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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永乐大典》史话 张忱石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嘉靖间《大典》重录之后，正本大概仍归原处，即安放皇宫之内，自此之后，有关正本的记载很少，正本下落，“云深不知处”，今天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重录本，从未见过正本的只字片纸。正因正本下落无明确记载，于是众说纷纭，甚至越传越讹，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桩重大迷案。
清初康熙年间，徐乾学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他说：“以余所见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编珠》序)徐乾学所见到的《永乐大典》是副本，而且明清之际，已有亡佚。到了雍正年间，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也看到了，也发现副本有缺，由此猜测正本下落，他说：“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全祖望以为正本藏在皇宫内的乾清宫，想用正本来补配副本(《鲒琦亭集外编》卷十七《永乐大典记》)。直到清末，缪荃孙承袭正本藏乾清宫之说，而且还发挥说“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艺风堂文续集》卷四《永乐大典考》)其实全祖望的正本乾清宫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1744-1775)，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作过一次清理，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又有一万多册，假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发现的，焉有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之理? 乾隆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中裒辑佚书，由于副本有缺，自难保其没有遗漏，为此宫里宫外都寻找过《大典》。有人怀疑在康熙年间修书时，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在书局最久，可能取走查阅，未能交回，于是明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徐、高两家查访，结果毫无收获(《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假若正本在乾清宫，何必舍近求远，去江苏、浙江索取副本呢？清高宗《命校永乐大典固成八韵示意序》诗云：“《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收释道欠精复，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所见《永乐大典》是副本，而且几经沧桑，残缺弗全了。正本难觅，连他也无可奈何。 从乾隆时编修《天禄琳琅书目》和开四库馆时寻找《大典》这两件事，完全可以证明正本藏乾清宫之说是极不可靠的，毁于乾清宫大火，更是无稽之谈。 光绪二十二年(1896）秋天九月，缪荃孙和他的朋友萧穆等相聚金陵，泛舟秦准，画舫之中诗酒酬唱，韵语妙绪，早已响绝人寰，渺不可追，但有一件事萧穆记下来了。他同缪荃孙谈到了《永乐大典》，并探讨了正本下落。缪荃孙只讲了他在翰林院见到副本的情况，没有坚持正本毁于乾清宫的说法。于是，萧穆认为“永乐时原写之本，久不可问矣”。萧穆得出“久不可问”的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大典》正本根本就没有流传到清朝。 持此说者最多，以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言”为代表。其云“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手此时”。所谓毁于明亡之际，说得更具体些，是指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焚毁了。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四十二天，就被皇太极和吴三桂组成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击败，起义军撤离北京的时候，的确放过火，史籍中不乏记载。如谈迁《国榷》卷一云起义军焚烧宫殿、城楼、民舍，“通夕火光烛天”。文秉《烈皇小识》卷八云“逆成出阜城门西走，纵火烧诸宫殿，又烧九门雉楼，火光烛天”。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正在北京，他说：他和其他传教士在明末制造“向已尽进内庭”的“新法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证诸种仪器”“尽遭流寇所毁”(《汤若望奏疏》)。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记载更为详细，其云：“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版也。书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难遭虫鼠啮而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世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毁于明亡之际的说法，即根源于此，但都没有明确记载《永乐大典》正本焚毁一事。以记述最详的《韵石斋笔谈》，亦颇多漏误。他说：“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假如《永乐大典》等典籍庋藏于此，总不能说“藏书甚寥寥”吧!又说明末“文渊阁制既庳狭”，文渊阁狭小，何以能安置下一万多册《大典》及其他“宋人诸集”呢?所以我们不能仅根据姜绍书的记载，得出明末文渊阁被毁，《大典》正本也就同时不存在的结论。这种说法，连乾隆间法式善也不相信，他说副本“相传为李自成所摧残”，又谓“不知原书今归何所，竟无人知之，是可怪也”(《存素堂文续集》卷二《校永乐大典记》)。“相传为李自成所摧残”，可能就是藏在皇史宬的副本，有二千多卷亡于明清鼎革之际，而正本下落，仍是“是可怪也”之谜。《大典》正本下落，别说清人，连明人也说不清楚。自嘉靖重录之后，明人有关《永乐大典》的记载寥寥，而且极为矛盾。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补遗》记云，万历间太史令李维桢说：“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李维桢对《永乐大典》的评价当然是不对的，但也仿佛见过《大典》似的，即使他见到《大典》，也只能是皇史宬的副本，正本仍然没有线索。万历二十二年春，南祭酒陆可教建议将《大典》分颁“各巡按出差之时，量赍一二十册，如式刊行”(《陆学士先生遗稿》卷九、《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五）。由于功费浩繁，“当时议允，终未颁行”(《茶余客话》卷六)。陆可教虽没有讲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当然不会用正本交各巡按带走，只能是副本。但为什么已有正副两部的情况下，离重录还不到三十年会提议刊刻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事情。直到明末，又有两人记述到了《永乐大典》。明史专家谈迁说“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国榷》卷六十五)谈迁由明入清，而且是明史学家，尤重明代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如果《永乐大典》正本被毁，是件大事，为什么他亦茫然，甚至产生疑问呢？另一人是太监刘若愚，他写的《酌中志》说：“不知新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刘若愚为内臣，熟悉明宫秘闻，居然连他既不知正本，连副本下落也不清楚了。明代《永乐大典》正本长期秘藏禁中，直至嘉靖间，犹如“卿云之一见”，重录之后副本藏皇史宬，正本归贮何处，史无明文，从此正本杳如黄鹤，渺无音信。故持毁于明亡说者，只能说“可能”，也是猜测而已。笔者于1985年夏去青岛度假，途经济南，访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王先生博学洽闻，对《永乐大典》研究有素，中华书局七百三十卷影印本出版后，他曾翻阅一遍，撰有“渤澥一勺——读影印本《永乐大典》存卷后记”。（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与王先生谈及《大典》，他说：“正本没有亡毁，我始终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皇史宬修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为皇家档案库，专门存放《实录》、《圣训》和《玉牒》。它的建筑，包括门、窗、大梁全用砖石修葺，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的功能。其大殿墙壁更为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物中所罕见。秘藏《永乐大典》正本于皇史宬夹墙之内，“以备不虞”，亦可备一说。
《永乐大典》修于明代，而明代帝王阅读《大典》者，仅孝宗、世宗二人而已。明孝宗曾命录《大典》药物禁方赐御医房诸臣（王鏊《震泽集》卷二十）。更为喜爱《永乐大典》的还是明世宗，他“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按韵索览”（《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二）。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中大火，他一夜下三、四道命令抢救《大典》；之后他又决定“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二）。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本为其殉葬于永陵。也许有的读者会提出疑问，《永乐大典》重录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开始的，直到隆庆元年（1567）四月庚子（十五日）完成，而明世宗是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十四日）卒，隆庆元年三月壬申（十七日）安葬永陵。安葬世宗在《大典》重录完成之前，在时间上存在矛盾，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一点不难理解。一般说完成于隆庆元年四月，是根据《明穆宗实录》卷七所载奖励重录有功人员徐阶、张居正等人的嘉奖令，重录工作完成和穆宗下达嘉奖令之间应当有一段时间，依笔者之见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元年三月之间就可能完成了。由于世宗之死，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如穆宗登基、大赦、封爵、任命官吏、平反海瑞出狱、安葬世宗等，直至这些急务处置妥当后，才下达嘉奖令，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五十年代末，发掘明神宗定陵时，史学界有人怀疑定陵中有《永乐大典》。史籍上并没有明神宗阅读《永乐大典》的记载，应当怀疑的是明世宗永陵，而不是明神宗定陵。在明代，以生者平时喜爱的书籍殉葬的例子很多，六十年代山东发掘朱元璋子鲁王朱檀墓，殉葬的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七十年代上海郊区发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白兔记》等。明世宗在位日长，又宝爱《大典》，遗命以《大典》正本殉葬是极有可能的。笔者曾考察过永陵，极为宏伟，超过明代诸陵。《旧都文物略》云：“永陵规制壮丽精致，长陵不及也。”从永陵的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
综上所述，前二种说法，认为《大典》正本早已亡佚；后二种说法则认为正本尚存于世，唯有待考古发掘才能证实。《永乐大典》正本如能发现，那将是轰动世界文化学术界的奇迹，它的意义，远远胜过孔子壁中书、晋汲冢书和敦煌石室文书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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