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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然而最后一次南巡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相隔仅一年多。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对南巡的目的与意义，史家多有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康熙在南巡途中与传教士多有互动，而最后一次南巡又与前五次有着明显差别。这些活动很少见诸国内所藏官方文献，幸而一些当时在场的传教士把接见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有的还刊印问世，并寄回欧洲，我们才得以一窥端倪。 台湾和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的1684年，康熙首次以巡视河工、祭拜孔子与明陵为由南巡，考察官员，了解民情，同时也借机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之后又相继南巡五次，最后一次在1707年。康熙每次南巡，凡所到之处，常常询问是否有教堂和神父，并亲自接见传教士。前五次南巡，康熙都对传教士十分友好，而最后一次则因教廷特使多罗来华，导致清廷与教廷矛盾激化，礼仪之争达到高潮。下面我们就将根据国内和欧洲所藏文献和档案，展示南巡时康熙与传教士的互动，并重点讨论最后一次南巡途中，康熙、直郡王和内务府官员在礼仪之争时对于传教士的态度。 康熙帝一生都与天主教传教士关系匪浅。1668年，杨光先（1597—1669）和耶稣会士南怀仁在午门外赌测日影，但大臣中无人通晓，年轻的康熙帝于是发奋学习西学。最初由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担任御用教师，1688年后有徐日昇、安多、张诚、白晋等人传授西学。康熙倚重传教士的一技之长，每次出巡，多请他们陪同。1682年春，南怀仁曾随康熙帝巡游东北。1696、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旦，张诚、安多也一同随行到西北，沿途观测日月食，并测量北极高度，以决定当地的经纬度，而1700年之后每年随驾去热河避暑山庄的传教士则更多。每次出巡，传教士陪侍在侧，有的作为医生，有的作为翻译，有的作为画师，有的作为天文学家，随时备询，回答康熙帝有关历算、医药、自然和地理知识的问题。西学与传教士成为康熙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他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见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和教徒有所记录，并结集成书，陆续刊刻问世。其中《熙朝定案》记载了前五次南巡的情况，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教徒张星曜等人所写的《钦命传教约述》。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据《熙朝定案》统计，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见传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见毕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别在济南、杭州、江宁、济宁接见柯若瑟、殷铎泽、潘国良、洪若、毕嘉和利安宁；1699年在无锡、杭州接见潘国良（当时张诚、白晋随行）；1703年在杭州接见郭天宠和习圣学；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见蒙輗、杨若翰、艾斯玎、隆盛、何纳笃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见艾斯玎、郭中传和龚当信。其中除蒙輗（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艾毓翰（多明我会会士）、何纳笃（传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数是耶稣会士。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有的传教士从杭州到苏州、无锡，有的从严州到淮安接驾，有的从苏州到杭州见皇帝。康熙帝则派内务府侍卫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对天主教的关爱和对传教士的重视。见面时康熙常常嘘寒问暖，打听他们的年纪、国籍、来华的时间、住处（天主堂），是否到过北京，是否认识某某传教士等等。传教士则一般会送上“方物”（西洋礼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会收下一些礼物，作为回报，向传教士赏赐食品，赠送银两和礼物，传教士收到礼物后要照例“谢恩”。 有意思的是，为了迎合康熙对西洋奇器的爱好，传教士进献的“方物”中有许多科学仪器，如验气管、望远镜、浑天仪、日晷、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还有照面镜、玻璃瓶、玻璃彩球、万年眼镜、西药、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纸和女鱼骨珠。康熙帝特别对天球感兴趣，并让毕嘉将验气管送到北京。在与传教士的对话当中，康熙也特别问他们是否晓得天文、医学、地理等“格物穷理”知识，表明他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黑漆盒绘图仪器，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作。上下两层，内装绘图仪器30余件，及一存放墨水的蓝色水丞。现藏故宫博物院 我们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南巡为例。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北极阁观星台，大臣李光地得以随侍，并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帝在观星台观测老人星的活动。当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在南京。洪若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1688年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的成就，康熙帝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有意思的是，康熙帝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此作了解答。 关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南巡，《纶音特典》有记载，现附载于后：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午刻，皇上南巡，舟抵淮安皇华亭，住泊浙江严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蒙輗同江宁天主堂西洋进士杨若翰恭接圣驾，奉旨：着养心殿总领张常住引至御舰陛见，即顾问云：你们两个是何国人，有多少年纪，到中国有几年，曾到过京否，今住何堂。俱各一一回奏。又问蒙云：你在浙江严州来么？奏云：闻万岁南巡，臣即不胜踊躍，从严州特来接驾。皇上大悦。随持方物一十二种，进呈御览。谕云：你且将方物带回本省，朕到替你全收。四月初三日，蒙輗在杭州恭迎圣驾，随至织造府行宫进呈西洋方物，养心殿总领张传旨将方物收进，御览全收，天颜甚喜，即赐银九十两。又进呈皇太子方物十二种，亦着内监收进。初九日，皇上驻跸西湖行宫。未刻，特命内大臣谕总领张传旨，次日命西洋进士严州天主堂蒙輗送驾陛见。初十日，圣驾回銮，蒙輗同衢州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毓翰、杭州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斯玎、萧山天主堂西洋进士何纳多、湖州天主堂西洋进士隆盛等雇一小舟，至谢村塘口跪送。皇上一见，即亲开龙舟窗子，以手招輗等小舟近御舰，问各臣是何国人，五臣等俱各回奏。又问云：你们在地方俱好么？回奏云：臣等荷蒙皇上洪恩，俱好。又命御前内监将御膳烹炙熟猪一口，钦赐五臣为点心云云。臣等即叩头谢恩，即随龙舟至仪金渡，蒙皇上又问：你们往那里去？五臣等奏云：恭送圣驾，叩谢皇恩，意欲远送。皇上亲自谕曰：你们自当回去，不必远送了。臣等遵旨谢恩而回。伏念輗等西陬鄙儒，恭遇皇上慰顾颁赉，诚不世之殊恩，柔远之至意也。谨将颠末敬刊方册，少志勿忘，复思无可仰报，惟日于天主台前恭祝天子万年永享真福于无疆云尔。 除《纶音特典》之外，曾追随康熙的官员对此也有记述：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行在碑亭巷有天主堂，门首恭进西洋字册页履历黄折。钦奉皇恩，停车顾问良久，又御试西洋语文，天颜大悦，随命御前太监李带领，随驾入行宫。奉旨：着养心殿大人张常住照管，候旨宣用。（《圣祖五幸江南全录》） 可见康熙帝不仅到天主堂与传教士见面，之后还带他们进入行宫，下令养心殿官员张常住照管，等待时机咨询传教士。南京是重要的传教地，明末利玛窦进京前，就曾在南京停留，除上面提到的洪若、毕嘉之外，中国首位主教罗文炤也曾在这里传教，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有密切的往来。 我们看到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接受方物，赐食赏银，一派祥和，然而最后一次南巡（1707）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1705）相隔仅一年多。为何康熙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大相径庭？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700年前后，欧洲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进入了高潮，影响波及中国。1702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广泛征集对祭祖祭孔礼仪的看法，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一般文人和教徒，以上呈教廷，为教皇裁定作参考。多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教皇克莱门十一世（1700—1721）之命出使远东，来华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礼仪。多罗1703年离开欧洲，经印度、菲律宾，于1705年4月到达澳门，之后启程北上，于当年12月4日抵京。一开始多罗隐瞒了来华的真实使命，对于皇帝的询问含糊其辞，只是说感谢康熙对传教士的“柔远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皇帝空前热情的接待。 然而多罗在公开来华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罗，并任命皇长子直郡王负责与传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准备返回欧洲。 如果说在此之前礼仪之争还只是天主教的内部事务，那么由此开始则逐渐演变为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康熙感到皇权受到了外来干涉，大为不悦，于是在1706年12月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并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但同时，康熙还是准备与教廷沟通，派遣了数批耶稣会士赴罗马斡旋。欧洲所藏档案记载了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经过和大致内容： 多罗直郡王、武英殿监看制造等项员外郎赫世亨、张常住，养心殿看制造等项赵昌等，于本月初七日同议具题随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凡新旧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领票来京者，不得阻滞，但不许久住，急速催往来京，嗣后将给票不给票人等名姓开写，交与包衣大人，由伊衙门行礼部，由礼部转行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交与礼部。钦此。 嗣后西洋人来京给有票者即行贵部外，将先经领内务府印票西洋人数目一并移送等语。嗣后相应将西洋人给与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驱逐，不给印票者，地方官不许容留，往澳门驱逐前往，有情愿领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着速来京，为此将给予印票不给予印票人等姓名开列，一并移送贵部，相应知会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为此知会，等因到部，相应移咨直隶各省可也。 这道旨意发布之后，就陆续有一些传教士到北京领票。多罗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达南京，对此他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措施，于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严禁中国礼仪，这一决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进一步升级。从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罗在南京停留了约3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准备在那里等待法国或英国的贸易船只，返回欧洲。但是他刚到广州，就接到上谕，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门暂住。1707年6月，多罗及其随员在官员们的护送下，再度到达澳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圣为枢机主教的多罗，1710年6月死于澳门囚所。 我们再回头看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次南巡，行程大约是这样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皇太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经东昌府，2月11日到达济宁，3月30日到达扬州宝塔湾行宫，经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观看了军队的演武操练，还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离开南京。后经句容、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于四月到仁和（杭州），并驻跸西湖行宫。后经嘉兴、苏州府、丹徒、扬州（四月甲午，宝塔湾行宫）北返。 我们看到这次南巡正好在多罗发布南京敕令之后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处于对于教廷特使的极度愤怒当中，对于传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颜悦色，在途中接见传教士都是要他们选择立场，决定去留。 水陆交通要道如临清、扬州和南京等地，传教士都早就建有教堂。康熙专门派直郡王（也就是皇长子、大王爷胤禔）在这些地方就领票事召见传教士，详细询问他们有关礼仪的看法。按照朝廷的旨意，若传教士按照遵守利玛窦规矩、领票，才能在中国永久居住，否则就要驱逐到澳门或回国。 临清主要是方济各会士的驻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里。康熙在到达临清之后，曾专门召集和会见了方济各会士，他们大多打算领票，接受询问，并表示遵照圣旨，但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发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达淮安之时，康熙发现没有传教士来要求领票，于是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打听其中的缘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于是命他到镇江打听消息。4月1日，康熙到达扬州，巴多明介绍了五位在镇江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即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和索玛诺，其中穆德我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4月2日，这五位传教士被介绍给直郡王，直郡王问他们是否愿意领票，是否遵循利玛窦的规矩。他们回答说，愿意领票，并遵守利玛窦规矩，但多罗让他们遵守教皇的指示。第二天，直郡王再次询问，他们并没有改变主意，这让直郡王十分生气。于是康熙发布谕旨，将他们遣送广州： 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国人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诺，此五人俱着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龙安国、博贤士来时，一并同来，给票不给票之处那时定夺，伊等的道不必传。 当时在南京集中了约二十名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以外，还有曾追随多罗的意大利教士施体仁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赫宣。传教士们都被要求就是否遵守利玛窦规矩、是否领票表态。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表示愿意遵守，并永不回西洋。而施体仁和赫宣则表示不愿遵守利玛窦规矩，不愿领票，于是遭到直郡王的训斥： （三月）初八日，直郡王、张常住奏：池州府西洋人赫宣、江宁府西洋人施体仁，问得施体仁是同多乐到中国的也不久，中国的字还认不得，赫宣是同薄显世到中国的，中国的书略读过些。问：“你们的教同利玛窦合不合？”他两个说：“利玛窦只是敬天主，与我们相合，别的敬孔子、拜祖先牌位，都不合。”“你们是这样的胡说，甚不合道理。当初利玛窦未到中国之先几千年，我中国道理没有一些不好，尔等若不到中国更好。日本一个小国，尔等去一个、杀一个，尔西洋把他怎么样？若你们再说甚么胡话，我都拿杀了。倘我天朝大国要杀尔等，又怕甚么？”限尔等五日内速速往广东赶上多乐说这个旨意。倘多乐又有别的胡说议论，连多乐都拿来杀了。若尔西洋为杀了多乐发兵来，我就与他打仗，尔九万里都能到中国来，难道我还不能与你们打仗么？有在中国的西洋人不传教，单自己修道也罢。尔等赶上多乐，一齐回去，若迟悮了，着尔等交与督抚拿锁锁了，解到广东澳门去。钦此。 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对传教士态度已十分严厉。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赫宣，依大里亚国人施体仁，交与江宁总督巡抚，五月内起程往澳门去，同多罗同回去。伊等若过限期，督抚即上锁送往广东澳门。”不仅如此，其他各地的传教士也同样受到朝廷的盘问，先后有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 本月（四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孟尼、董默觉，意思巴尼亚国人巴禄茂、万多默、方济国、赖鸣远、罗森铎、山若兰、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驱逐前往墺门去，意思巴尼亚国人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五月十三日奉旨：依大里亚国人劳弘纳（恩）五月内即驱逐往澳门去，以上西洋人不曾给票。 而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则在不久领到了北京发给的票——这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继续居留传教的护身符。 在南京发生的拒绝领票事件之后，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扬州接见了那些愿意领票的传教士，直郡王为此发了敕文，《钦命传教约述》这样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钦颁勅文，备载履历，杭州传教修士艾斯玎、宁波郭中传、绍兴龚当信，四月初四日叩觐于杭州行宫。二十六日，各省传教修士共二十二位同在扬州行宫陛见，俱蒙恩赐筵宴，并赐纱缎，钦颁勅文，永在中国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谕云：“领勅之后，尔等与人犹如一家人了。”其勅文俱命直郡王亲手授付。臣玎等伏聆圣谕，柔惠远人，尊崇天主，陶淑万民，至矣尽矣。 在北上回京途中，上述未领到票的临清州的方济各会士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颁给的执照。  清廷颁给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康和子的票 康熙南巡其实是观察当时政治和权力运作的绝佳契机。我们看到在第六次南巡中，伴驾的皇长子直郡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与传教士面对面地接触，颁票与否都由他定夺。当然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严厉对待传教士，肯定不敢自作主张，必定得到了皇帝的默许，有着康熙的幕后支持。有清一代以康熙朝的皇位继承最为惊心动魄，但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康熙的诸皇子都颇有才能，没有哪一位能占有绝对优势。康熙帝在培养教育皇子方面尽心尽力，幼年时对他们严格要求，成年后让他们各有所司，将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构成了皇家统治的重要一环。从南巡中放手让直郡王负责外交事务即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看到一般只负责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令人瞩目，其官员负责皇帝与传教士的沟通，俨然成为当时的涉外机构。这些官员如赫世亨、赵昌、王道化、张常住、李国屏等人，都是天子近臣，他们不仅询问不同的传教士和教徒，而且掌握多罗和传教士的一言一行，并随时上报皇帝，为康熙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依据。 南巡当中皇帝与传教士的接触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最后一次南巡，可说是一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直郡王或者说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约服从利玛窦规矩，永不回西洋；另一方面，教廷特使则领有教皇严命，禁止礼仪，要求他们不得遵从“利玛窦规矩”。要么遵从中国礼仪，要么离开中国，去留都是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转入了半地下的状态，最后导致雍正皇帝的禁教。 康熙南巡对于清代政治有着重大意义，在巩固统治、加强皇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然很少触及外交这一层面。随着中国礼仪之争在康熙朝愈演愈烈，皇帝对于传教士的态度逐渐由怀柔远人、用其技艺的宽容，到了怀疑其学说并限制其传教的警惕，最终上升到了清廷与教廷的直接对立，其矛盾冲突在最后一次南巡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利用国内和欧洲所藏的中西档案和文献，揭示了一些南巡被人忽略的层面，希冀还原康熙时代更为丰富的历史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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