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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有个官员叫庄昶，此人一度在家闲居二十多年。此后，他奉皇帝之命赴京任职。在到吏部报到的时候，他仅仅是作了三次揖却没有下跪。后来，他总算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再后来，他升为南都验封郎中（掌文职官员之封爵、议恤、褒赠等的验封清吏司的副职）。因为患上了中风的毛病，第二年吏部考察，他就因为老病被罢官了。同时期的一个名叫丘浚的官员说：“引发天下读书人背叛朝廷的，从庄昶开始。”这是明人朱国祯在他的著作《涌幢小品》中，为我们讲述的一件官场轶事。这件轶事的主角庄昶，本是一个一身正气，敢于讲话的读书人，为成化二年（1466年）的进士。他曾经因为反对朝庭灯彩焰火铺张浪费，不愿进诗献赋粉饰太平而被贬桂阳州判官。同时期朝廷的另外一位官员丘浚，与他的思想观念截然不同——他一味拥护高举，并且对庄昶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这其中显然不仅包括庄昶的进谏，也包括他过吏部而不跪。在这样两件事上，庄昶做错了什么没有？当然没有：朝廷灯彩焰火铺张浪费，说起来是浪费的是朝廷的钱，究其实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因此，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应予制止？与此同时，官员拜访吏部真的必须下跪吗？其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朝廷本来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另一方面作揖是不是已经足以显示应有的礼貌了？跪，是不是将人与人的等级界限化得太清了？对于下跪者的尊严考虑地太少了？难道说，在官员之间讲一讲平等和相互尊重都不行?这丘浚说起来也是读书人出身——他是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的进士，并且后来长期担任的也是文化方面的官职，修撰《寰宇通志》。但毫无疑问的是，比起庄昶来，他更正统，也可以说更识时务——能够坚定不移地维护朝廷和利益，而他对庄昶的非议就是证明。也正因为这个，他的仕途一路顺风，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朝廷的核心领导层了。反之，那位不识时务的庄昶，就没他的仕途这么顺利了，甚至可以说是一路沟沟坎坎。不过，哪种做法对于朝廷真正有益，几乎又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朝廷内宫听进庄昶的话，重用他这样的人，那么，明朝的江山恐怕就真有可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最终明朝的江山也还是在100多年后，易手他人，遍地丘浚这样一副奴才相，也缺少真正的见识的官员，至少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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