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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逾四十年，且著作等身，罕有企及，作为后学晚辈我对此十分钦佩。近读王先生的《唐代诗文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颇有感悟。今不揣浅陋，略抒愚见，以就教于王先生与诸位同道。
王辉斌先生在此书自序中云：“以我数十年的研究经历与经验言，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的高度统一。之所以会有如此认识，是因为我历来认为，这两个‘意识’，是检验一份成果、一本著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最有效手段。” 诚哉斯言！我以为，概而言之，两个‘意识’就是发现新问题的能力。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作品文本浩如烟海，研究成果亦是汗牛充栋。而这些表面上蔚为大观的研究成果实是多有重复，不但同时代人的关注点、研究方法、论述深度差近，甚至后代往往重复前代的研究。不能发现新问题，罔谈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王辉斌先生学术视野宏阔，思维敏锐，故多有新颖发现。兹仅就本书上编“唐诗探论”所收诸论文题目观之，便有豁然开朗之感。“虚拟边塞诗”“诗序体”“制题艺术““佛境风物诗”“婚姻诗”“节气、节俗诗”等等，皆为向来研究者用力不多处，王先生独能倾力探讨，予人深刻启迪。 早在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的《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四节《王维的边塞诗》中，王先生就以王维边塞诗为个案，首次将边塞诗分为亲历边塞诗、送别边塞诗、虚拟边塞诗三种类型。
鉴于“前两类多为研究者所关注，且成果甚多”，故本书首篇《论唐代的虚拟边塞诗》一文“主要对后者进行观照和论析”。通过对《全唐诗》《唐才子传校笺》及已行世的数十种唐人年谱的爬梳与甄别，本文选列出19位不曾到过边塞的唐代诗人创作的64题94首虚拟边塞诗，并分析了其艺术特点及影响。 或许由于文献的缺乏，本文对于虚拟边塞诗的选取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真实，但唐代诗人未至边塞，却依据记载或传闻创作边塞诗应是不争的事实，如高适著名的《燕歌行》即为典型一例。而此一点却常为唐诗研究者忽视，在考察诗人生平时多据其边塞诗便谓其必有赴边出塞经历，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同时，虚拟边塞诗作为唐诗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殊的创作方法必定对唐诗发展有独到的推动作用；而虚拟边塞诗的盛行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文化的某些重要特质。因此，本文对于唐代虚拟边塞诗的论析就不但像王先生在文中说的那样，“对于唐诗史的撰写，应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而且对唐代文化史的撰写亦有重大参考价值。
《论唐代的诗序体创作》也是一篇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力作，自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以《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唐代诗序体鸟瞰》为题发表后，不仅被多次转载和摘录，而且还启发多位古代文学的博士生以唐代诗序为论题撰写毕业论文。 对于这种在《诗经》《楚辞》甚至乐府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有意识地在诗歌前附上一篇序文的文学新现象，文章采用传统唐诗四期说，从总体上对初、盛、中、晚各时期的创作进行了详细观照，并总结了各时期的创作特点及成就，从而使读者对“诗序合一”这一“不曾为古今研究者所注意”，却“融散文与韵语为一体，使两种形式美在同一作品中互为辉映，开创了诗歌创作新格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大事，有了直观而全面的认识。无怪乎其能惠人良多。
《论唐诗的制题艺术》一文亦复如是。题目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诗人于制题艺术甚为讲究，文章用“方法多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千姿百态”十六字总括，又详细分析了简介明了、直切内容的“正格”诗题的多种形式，以及以变化与自创为主要方法的“非正格”诗题的具体表现。 “千百年来，人们对唐人如何写诗作了许多许多的研究，而于唐人如何制题则言之甚微，以致使这一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遗产，至今仍‘养在深闺人未识’。”而王先生此文，则终于使我们能一睹唐人如何制题之芳容。 上篇“唐诗探论”的其余几篇文章，或提纲挈领地阐释诗歌的某种演进轨迹，或就具体作品提出与前贤时哲相左的看法，而更多的则是关注历来未得普遍重视的某一类诗歌作品，如《论唐代的佛境风物诗》《论王绩的婚姻诗》《论杜甫的节气、节俗诗》《论张祜的题咏诗》《论杜牧的登高诗》等。不论何种文章，皆是发人所未发，充分体现出王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王辉斌先生的学术生涯既长，成果亦甚夥，能有此斐然成就，除却发现新问题的两个“意识”外，亦得益于先生独创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不过依我浅见，纵横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打通关”研究，非有如王先生一般大才华、大气魄，且好体力、好精神者不能为之，后学者还当以专精研究为主。 然所谓专精者并非斤斤一隅，不见其他，而是应该有“打通关”的底蕴。目前我们古代文学学科的设置，还是以断代为主，从事某一朝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至少要对此朝代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基本全面的认识，这样的要求当是应有之义。 所以我这里所说的“打通关”，不是对于整部文学史言，而是指对一个朝代的历史史实、典章制度、文化思潮、诗歌散文等都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如此才能做好一代文学的研究。这样的“打通关”，以王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而论，亦堪称榜样！ 王辉斌先生《唐代诗文论集》自序开篇即云：“我研究古代文学始于1977年，当时主要是研究李白，之后由李白而孟浩然而杜甫，并由盛唐诗人而全唐诗人，再之后则由‘唐代文学系列’而‘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且直至于今日。”
可以说，王先生的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既始于唐代文学，亦是以唐代文学为主攻方向。即如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辉斌学术著作二十五种中，包括本书在内，属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便有16种之多，占了百分之六十还强。而其所论虽以孟浩然、李白、杜甫为重，但其所涉及实则几乎遍及唐代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 以本书下篇“唐文考论”和附录所收诸文观之，便可约略领会。 下篇开首《初唐散文的发展态势》一文，首先对文学史家讨论初唐文学时很少涉及的初唐散文做了一个整体论述。文章以“初唐散文三大作家群”“初唐散文的基本类别”“初唐散文的创作特点”三个眉目清晰的部分，勾勒出初唐散文的发展态势。 其后《王勃散文综观》《卢照邻散文论略》《读骆宾王散文札记》《陈子昂散文述论》几篇文章进一步就初唐代表作家的散文做深入探究。继而又及张说、张九龄、李邕、王维、李白等名家散文的创作。
在此之后，又有《梁肃及其散文面面观》一文，特对梁肃这位中唐前期有“学者之师式”美誉的散文家进行具体透视。 梁肃虽然在当时颇有声名，但文集不为《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收录，其文学成就、文学思想亦不为文学史家重视，故此文勾稽隐微，在对梁肃散文群体及梁肃散文概况予以观照后，特别论述了其对韩柳古文创作的影响。本文对梁肃这位基本已退出大多数研究视野的唐代散文重要作家的发掘式研究，无疑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下篇最末《唐宋散文概述》一文是王先生1986年为高校分体文学史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第三编散文”所写，全文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将唐宋散文发展的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楚，极便高校师生的教授与学习。 附录中的五篇文章除《〈孟浩然襄阳诗译注〉序》，其余四篇都与基本文献的梳理考辨有关。 首篇《唐代科举制度概说》一文整合《新唐书》《唐会要》《通典》《登科记考》等典籍的相关记载，从宏观上概要介绍了唐代科举制度的科目、内容、形式、时间等情况。 作为一项选拔人才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对唐代文人的影响至为深重，对此之了解，无疑当是开展唐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基础背景知识。
元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以对唐代诗人生平资料之旁收博采著称，故历来被治唐文史者视为手头必备之书”，而中华书局出版的《唐才子传校笺》是由傅璇琮主编，数十位学者通力合作完成，“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唐才子传》艺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附录《辛文房〈唐才子传〉考略》《〈唐才子校笺〉疏误》两文中，王先生不仅对此书的版本源流予以述说，更结合自己博览所见，对《唐才子传》及《唐才子传校笺》之疏失予以辨正，共计十八条。 王先生虽以“管见”谦之，许多问题亦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这种爬梳辨析，于唐诗人生平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这一点，王先生在《郁贤皓〈李白丛考〉商榷综述》中的一段话正可为其注解：“据不完全统计，直接以专文的形式对《李白丛考》进行考辨、质疑、商榷、订正者，约有30篇文章之多；若将间接者并计，则有文章50篇左右。这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数据。这些商榷类文章的发表，既是李白研究在当时‘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标志，又使存在于李白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得以更进一步明确与清晰，而或此或彼，于全面、系统、准确、翔实地研究李白其人其作，均是大有助益的。” 而《辛文房〈唐才子传〉考略》《〈唐才子校笺〉疏误》二文，亦可作如是观。 这本《唐代诗文论集》，在我看来，正是以发现新问题的能力而做出的融合文史、沟通文体的关于一代文学的“打通关”研究。一册在手，便能对唐代文学文化的概貌，及若干前沿问题有所基本了解，欣幸之余，谨掬一瓣心香，祝王辉斌先生老当益壮，频添硕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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