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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曾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以大观园为界，将书中所描写的整个现实世界分为内外两个部分[1]。而前人讨论贾氏家族，也多以“贾府”统称宁国府与荣国府。 大观园之外的世界尽管或多或少存在不堪与污秽，但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的表现都全然一致。尤其宁荣二府之间，也存在宗族地位与形象功能等多方面的差异。 聚会是小说中一类信息含量丰富的特殊情节。《红楼梦》一书中对聚会情节有大量的书写笔墨，其中既不乏鲜活的生活场景，也呈现出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不易流露的面目与本性，具有深入挖掘和剖析的价值。 梅新林在《“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蕴义》[2]一文中详细统计了《红楼梦》中大小各类宴会、宴会上的活动及其在小说叙述中发挥的多重功能以及这些宴会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扬弃，并尤其关注“盛宴必散”的主题对全书宴会乃至整部故事的统摄。 本文则尝试将宴会、喜丧等族人聚集的情节都纳入“聚会”的范围，主要围绕贾府内部，梳理和讨论各次聚会中发生的正面与负面事件、聚会行为相对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性质，以及聚会情节对家族形象的深刻反映；并由此引出宁荣二府在身份、角色、形象与功能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为大观园之外的家族世界构建更为完整的框架系统。  《红楼梦》中提及宁荣二府，常以“东府”、“西府”、“那边府”等称谓代之，由此也使读者下意识地认为二者不过是东西方位之别。 然而，宁府为长、荣府为次，二府之间首先便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宗族地位的差异。纵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平等往来，于某些关键活动中，这一分别却体现得异常鲜明。 整部书中所描写的聚会，由于受到主体视角等因素的影响，多为家中私宴或是女眷小聚，纯为游乐，规则放纵。但另有一类聚会，关涉到某些重大的仪式，整个家族都参与其中，且体现出严格的宗族礼法秩序。 最典型的例子在于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仅从回目，便可直观看出二府所承担的不同活动。 除夕春祭作为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从一开始便由宁府出面主持。先是开宗祠打扫收拾、又是将压岁锞子交与尤氏；接着贾蓉领回春祭的恩赏银两、乌进孝又向贾珍进上庄上今年的钱货。最后也是由贾珍在宁府内分发整个族中子弟们的年物。 而正式祭祀时的站位，也是“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3]。 待到十五日元宵，“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佳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4]。虽然排场不小，但席间氛围却极为宽松。 “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又向薛姨妈李婶笑说：‘恕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罢’”、“外另设一精致小高桌，设着酒杯匙箸，将自己这一席设于榻旁，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西边一路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姊妹等”。 如此安排随性而喜乐，是典型随贾母欢喜的家宴形式。族中虽来人不多，但“在家庭间小宴中，数来也算是热闹的了”[5]。 元宵夜宴择于荣府举行，一来因贾母居于荣府；二来宁府已经举行春祭，家宴自然便应由荣府承担。身为长房的宁府在完成宗族仪式后，寻常家庭小聚落于荣府，这也是由二府宗族身份不同而造成的活动差异。 另有第七十二回贾母寿辰时，“宁国府中单请官客，荣国府中单请堂客”的安排，也未尝不体现了宁荣二府身份与地位的不同，不多赘言。 这些聚会，对外是宁荣二府作为整体维持家族的地位与荣誉、通过聚会宴席的方式完成宗族社交的义务；对内则严格遵守长幼嫡庶有别的宗族礼法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举两处例子都以贾母为尊。这缘于贾母身为国公夫人，且为“代”字一辈唯一在世的长辈。贾母在此所代表的不是荣国府，而是整个贾氏家族。而在贾母之下，依然处处以宁府一支为先。 可见，宁荣二府虽常被统称为“贾府”，其内部却不可等而视之，严格的宗族秩序下的角色差异首先便不可忽略。从聚会的角度来看，作为长房，宁府更多是家族的象征和家族义务的承担者，而荣府的宴会则往往更加私人化。 除两府共同参与的重大仪式外，《红楼梦》中两场极为关键的丧礼——秦可卿与贾敬——都发生于宁国府内；而荣国府时常举办各色家常小聚，又别是一番趣味。 似乎作者也逐渐在情节的安排中，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红楼梦》中宁荣二府之间“族”与“家”的分别。 但宗族地位同时也意味着相应的宗族责任。身为长房、扮演重要宗族角色的宁国府与在此问题上似乎可以略退一射之地的荣国府分别以怎样的形象生活于家族之中，且在后文详细讨论。 由宗族身份之别以及相对应的情节安排所衍生出的，是通过聚会情节展示出的家族的不同形象。聚会带来了超越日常生活的特殊空间，为越轨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平台。参与聚会的人物往往因规则的暂时松懈而得意忘形，流露出寻常被掩饰的本性。 1、宁国府：族的堕落 宁国府在《红楼梦》全书中，一直以负面形象示人。不论是第五回秦可卿判词和【好事终】曲中的“造衅开端实在宁”、“家事消亡首罪宁”，还是焦大、柳湘莲与惜春等人的侧面评价，都带有明显的批判意味。而宁国府的聚会，也往往伴随着恶性事件的发生。 第十一回是贾敬的寿辰。贾敬并未出席，由贾珍“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并“在家里率领合家都朝上行了礼”、“款待一家子的爷们”[6]。 另一边王熙凤从秦可卿房中出来，正一步步行来赞赏园中景致，却忽然场景一转，从会芳园的假山石后猛然走出一个“偷出了席，在这个清净地方略散一散”的贾瑞，“一面说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觑着凤姐儿。”[7] 除了贾瑞这一笔明写，又借王熙凤之口暗示族中男人们“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8]，留下无限联想的余地。 第十五回，秦可卿的葬礼奢华无度、风光无限，是整部书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一处情节。然而王熙凤带着贾宝玉、秦钟二人留宿馒头庵时，却又宕出秦钟与智能的一段风流：“那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因常与宝玉秦钟顽笑。他如今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极爱他妍媚。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9] 于是顺理成章地，秦钟夜里“趁黑无人，来寻智能”、“那智能百般的挣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10] 第六十三至六十五回，贾敬过世，贾珍从外赶回，上一段才是“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下一段便是“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11]。 正因尤氏将母亲等人接来帮忙操持，贾珍贾蓉等才得到机会再次与尤氏姐妹苟且。而贾琏素闻尤氏姐妹之名，此刻亦是终于得偿所愿一睹风姿，更因“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欲趁此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12] 而贾蓉也是见缝插针，“见俞禄跟了贾琏去取银子，自己无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两个姨娘嘲戏一回，方起身。”[13]待贾琏在贾蓉别有用心的怂恿之下偷娶了尤二姐，贾珍又趁“在铁槛寺作完佛事，晚间回家时，因与他姨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14] 可见，停灵这一聚会活动既引出原本分隔之人的相遇，也提供了越轨的事件发生的机会。 另外，在贾珍与尤三姐孟浪之时，作者写道，“贾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小丫头子们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凭他两个自在取乐，不知作些什么勾当。”[15]；而此前贾蓉调戏姨娘，作者也写道，“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 贾蓉却浑不在意，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16] 贾珍父子荒淫无度，连丫鬟尚且看不过眼。作者在此彻底撕开贾珍等人衣冠公卿的面皮，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兄弟父子聚麀的种种不堪。贾氏族长的停灵背后，是三贾与二尤的一片狼藉。 最滑稽是第二十五回中写道：“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17] 在贾宝玉和王熙凤突然中邪、阖府上下一片混乱恐慌的环境中，冷不丁插入这样一小段极为滑稽的笔墨，不经意般点出贾府内数位男子的淫猥，也隐晦地传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意。 又第七十五回中，贾珍因居丧无聊而召集一干纨绔子弟以习射之名行聚赌之实，更是压垮整个贾氏一根关键的稻草。 这些来的皆系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在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裤。 于是天天宰猪割羊，屠鹅戮鸭，好似临潼斗宝一般，都要卖弄自己家的好厨役好烹炮。 如今三四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夜赌起来。家下人借此各有些进益，巴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势了。[18] 又特写薛蟠“头一个惯喜送钱与人的，见此岂不快乐”、邢老舅“只知吃酒赌钱、眠花宿柳为乐，手中滥漫使钱，待人无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饮者则不去亲近，无论上下主仆皆出自一意，并无贵贱之分，因此都唤他‘傻大舅’”，向人抱怨两个娈童“只赶着赢家不理输家”[19]；尤氏在窗外听见，“悄悄的啐了一口，骂道：‘你听听，这一起子没廉耻的小挨刀的，才丢了脑袋骨子，就胡唚嚼毛了。再肏攮下黄汤去，还不知唚出些什么来呢。’”[20] 如果说前几处只是写某一人物趁聚会之便离开众人视线而偷行苟且，那么此回便直接写出聚会本身的低级趣味以及纨绔们肆无忌惮的丑恶性情。举族上下无数青年子弟参与其中，无可救药的肮脏腐朽再一次赤裸裸地袒露在读者面前。 总的看来，聚会不仅集中展示出府中众人的荒淫堕落，更为种种荒唐的发生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一众人相聚又可以暂且摆脱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节奏的独特空间，成为了一面窥见家族内里崩解朽坏的镜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面光鲜内里脏污的聚会，数次都与贾敬相关。 贾敬在整部书中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然而他在故事中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缺席得以实现。贾敬常年隐居修道，不仅不曾担负起教化子弟、整肃家族的责任，因他而举行的聚会反而成了偷鸡摸狗、行淫聚赌的绝妙时机，更为宁府的腐朽堕落添上一层荒诞和反讽。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宁国府身为贾氏长房，具有更高宗族地位的同时本更应担负起宗族的责任，却反向读者展示出一幕幕不堪入目的荒淫活剧，这是《红楼梦》的书写中极为讽刺和批判的线索。 2、荣国府：家的归属 荣国聚会，则以家宴为多，往往别出心裁，新巧有趣。 第八回，贾宝玉从宁府听戏回来，不便再去搅扰，便至梨香院探望薛宝钗。晚间薛姨妈摆下茶果，留几个姊妹吃茶。“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薛姨妈忙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嬷上前阻拦，薛姨妈道：“老货，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许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21] 第二十二回，贾母为薛宝钗筹办生日，问她爱吃何物、爱看何戏，“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至生日当日，“就贾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 席间贾母命宝钗与凤姐点戏，二人都有意点贾母爱听的戏文，“贾母果真更又喜欢”；命黛玉点时，黛玉辞让，贾母便玩笑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22] 同一回中，贵妃送来灯谜与大家猜了一回，“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兴，自己越发喜乐，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堂屋，命他姊妹们各自暗暗的作了，写出来粘于屏上，然后预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着之贺。贾政朝罢，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一时合家围坐、说笑取乐。 贾母见小辈们难免拘束，“酒过三巡，便撵贾政去歇息。”贾政有意陪笑，故意猜不着贾母的灯谜；自己出了一个，又悄悄说与宝玉，令宝玉告诉贾母；贾母说出来，贾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23]贾政素来严苛，如此宽和轻松的状态也只能在这等家宴中流露。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更是《红楼梦》中令人捧腹绝倒的经典情节。头一回，贾宝玉提议道：“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贾母听了，说：“很是。”[24] 待到入席，凤姐与鸳鸯商议捉弄刘姥姥。刘姥姥先是“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接着又举起比铁锨还沉一双老年四楞像牙镶金的筷子夹鹌鹑蛋，“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25] 第二席上，刘姥姥用“毛毛虫”、“大倭瓜”行牙牌令，又就着凤姐的手品茄鲞等事，皆引得众人开怀，且不一一列举。 荣府家宴上，日常规则的松懈和尊卑等级的打破呈现出一片畅快欢乐的和谐氛围。晚辈们总是极力地讨长辈的欢心；而长辈们往往较之往常更加迁就小辈的意愿，有意保护他们不受规矩的拘束。 尤其贾母，总爱新巧雅趣的形式，又不拘死板规则，故每每引得各方欢愉、尽兴而归。 第五十三回中有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祭祀礼毕，贾母用过茶后欲回荣府，“尤氏笑回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用了晚饭过去，果然我们就不及凤丫头不成？’凤姐儿搀着贾母笑道：‘老祖宗快走，咱们家去吃饭，别理他。’”[26] 王熙凤虽只是与尤氏玩笑，作者也并非刻意表明立场，但在以贾宝玉为主体的叙述视角下，宁国府确实一向以“他者”形象存在，从未得到过“家”的认同。 《红楼梦》中最欢乐肆意的聚会自然都发生于大观园中不假，“偶结海棠社”与“群芳开夜宴”都是全书中的高光亮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荣国府中这些仍有长辈参与的天伦和乐的家宴，为书中人物提供、也为读者们传达了一种并不完全与大观园重合、也不能完全被大观园替代的家庭归属感，这是荣府家宴情节的重要意义。 如此对二府进行区别，并非宁国府全然不堪而荣国府一派温馨，只是二府在作者有意或无意的安排下承担了不同的表现功能。作者通过宁国府揭露出族中子弟的堕落荒唐，又通过荣国府展示了家的归属与家人相聚的温馨，共同构成了贾氏家族形象的不同侧面。 荣国府的家宴上也并非没有不和谐的情节，如第四十四回王熙凤生日上贾琏与鲍二媳妇偷情。况且贾赦贾琏的为人，也丝毫不逊于宁府内贾珍与贾蓉。故而荣国府内部也可分出长房与次房两个层次，其性质和关系与宁荣二府之别大致相当，不再多言。 由此，整部《红楼梦》中的世界便不再仅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证的以大观园为界分为内外两部分，而是由贾府之外、宁国府、荣府长房、荣府次房、大观园等空间层层构建起的复杂层次系统。越往外部则越是污秽，越向内部则越是单纯。各部分的形象在不同前提下处于相对的关系，并不存在绝对的褒贬。 3、财务危机：孰轻孰重？ 另一方面，各类年节仪式中的聚会因其不同寻常的庞大开销，也从侧面暴露了宁荣二府中深刻的财政危机。 第七十二回，贾琏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税通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27] 鸳鸯未曾应准，贾琏与王熙凤争执起来，凤姐又说道：“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白填在里头。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明儿再过一年，各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28] 这边未完，那边又引出夏太监周太监时不时来府上要钱的旧事，王熙凤典当了自己的金项圈才应付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情节皆发生于荣国府。这仅仅是因为作者不曾提及宁府的问题，还是财务危机确实更明显地爆发于荣府？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京拜见贾珍，贾珍不满于进上的钱货，抱怨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29] 可见宁府内也因各样缘故，并不十分宽裕。然而关键在于贾珍下一步说：“正是呢，我这边都可，已没有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可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贾蓉也道：“（贵妃）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30] 贾珍贾蓉二人拿荣府的短缺当作闲谈，带有一种事不关己的从容。且贾珍还评价道：“那又是你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实在赔的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此法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个算盘，还不至如此田地。”[31] 无需赘言，荣国府内的财务紧张绝不如贾珍所言是王熙凤的虚张声势。贾珍做出这样的判断，与其指责他对家族的财务状况缺乏认识或是盲目乐观，不如说是贾珍因宁国府略微宽松的现状而着实无法想象和理解荣国府内捉襟见肘的狼狈。 又贾蓉领回春祭的恩赏后，贾珍道，“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又是沾恩锡福的。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袭穷官儿家，若不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32]可见在贾珍的认知里，春祭的赏赐更多的价值在于“体面”；而贾府，或者说至少宁府还未曾至于“那些世袭穷官家”的地步。 如若贾珍之言不虚，那么荣国府的亏空反而远大于宁国府，且已近于不能维持的地步，这确有些超出寻常认知。《红楼梦》全书的主体视角通常集中于荣国府，此回中借详写宁府筹备除夕祭祀之机，由贾珍之口说出“那边府”中财务的紧张尴尬，或许也是作者用心所在。 除此之外，这也反映出二府之间的财务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更拉开了二府的距离。  虽然《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文本遗憾亡佚，但贾氏家族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也基本可以确定。 既然前文讨论了宁荣二府在身份、形象等方面的差异，且宁国府显然更为负面，那么覆巢之下，是否其该为家族的覆灭承担更主要的责任？ 第五回秦可卿的判词与曲词中相继提到“造衅开端实在宁”、“家事消亡首罪宁”，固然直接表达了作者对宁府中种种不堪造成家族崩毁的控诉，然而“开端”一词值得考虑，“首罪”也绝不等于“全罪”，《红楼梦》中几处宁荣二府有意或无意的对比，提供了一条窥见家族责任归属与担当状况的线索。 除却宗族地位，贾氏中宁府贾敬、贾珍、贾蓉以及荣府长房贾赦、贾琏等都只是承袭爵位或是挂有虚衔，只有荣府贾政历任实职。另有“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的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贾琏之妻、荣国府的实际管家。更何况，令整个贾府倾尽财力修建省亲行宫的贤德妃元春，也是荣府贾政的长女。 似乎可以看出，整个贾氏家族内存在着一种宗族地位与实际能力的微妙错位。越是应承担起宗族责任的长房，越是游手好闲、无可救药。 那么次房们的表现如何？ 第二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到： “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33] 又第四回中，薛蟠在贾府中“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便被引诱得“比当日更坏了十倍”。对此，作者专门交待： 又第七十五回，贾珍于孝中公然聚赌，以致上下成势，荣府的反应却是： 可见，不仅本该更多担负宗族的长房只顾荒诞堕落，本有能力规劝匡扶的次房在家族责任面前也退却得心安理得。 第五回中，警幻仙子受宁荣二公所托，带领家族中唯一“略可望成”的贾宝玉游览太虚幻境，欲“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使其“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贾宝玉却最终“竟尚未悟”[36]。 第十三回中，秦可卿临行之前，叮嘱实际管理荣府的王熙凤“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奈何王熙凤却只问：“有何喜事？”[37] 可见，在“首罪宁”的同时，荣国府承担着作者所寄予的振兴家族、使其免受灭顶之灾的希望；而这希望的破灭，不仅在于王熙凤与贾宝玉对警醒的不悟，也在于本有能力与威望规劝子弟、整顿家族的贾政等人以“不以俗务为要”为名对上下乱象浑不在意，甚至于毫不知情。 仅有的规则守护者的自命清高、“素性潇洒”、“不知就里”，成为族中纨绔们越发肆无忌惮的底气。而在宁国府的荒淫无度之下，荣府纵是洁身自好，也终难独善其身。恶的无孔不入与善的无所作为是家族倾颓、理想破灭的共同推力。 在宁国府直接展示家族腐朽卑污的同时，荣府其乐融融的家宴之中，也常伴有不经意发生的隐微悲哀。如制灯谜一回，贾政见众人所作皆爆竹、算盘、风筝、海灯之类，便觉“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翻来覆去竟难成寐”[38]。 至于中秋夜宴上，二府内相继“发悲音”、“感凄清”，更暗示了无人可置身其外的悲剧命运。宁荣二府对家族形象的展现虽或褒或贬、或直接或间接，但最终都归于大厦倾颓的悲剧结局。 聚会是一类极特殊的情节，提供了一个可以暂时摆脱日常等级与规则的特殊空间，引出原本分隔之人的相遇，为不同寻常的事件创造了发生的机会。这样越轨的特殊时机，往往能带来人物本性的放纵与流露。因此，聚会成为了窥见人性弱点与家族背光一面极好的切入点。 而另一方面，温馨的家宴也是天伦亲情与家庭和乐的集中体现，在悲剧的大趋势下营造出珍贵的和乐与温暖。 通过对聚会情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宁荣二府本在宗族秩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又在作者的安排下承担了不同的表现功能，展示出整个家族形象不同的侧面。 由是，《红楼梦》中聚会情节所展示出的众生百态，也可纳入《红楼梦》“两个世界”的总体框架之中。 只是大观园之外的世界，虽较之园内皆是尘世俗气，却依然存在层次与差异，最好不要笼统论之。由大观园向外，荣府次房、荣府长房、宁国府、贾府之外，层层构筑起越发肮脏堕落、蔑视伦理的阴暗现实世界。 其中，荣国府的功能又呈现出微妙的两面性：既难免对大观园中的率真烂漫造成压抑甚至扼杀，在纨绔堕落的家族与污秽横流的外界面前又未尝不是一重保护。然而这样的保护在荣府之外世界的重重渗透之下终会土崩瓦解。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一回，既是混杂了贾府内外上下各色人等的一次混乱不堪的聚会，也仿佛是写在故事之初的一则隐喻：在鱼龙混杂、充斥着钱权与情欲关系又失去规则束缚的外部世界，作为典型大观园人物的贾宝玉，胜得过一时，又胜得了一世么？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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