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漳圣王”陈元光祖孙六代，带领唐府兵部属，前后历时150年，平定“蛮獠啸乱”，开发建设漳州，维护唐朝南疆社会稳定，开启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对推动初创时期漳州地区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间，陈家军部众的后裔多留居闽南、粤东、赣南，有的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同样产生深远影响。对陈元光祖孙率众平定南疆、开发建设闽南地区的历史大事件，唐史却没有记载，只是唐文人中偶有提及，更多的是出现在地方志或族谱记载，或靠民间口碑代代相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缺憾。这就如千千万万的后人感慨的那样“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
看待陈元光祖孙及其部属戍闽开漳的历史地位，有必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闽南，地处福建的东南部。早在史前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在漳州北部的莲花池山首先发掘到早期人类打制的石器。随后又相继在漳州的北部发现了113处的旧石器遗址群。此外，还在漳州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化石，如在东山发现距今1万年前的肱骨残片，被称为“东山人”；在漳州的北部甘棠东山采集到距今约1万年的男性个体的一段胫骨，被称为“甘棠人”。至新石器时代，从发现遍布闽南各地的遗址看，这一时期先民在此活动日益增多。先秦时期的闽地，主要居民有夏代三苗，商周又新增了十蛮、越讴、七闽等东南民族成分，春秋时代勾践灭吴兼并了闽粤地区，许多越族人进入闽地。战国后期楚国逐渐吞并了越国的大部分领土，但越国仍然存在。
秦统一后，于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在东冶（今福州市）设置闽中郡，其管辖范围已覆盖了整个福建。在此的土著民主要有于越、闽越、东瓯越、南越、西越、骆越、杨越、干越等不同支系的民族。秦王朝灭亡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越族首领无诸和摇在协助诸侯灭秦中有功，项羽却设封无诸和摇为王；而战国后期越又为楚所灭，越人对楚素有仇恨。于是在楚汉战争中，闽越族助汉灭楚。西汉高帝五年，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孝惠元年“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后来闽越王不断扩大势力和领地，割据一方，欲与汉分庭抗礼。并于武帝建元三年，发兵攻东瓯，东瓯惧怕闽越，向朝廷请求内徙，从此东瓯徙居江淮间。尔后，闽越王一方面继续扩张势力，一方面不断出现内讧，并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反汉，刻武帝玺自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武帝遣大军兵分四路进入福建，灭了闽越国。并诏令将闽越族迁徙到江淮一带。这样，东欧和闽越国先后被迁徙到江淮一带。“东越地遂虚”。当然，这里所指的“虚”，主要指东越族的统治集团的骨干和核心力量不复存在，相对集中在王城和城堡中的人口被迁走罢了。许多散居于深山峡谷，远距城堡的土著人仍旧生活在他们世居的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的蛮荒之地。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群雄逐鹿，许多人为躲避战乱，从中原逃到闽地。当时在群雄争霸中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为了巩固和扩展吴国强大后方和广阔腹地，先后五次派兵入闽，历时62年之久，把闽中正式纳入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孙吴政权的向南发展，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的南迁。如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吴将军贺齐第二次入闽“郡发属县五千兵”。战争结束后，有的将士落籍福建，与当地人通婚建立家庭；有的携带家眷在此定居，不再回去。经过东汉末年及东吴在闽地的经营，闽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北方南迁的移民社会已初具规模。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加速了闽地的开发。西晋惠帝时期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五胡”入侵中原，中原人纷纷南下避乱，形成了永嘉年间汉人入闽的一次小高潮。东晋时期，南北分立，东晋南渡，许多衣冠士族率其部曲大批移居闽南的晋江流域，也有不少汉人逐步迁居九龙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东晋末年元兴年间(402年-404年)，孙恩起义，三吴八郡同时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在东南地区转战数年之久。起义队伍主力被刘裕的北府兵挫败后，余部又在卢循的带领下在东南沿海与刘裕的部队周旋了三年之久。孙恩、卢循的起义军入闽后，又有大批汉人在此居留。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历时170年，此间不断有中原汉人移居闽南，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梁武帝太清二年爆发的“侯景之乱”，大批江东人为了躲避叛军的烧杀掠夺，纷纷举家迁居福建，不少人远迁闽南。再经隋与唐初，一批北方仕民南迁，闽南已有不少汉人在此生产生活，并与当地土著人杂居，共同构成闽南的居民。
在中原人入闽之前，原本就有土著民族在此生息。在远古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汉族，泛称四方的少数民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上古时代，南方蛮族中有史记载的是三苗族，其先民为九黎部族，以蚩尤为首，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遍布江淮、荆楚等广阔领域。从黄帝、尧、舜到禹，历代都有三苗与华夏的战争。由于生产水平较低，社会文明程度相对落后，三苗不断失利而节节败退。此后广布于包括福建在内的广大东南地区。
至商周时期，继三苗之后而崛起于东南地区的蛮族是荆楚。在众多族类中，荆楚是最为有力的代表，他们曾一度统一广阔的楚地势力范围，但由于只靠武力征服，缺乏统一的文化支撑，故难以持久，统治势力一解体，众多蛮族依然散布于广大东南区域。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南方各少数民族已进入一定的文明程度，不少部族一度被纳入商周王朝的管辖范围，其中包括南方的“八蛮”为代表，其活动范围包括广东及福建南部，亦称“百越”“南越”；东南方以“七闽”为代表，其活动范围包括浙江南部和福建大部分地区，因在此活动的是闽族的七个部落，史称“七闽地”。据《周礼·夏官司马》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 、七闽 、九貉 、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这就说明当时许多南方少数民族已经以独立的区域性组织势力，纳入周代职方氏管辖的范围，包括南方的“八蛮”、“百越”和东南方的“七闽”。
战国晚期，原于荆楚间的越族势力不断扩张，部分越人进入福建与闽族融合而成闽越族。至西汉时期，闽越族势力进一步扩大，在闽中建立闽越国，欲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汉武帝花大力气摧垮越国政权，为根绝后患，采取“虚地迁民”的政策，把闽越国的主体力量北迁到江淮之间；但散落于边远各处的闽越人，逃进深山，成了汉晋时代的“山越人”。闽越族兴起之际，南方也兴起了一个南越族，并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反汉，汉武帝派兵攻破南越，一些南越人也逃至深山。这样，闽越与南越土著人便散布于福建及广东东北部的广阔地域。此后，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既称闽南蛮，亦称越或夷。如《史记·吴太伯世纪》“索引”载：“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或称越”。然而，自唐以后在福建的越族人逐渐消失，“山越”之名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自汉武帝迁东瓯和闽越人到江淮之间后，至东汉末年的近300年时间里，福建的历史几乎成了文献记载上的空白，这也给理清唐代闽越交界地区的“蛮獠”族源的问题带来困难。
此后，关于唐初闽南地区土著民族“蛮獠”的来龙去脉，主要见诸盘瓠的神话。盘瓠神话早期见于载籍的有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东晋郭璞的《山海经》注和《玄中记》，最早见于正史的是干宝的《晋记》，而比较完整成型的应是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盘瓠传说在民间流传应当更早，之后流传也更广泛。但无论是史籍记载或民间流传，大体意思大同小异。主要说高辛帝时，有犬戎之寇入侵为患，高辛帝多次征讨不胜，就告示天下：如果有能打败犬戎、取其将吴将军的头颅者，将赐给黄金、封邑土地，并把最小的高辛公主嫁给他。当时高辛帝养了一只狗名叫盘瓠，听了高辛帝的许诺，只身追寇，经过七天七夜，杀死吴将军并把其头颅叼回殿下。高辛帝为信守诺言，将小公主嫁给盘瓠。盘瓠就背上公主逃到南山，住在石洞中。多年过去，生了六男六女十二个子女。盘瓠死后，子女自相婚配，传下许多后裔，这些后裔都叫蛮夷。
对于盘瓠族及其后裔族类的称谓，各种史料、方志和族谱等不尽相同。有称南蛮、武陵蛮又称五溪蛮、八蛮、山越、蛮獠等。众多后裔形成了苗族、瑶族、畲族等，这些少数民族有着信奉狗图腾和自称“不税不役”的共同特征，他们遍布中国南方、西南和东南至沿海的广阔地域。汉晋以后，盘瓠蛮在向南、向东迁徙过程中，分别在洞庭湖一带与当地土著“夷蜑”融合而形成“莫瑶”。 “莫瑶”是盘瓠蛮向瑶族和畲族演变的过度形态。此后“莫瑶”继续迁徙，西线一路越洞庭湖溯湘江南下，由湖南翻越五岭到广东，再从广东或西徙进入广西，或东迁进入福建；东线一路越鄱阳湖溯赣水而南，自江西翻过武夷山进入福建，也有一部分由江西翻过五岭进入广东。“莫瑶”在南徙过程中路线不同，沿途与土著民的融合情况也不同，形成同源异流现象，分化成苗、瑶、畲（唐初称“蛮獠”）等族系。同时由于迁入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外来种族不止“莫瑶”一种，因而产生了“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的情况。从种族姓氏方面的相关史料可了解到畲族的主要宗族姓氏为盘、蓝、雷、钟等。这与唐初闽南地区发动“蛮獠啸乱”的主要首领姓雷、蓝等一致。由此可见，在汉晋正史佚志的几百年间，在南方兴起一个盘瓠族，其繁衍速度很快，遍布我国整个南方至沿海地带。发动“蛮獠啸乱”的闽南土著民族远古时称“三苗”或“苗蛮”，商周时期称“八蛮”，汉晋时期称盘瓠蛮，而后过度为“莫瑶”，隋唐时在闽粤地区称“蛮獠”，宋以后称畲族或畲民。至于汉武帝“虚地迁民”逃入深山留闽的东瓯和东越土著人，或部分汉化、或部分融入其他少数民族部落之中，由此“山越人”也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尽管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迁，南蛮族群不断分化、融合，但他们仍世居山林，过着狩猎、捕鱼和刀耕火种的比较原始的生活。
唐陈政、陈元光戍闽开漳之前，历代王朝对福建的统治时紧时松，但总体上比中原地区明显薄弱。先秦时期，闽南及整个福建仍然是一片僻荒之地，尚不为华夏所认知，因此还不为任何一个中原强大政权所统治。直至秦统一后，才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在今福建境内设置闽中郡，郡治设在东冶（今福州市）。但直至秦王朝灭亡到汉王朝建立，当时福建境内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闽越国，所以秦时的闽中郡实际上是有郡治之名而无统治之实。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军灭了闽越国，迁越人至江淮间，但仍有不少闽越人逃到深山，为加强对闽中的统治，在此增设了冶县，隶属于会稽郡。至于现在的闽南漳州地区，自秦汉至东晋末年，其律属关系则是：以今云霄、漳浦两县交界的梁山盘陀岭为界，西南地区先后律属于广东南海郡、南海国、南越国和南海郡揭阳县；东北地区先后率属于闽中郡、闽越国、会稽郡和建安郡。
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时期，孙吴政权先后五次用兵经营闽地巩固后方，在闽中建立了建安郡，下辖建安、南平、将乐、建平（建阳）、东平（松溪）、邵武、吴兴（浦城）、侯官（长汀、宁化）和东安（南安、同安）九县。三国归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武帝改设原建安郡、增设晋安郡。建安郡设治建瓯，下辖建安、吴兴、东平、建阳、邵武、将乐、延平七县；晋安郡设治侯官，下辖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八县。时闽南地区大部分属晋安县管辖。东晋末年，在今漳浦建置绥安县，隶属于广州义安郡，辖漳浦梁山山脉盘陀岭蒲葵关以南地域，包括今漳浦部分地区和云霄、东山、诏安等县。这也是漳州境内最早建置的一个县。
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分裂割据，北方持续动荡，南方相对稳定，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南方闽粤地区人口继续增加。南朝宋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晋安郡改为晋平郡。至齐又恢复晋安郡，齐武帝封江陵公子萧子懋为晋安王。到梁天监年间（502-519），升晋安县为南安郡（今南安），辖兴化、泉州、（包括今漳州）等地，后来又在今龙海、华安一带设置龙溪县；在今南靖、平和一带建立兰水县，两县均属南安郡，陈朝政权建立后，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于永定初年升晋安县为闽州，辖建安、南安两郡。广大元年（567年）又改闽州为丰州，州治仍然在晋安郡（今福州）。
隋朝统一中国（公元581年）后，为缩减政务开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开皇九年（589年）改丰州为泉州，州治仍在福州，下辖由郡改县的南安、建安两县。开皇十二年（592年）并绥安、兰水二县入龙溪县。大业二年（606年）又改泉州为闽州。第二年隋炀帝把闽中三郡合并为建安郡，下设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福建境内县数由九个压缩到四个。今漳州地区时属龙溪县。
唐朝建立后，又改郡县两级制为道、州、县三级制。唐初福建属岭南道，开元年间割属江南东道，后又自成一道。当时福建境内设置泉州（今福州）、丰州（今泉州）、建州（今建瓯）三州，今漳州地区属丰州的龙溪县。贞观初年（627年）废丰州入泉州。嗣圣年间（684年），析泉州的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垂拱二年（686年）经陈元光奏请，在今云霄增设漳州，并设立怀恩、漳浦二县为属县。
从中原华夏汉人入闽、历来少数民族在闽活动、历代王朝对闽地的管辖三方面，了解陈元光开漳前的历史背景，可以较好地把握唐总章年间发生在泉潮间“蛮獠啸乱”的主要原因。
政治上：唐王朝对泉潮间的大片区域缺乏有效的管辖。按照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一般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逐步增多。但自隋至盛唐在福建闽南地区的行政机构设置不增反减。如隋开皇十二年（592年），朝廷决定将绥安、兰水两县并入龙溪县，当时虽名为三县合并，实则只有保留龙溪县，而放弃对绥安、兰水的有效管辖。至唐初，这一情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观，初唐在福建境内只设三个州，当时漳州属丰州的龙溪县。贞观年间（627年）又废丰州入泉州（今福州），这意味着州治设在福州的一个州，要统辖闽中、闽南、闽西大片领域。嗣圣年间（684年）又析泉州的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同样只靠一个武荣州管理整个闽南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基本上处在半开发状态，林深山阻，交通不便，唐王朝对闽南地区的有效管理实际上只有到九龙江北溪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漳州除长泰县以外的八县两区仍为“蛮獠”势力所据。唐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辖鞭长莫及，政令在这里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实施。这正如刘克庄《漳州谕畲》所述：“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同时，唐王朝在闽的州县设置变换无常，州县地及府衙人员的不断变动，也明显影响了对地方持续有效的管理。此外，那些后来被称为瑶、畲的“蛮獠”族人，他们总以为其先祖曾一度属于“莫瑶”，即因“先祖有功，常免徭役”。于是便恪守这一定律或者特权，对汉族政府“不徭不役”，也不受汉族政府的其它约束。总之，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服从唐政府的统治。
经济上：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滞后且蛮汉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秦汉以后，华夏汉人陆续南迁，特别是在两晋与南北朝时期，“永嘉之乱”“卢循入闽”和“侯景之乱”三次小高潮，中原汉人向闽南迁移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些入闽汉人从中原带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他们占据平原沿海地区和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邑附近，发展传统农业、养殖业和手工业，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而蛮獠人虽或有一些长期与汉人杂居而受汉人影响，掌握一定的农业、手工业技能的人群，但多数人仍习惯于世居深山河泽，过着比较原始的游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的生活。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反差势必产生贫富差距，即数量较少的汉人拥有较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数量较多的蛮獠人只拥有较少的生产生活物质。这样，生性强悍、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蛮人，面对逐步增加的汉人及其不断扩张的势力，有可能觉得这是对其生存的威胁，为了巩固蛮人固有的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资源，从而与汉人发生矛盾和冲突。
文化上：蛮人与汉人社会文明程度存在较大的反差。唐开漳之前，华夏文化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历代南迁入闽的汉人都受过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特别是东晋以后，大批衣冠士族进入闽南地区，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历朝历代入闽为官者也大多是文化人，他们比较重视文化教育。至唐朝，福建各地开始广建孔庙，设立州县学堂。这也为后来闽南漳州文风昌炽，成为海滨邹鲁奠定了基础。客观地讲，那时活动在闽南漳州地区的汉人整体文明素质较高，一般比较能够遵照封建伦理纲常，遵守朝廷及地方政府的法律制度。而此时的蛮獠人，尽管有一些长期与汉人杂居者或多或少地接受到汉封建文化的影响，但多数蛮獠人仍属“化外之民”。他们虽有共同的图腾信仰和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懂汉文的人很少。所以就绝大多数蛮獠人而言，汉封建经纶纲纪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他们可能也不懂、不理解且无法自觉遵守朝廷的律令。正如《遂昌县志》所云：“人人自有羲皇律，不识官私与法令”。当汉人进入他们固有的活动领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环境，双方势必发生利益冲突，从而引发“蛮獠啸乱”。
概要地讲，唐总章年间发生在泉潮间的“蛮獠啸乱”，客观原因当是汉人迁入从而打破了蛮獠人原有单一的劳动生息局面，主要原因当是唐政府对该地区的管辖不够得力、不够到位，而根本原因则是蛮汉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存在明显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