1990——2005版的《宝应县志》也无记载。是一笔留给后代的无价财富。 他的文字，没有夸张，没有虚构，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河静静流淌，水到渠成。 他的文字，让我们品味到那是用手指和心灵揣摩着一块碧玉，温润、暖心。 他的文字，倾注着一个老宝应人对家乡的爱，对亲人的亲，对事业执着的心。 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是我读后所领略的真谛。 留着耕痕，就是留着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我想也是作者的初心吧。 梁永胜 丁酉年初夏作与半瓶书屋 不容错过的精彩，大家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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