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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 整理出版记 文 | 张晓川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终于面世了，回忆起从想法、动议到实际开展工作的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最早计划整理这么一套近代中外关系的史料丛书，大概在2013年左右，当然头脑里有这样的念头肯定是更早的事情。在最初的计划中，这套丛书的主题应该是“出使与游历”，比较接近于《走向世界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晚清国人出使与游历活动资料整理的先行者。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仍有遗珠之憾，不少相关主题的资料并没有囊括。所以，在2013、2014年，我们几位最初的发起者，曾经做了一份待整理资料的书目，基本上都是晚清国人走出国门，出使或者游历之后所留下的文字。那两年我们也联系了一些高校和出版社，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终究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机会。到了2015年春节期间，网上公布了当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公示，其中《走向世界丛书》的续编就赫然在列。当时的打击还是很大，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因为并不知晓丛书续编的详细目录，也无从继续规划我们自己的丛书，因此相关计划联络活动也停滞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不到一年，《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目录终于公布了。我们原先的计划中，当然有相当部分的书目包纳其中，但是也有一些近代海外游记和游历性著述并没有被收录。更何况“出使与游历”这一主题，也仅仅是近代外交和中外交往中的一个方面，仍然有大量相关史料处于未刊、未整理、未研究的状态。 2016年开始，我们又开始调整计划和重新策划史料丛刊整理工作，同时也在不断寻找志同道合的研究整理者。同年，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章清教授听闻了丛刊的编辑出版计划，决定予以支持。这一支持可谓是丛刊由想法变为实践进程中关键的一大步，也使我们倍感兴奋。不过由想法到实践，看似容易，实际上也有相当多的具体问题需要一个个解决。于是，在2016年10月的上海，复旦大学主办了“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空间生产与知识转型”。2017年9月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主办了“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两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留出了一定的时间，来讨论丛刊整理编校的具体问题，商议解决具体困难。最后在2018年初的时候，决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来承担出版工作，正式进入整理编校的流程。即便如此，仍然时不时有意外情况出现，比如临时更换书目等。经过近一年的整理以及研究性前言的撰写，一年的编校、印刷等工作，2020年夏天，丛刊第一辑终于杀青。追记这一历程，虽不能到“十年磨一剑”的程度，但也有种种坎坷和反复，好在丛刊编辑出版团队齐心协力，研究中心和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迎来了丛刊第一辑的出版。  丛刊第一辑的整理团队总体来说是“青年军”，年龄全都在45岁以下，大部分不超过40岁，这样的年龄特点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近年来高校事务性工作较多，原先看似时间比较自由的高校教师和研究者往往被各种会议、评审和学生事务牵绊。相对而言，年轻教师的精力还算比较充沛，也能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整理点校工作中。不过同样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考核和任务也越来越重，作为“青椒”面临很大的压力。古籍或史料整理工作在相当多的考核系统中，并不能算有帮助的成果。故而既感慨于整理者们大体上是凭着自己对学术研究和刊布史料的一腔热血以及对于近代中外交涉领域的学术兴趣而完成了整理工作，又对史料整理在“不尽合理”的考核标准中的尴尬地位而感到惋惜。其实丛刊的整理工作，除了细致的标点校对需要付出心力之外，本身也具有学术的性质。 读者们手握丛刊第一辑的十种，自然会发现每一种的前言都相当扎实而富有学术性，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篇问题意识明确、严谨的学术论文，并不一定逊于某某高级别刊物的一般水准。上述所说也可以总结为《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及其整理者团队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整理者的专业性和“丛刊”整理的学术性。现下不少史料整理，尤其是成规模者，或因各种条件限制，前言往往流于内容简介，很多基本的问题并未搞清，更遑论进一步讨论史料价值与相关史事。比如我自己整理的这本《外交辩难》，其作者蔡钧，此前学界弄错了籍贯，也不清楚生卒年月，对于他的生平，除了几件比较著名的事情之外，也不甚了了。蔡钧的其他关于中外交往的著述，实际上在不久前整理出版过，本应是一个弄清其基本情况的好机会，可惜并没有，直到此次整理前言方才厘清。 丛刊第一辑中，《袁昶庚子日记二种》和《庚辛史料》的整理者戴海斌，是专门研究晚清人物、史事的学者，尤其专注于庚子前后这一时段。《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的整理者皇甫峥峥所擅长的领域正是晚清外交，集中在驻外使节和使馆方面，这批档案便是从藏于伦敦的英国F.O.17档案中一条条抄录整理。同样，《金轺筹笔》的整理者李峻杰的研究方向也是晚清外交与出使。两种关于东亚地区中外关系的资料《日俄战争清政府因应档案》和《领选日记》的整理者吉辰、王鑫磊，两人的专长也正在晚清时期的中日关系与中朝关系。《四国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欧各国军事技术与科学技术的考察记录，其整理者赵中亚专门研究晚清西学东渐，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十分熟悉相关术语。《海国公余辑录》是丛刊第一辑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种，其整理者王晶晶的研究方向正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故而能敏锐地觉察该书在马华文学中的地位。《驻德使馆档案钞》和《庚辛史料》的整理者陆德富、裘陈江都分别整理过数种近代文献，并有多篇史料整理、考证的文章刊布。整理者团队的专业性，基本上能够保证点校整理中各类历史名词准确无误，不至于出现错点漏点的情况，也在前言中对文献、文献作者和相关史事形成相当程度的研究文字，使得非从事专业研究的读者可以准确了解史料的基本情况，而相关方向的利用者能在一个比较高的研究基础上起步。  丛刊第一辑已经出版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一方面来自于第一辑整理和后续计划工作中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包括史料整理中一系列格式和思路的具体问题，以及整理者时间合理安排等，都需要随时沟通调整，不过其实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一些“场外因素”。有些稿本，内容上可能会呈现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是独一份的存在，比较珍贵，收藏机构则未必愿意公开交给学者整理。有些文献虽然为整理者掌握，但是由于版权的问题或者著者后代的坚持，整理出版也出现了障碍。甚至有些文献已经从拍卖的途径散出，犹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比如晚清专驻意大利的第一位公使许珏，他的日记（包括但不限于出使部分）以及出使公私函牍都在拍卖市场上出现过，之后据说被买家拆散了，再次进入市场，则很难再追踪到了。有时候想到这些情况，还是感觉颇为无奈，因为很有可能这样集中的文献就再无重新汇集面世的可能了。 另一方面，丛刊后续几辑的编辑出版计划正逐步展开，而最关键的整理研究团队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前已述及，整理者基本上是因研究兴趣而投入整理工作，又以整理工作促进学术研究。因此，丛刊涉及史料的整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乃至于更大的一些设想，都有赖于整理者团队的良性持续发展。由于丛刊第一辑整理者的研究时段大多集中于晚清，因此有必要在合适的情况下，向民国时期推进。尽管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印刷技术手段大幅提高，排印本相对较多，但是仍有大量关于中外交涉的资料需要点校整理。此外，既然以丛刊整理的模式聚集起一批比较年轻的研究者，那么自然也可以此为基础，开展更多的学术活动，比如近代中外关系相关领域的学术会议等，这自然需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谋划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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