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况是先秦时期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总结，他的思想对我国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也起过积极作用……  荀子，名况，是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孔子以后的儒家，战国时代出现了两位大师，一是孟子，他是孔子学说的正统继承人。二是荀子。后世虽以孟、荀并称，但两人的思想倾向却有很大区别。荀子的思想可说是以儒家为主而兼取诸家之长，尤其是纳入了法家思想，因而已不同于孟子那样的正统儒家，是一个别开生面，自成体系的思想家。  荀子15岁时，就到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齐国国都“稷下”学宫游学，在各派学术思想的熏陶中成长为一名博学者。荀子曾经游历于楚，考察于秦，议兵于赵。齐襄王即位后，荀子在“稷下”学宫从事学术活动，荀子弟子很多，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在齐国曾被封为“列大夫”，3次担任学宫“祭酒”。后来，荀子因受谗言中伤，离齐归楚，被楚国国相春申君任为兰陵令。春申君被害后，荀况也被免职，定居兰陵，从事著述，度过了晚年。  荀子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集以前唯物主义思想之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论哲学体系，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战国后期，封建制度已经在各个诸侯国巩固。确立起来，而只具备了结束分裂割据，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条件。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批判地综合百家之学。荀况自己说是属于儒家，是孔丘的继承人。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判得特别尖锐，说他们是“俗儒”、“贼儒”。他对当时诸子百家差不多都有批判，既有批判又有吸收和继承，去各家之“献”，取各家之“见”，在综合百家的基础上，适应时代要求，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荀况专门写过《非十二子》的批判文章，集中批判了墨翟、慎到、男施、邓衍、子思、孟子等人，在其他文章中，对老子、庄子、申不害等人也都有批判。但是，他不是把诸子百家思想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而是扬弃那些他认为没有用的观点，吸收、继承其有用的观点。如他对墨家的批判，就是这样。他批判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机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说“路子有见于齐，无见于购”，“蔽于用而不知文”，还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观点出发，批评集中指向墨子的“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他又是有积极影响的。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他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汇贯通到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之中。  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荀子是第一个从哲学理论上较为系统地对“天”给予自然的解释的哲学家。他剥掉了从外面强加给天的神秘外衣否定了从外面硬性赋予给“人”的神灵本质。荀况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星辰随大地旋转，日月轮流照耀，四季交替，寒来暑往，阴阳变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和气而产生，各得风雨而成长。这种生成变化没有意志、没有目的，但是有它自己的规律，苟况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的规律是客观地起作用的。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自自然界，依赖自然界。但人和自然界又有不同的职分，所以“明于天人之分”，就可以成为“至人”。荀子的认识论，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天人之分”，不是绝对地分开，而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在他看来，“天地之变”不可畏，“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治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把天看得高大而恭谨它，不如把它当作物积蓄起来或者来控制它；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它的规律来利用它。在这里，他强调了人类只有掌握规律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他的自然观中最主要的部分，可以说，他把先秦时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荀子还认为：“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定理”。就是说，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种事物可知论的观点，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认为主观必须与客观相接触，才能构成认识，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说是人的知识、技能都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认识客观事物，由感官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耳、目、鼻、口、舌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用天官”，不同的感官有不同的接受外界感触对象的性能。内接触得到感觉，这是认识的初步。第三步是用“心”进行思维，他说：“心居中并以治五官，夫品之为天君”。“心”有“微知”的作用，“微知”就是对感官得来的认识进行分类、辨别、取舍。如果不进行思维活动，就不可能有认识。苟况已经初步观察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一些辩证关系。  针对孟轲提出的“性善”论，荀况则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就是说，人性是“恶”的，所谓“善”是人为(伪)的结果。他进而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防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他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人性恶，所以要制定法令来治理，用严酷的刑调来管制，如果没有法治，就会天下大乱而不可收拾。显而易见，他的性恶论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法治提供理论根据的。在这基础上，为了巩固封建主义的新秩序，他赞成以礼治为主，又兼法治；礼治和法治相结合。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为政的先导，“礼义者，治之始也”。与之同时，他公开强调法治，说：“法者，治之端也”。把“法”看作是实现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他的所谓礼与法界限不是绝对分明的，礼有时包含法，礼也带有强制比法有时也有规范的意思，礼与法不能绝对分开。苟况还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出发，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出发，提出了“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的主张。“礼义”是荀况所谓“王者之道”的核心，而实质是要确立封建等级制度。当时，诸侯各国虽然都有封建等级制的建立，但等级的划分很不统一。他强调“隆礼义”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一的封建等级制。  荀子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在战国诸子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不仅批判地总结了他之前的先秦各家学派的学说，汉初的传统诸儒也大多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他对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开启作用，更可谓原功之臣。近代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这话不免偏激，但荀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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