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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人物考订

章实斋先生年谱

何 序

替古人作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作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作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这种困难就是章实斋所说的“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和“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只有作书的人自己明白。

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就是这样作成功的。我记得当民国十一年二月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年谱》印好寄给他的时候，他曾经有下面这一段日记，我现在替他发表出来，来证明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一种玄想。他的日记上说：

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适之先生此地所说的甘苦，我们看了谁亦要表同情。不过他说这本《年谱》是他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我个人却不敢同意。我以为适之先生所说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正是章实斋所说的：“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个人讲，一面想到作《年谱》这种工作的困难，一面看到适之先生这本《年谱》内容的美备，我实在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一本“即景会心妙绪来会”的著作，不是一种“玩物丧志无所用心”的玩意儿。这种工作当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们坐享其成的读者却不应过度的去求全责备。

今年秋间王云五先生因为很赏识适之先生这本《年谱》，所以要把他选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里面去，预备将版式改排。适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虚心的趁这个机会托一个对于章氏学说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补一下。这位受托的人就是刚从北京清华研究院毕业，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读书的姚达人先生。当达人先生进行他那增补工作的时候，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他因为研究章氏已经三四年了，身边又带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从九月到十月不满一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实在补进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适之先生当时还没有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本《年谱》的内容更加美备了。

达人先生增补完工之后，就把这增补本交给适之先生去校正。适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并且向达人先生说，他近来听见我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们两人再作一篇序表示我近来的心得。当达人先生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很是迟疑，但是亦就立刻答应。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匡谬》篇中曾经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美观也。”这是一句很合理的话。我们应该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这本《年谱》的人，当然不应该谈这本《年谱》的“作书之旨”。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和我三个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适之先生不该发起叫我作这篇序，达人先生不该附和他，我亦不该答应他。这是我所以迟疑的缘故。但是我当时反省了几分钟，终于答应了，而且自己觉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交情。我和适之先生的文字交，始于民国二年的夏季。我记得当时他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我是一个投稿的人。民国四五年间我和他才在纽约常常见面谈天，成了朋友。民国六年以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五足年的书，又和适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亦就在那个时候。结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谱》，我作了一篇极其无聊而且非常肤浅的“管见”。我的翻译《新史学》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他的怂恿。民国十一年后我到杭州办了两年最无聊的教育，受了两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这时候适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烟霞洞养他的病；而且据我所知，这次的休养是他平生最长的一期。现在我们两人又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同在上海过活了。我以为就十七年来行止上看，我们两人的遇合很有点佛家所说的“因缘”二个字的意味。

至于我和达人先生的交情，比较的时间很短。我们两人开始互通音问，不过三年；两人见面不过数月。但是我看见他这样热心的研究章实斋，他今年夏天为了研究章实斋冒暑到绍兴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见他这样热心的努力学问，甚至辞去各地学校的聘请，单身自备资斧留居上海，一心向学问上努力。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和一般社会的风气，对于达人先生这种心胸那能不肃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时候，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中谈一次话；而章实斋有时就做我们谈话的中心。所以我们定交的时期虽短，交情却已不浅。所以就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交情而论，我虽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义来互相标榜，我对于他们两位研究章实斋史学的经过却还配说几句话。

其次我所以敢于承受他们的委托作这一篇序文的原因，就是我想趁这个机会，表示我自己一点忏悔的意思。我的研究章实斋大约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现在自己回想那时候的情形，正像乡下土老游了半天的上海，就回家去向乡下人大谈上海的风光一样，我那篇《章学诚史学管窥》的文章就是这样做成功的。我现在每再读一遍《章氏遗书》，总要回想到那篇肤浅贻笑的文章不该发表，背上总要流了一次汗。我因为要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忏悔的话，所以对于他们两位的委托，不但不加拒绝，反而极其愿意了。

章实斋推崇郑樵的时候，曾经说过：“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现在我把他这几句话来做一个比论。我觉得从前研究章实斋的人，恐怕都只是求《文史通义》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义。从前的学者对于《文史通义》何尝不看得很宝贵。我们只要看章氏生前和死后一般学者争读或者争刊《文史通义》的情形，真有“洛阳纸贵”的神气。这种热心章氏学说的人我们当然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敬佩，因为他们总算是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人了。但是我以为他们所赏识的部分和我们现在所赏识的部分，却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这就是他们所赏识的是《文史通义》中的事和文，我们所赏识的却是义。

我觉得从前赏识《文史通义》的学者差不多可以分做两大类：识见较高一点的，用经今古文的眼光来观察章实斋，硬要把他拖到“门户”里面去，把“六经皆史”这句话看做章氏一生学问的唯一供献。而所谓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这句话来打倒《文史通义》的全部书。古文家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拥护他们的护符；今文家又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打倒他们的凶器。结果他们两家都把章实斋看做“门户”中人了。我以为章氏固然是门户中人；这种拖人下水使他同流合污的情形，在科学方法还没有传入以前的中国学术界谁亦免不了；这不是章氏的罪过。但是我以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伟大的供献，绝对不在“门户”中，却在门户外。这一班学者就是我的比论里所谓只能赏识《文史通义》中的事的人。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章，他们对于章氏讨论课蒙作文等方法的文字，尤其倾倒到万分。我以为他们这种识见实在是一种“帖括”的识见，亦是一种“骨董”的识见。他们所赏识的《文史通义》，是赏识“墨卷”，赏识“册页”。章氏的文章当然是模范的“墨卷”和宝贵的“册页”。那是无疑的了。但是我以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伟大的供献，绝对不是他的文章，却是他文章中所存的义。这一班学者就是我的比论里所谓只能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的人。

我细细把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著作读了一遍之后，我敢说据我所知道的人而论，惟有他们两位才真正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义。我以为章氏的供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这个义就是他对于史学的卓见。这种卓见最重要的，我以为有三个。我以为适之和达人两位先生已经能够把他们提出来编到这本《年谱》里面去了。但是因为《年谱》分年的缘故，这种卓见不能不分散到全书的各部分，读者不容易一目了然；所以我在此地代他们两位做一点比类的功夫，并且就把这一点功夫当做我自己近来研究章氏的心得，请他们两位指教。

我以为章氏对于中国史学上的第一个大供献就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换句话说，就是他能够把中国二千年来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习惯和流弊完全廓清了，而且因此并能够把通史的旗帜树得非常的鲜明夺目。这是章氏独有的特识。原来自从唐代刘知几首倡纪传编年两种体裁的学说以后，中国史籍上材料和著作的门类从此不分；而且这两种体裁并亦从此变成我国史籍分类的标准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的序里面说：“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刘氏两体说的根深柢固定为一尊，就此可见一斑了。我以为我们倘使用史料的眼光去看我国这样丰富的史籍，又何必独限两体？照《四库全书》的例分做十五类，亦何尝不可？因为所有史籍既然都当做史料看，那末类例的繁简在史学上就没有很重大的关系了。

我国史籍的门类自从尊奉两体为正宗以后，不但所有历史的著作，永远在两体里面翻斤斗；就是通史一类著作亦几乎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希望了。郑樵虽然曾经辨明“史”和“书”的不同，而且高树通史的旗帜，但是能够赏识他的人实在寥寥可数。《四库全书》里面“别史”一类，虽然大概都是含有通史性质的著作，但是《总目》叙里所说的话，依稀恍惚，并没有露出一点通史的意思；只是在《通志》的“提要”里面稍稍提及了一点通史的源流。纪昀的学问这样渊博，好像还没有见到通史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一种著作。这不是材料和著作没有分清的一种流弊么？后来我国的历史家尤其正史家看见司马迁用纪传的体裁得到了著作的美名，往往一心一意的去做所谓貌同心异的工作；因此我们就有了《三国志》、《新五代史》和《明史》这一类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作品。当做通史看，嫌他们太繁杂了；当做史料看，又嫌太简单了。这不是材料和著作分别不清的又一个流弊么？

章实斋见到了这一点了。所以他在《史考释例》那篇文章里面，虽然还说“纪传编年未有轩轾”的话，但是他对于材料和著作的分别看得很明，说得很透。他在《书教》篇里面说：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章氏此地所说的“撰述”，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著作”么？所以要能够决择去取例不拘常。他所说的“记注”，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史料”么？所以要能够赅备无遗体有一定。他这种见解或者受了刘知几和郑樵的暗示亦未可知；因为刘氏在《史通·史官建置》篇里面，曾经有过下面几句话：

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郑樵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中亦曾经说过几句惊人的话：

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

刘氏所说的“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以及郑氏所说的“书”和“史”，显然可做章氏所说的“撰述”和“记注”的张本。但是我们看到章氏所说的话这样透辟，这样明白，很觉得不是自己对于史学原理“心知其意”的人，决办不到。

而且，章氏对于材料和著作关系的密切看得极清，说得极精；比较刘氏单单说了“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八个字，真是大有“天渊之别”了。章氏在报黄大俞先生书里说：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章氏此地用“韩信用兵”和“萧何转饷”两句话来形容材料和著作互相为用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深切著明天造地设的比论了。但是现在编纂我国国史的人好像还要努力追随司马迁的决择去取，不屑做班固那种赅备无遗的功夫，那真章氏的罪人了。我国现在的史学界要等到西洋史学原理介绍进来以后，才满口高谈“史料”二个字，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

章氏对于史学上第二个大供献我以为就是他对于通史这一类著作的观念表示得非常切实非常正确。我在上面曾经说过：我国史籍的门类自从尊奉纪传编年两体为正宗以后，不但所有历史的著作永远在两体里面翻斤斗，就是通史一类著作亦几乎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希望。所以刘知几虽然露过一点通史的意思，郑樵虽然有过通史的主张，但是《四库全书》把通史归到不伦不类的别史一类里面去。独有章氏对于这一点见得很到，他在《文史通义》里面所发表的通史观念真可以说是详尽无遗首尾完具。通史的意义怎样？通史的利弊怎样？通史编纂的沿革怎样？章氏对于这三个问题都有极深刻的了解。从前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里面，虽然曾经有过下面几句话：“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但是此处所说的“前后相会始末可寻”，不过稍稍流露一点通史的意思，决不能和章氏所抱的“纵横经纬”的观念相提并论。

郑樵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里面，亦曾经说过几句惊人的话，他说：“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他此地主张史料以外应该另有通史。这真是郑樵独到的特见。只可惜他的遗著，除《通志》以外，并不很多；而且就此区区亦还要让七百年后的章实斋来代他鼓吹，来代他发挥光大。这是郑樵的不幸。不过我们就《通志》看来，郑樵所主张的通史可以说是“司马式”的通史，充其量不过打倒了班固以后的断代。至于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这是章氏青出于蓝的卓识。他的伟大，就在这种地方。

章氏心理里面所抱的通史观念，我以为在《文史通义·答客问》那篇文章里面最发挥得透辟。他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观念纯粹是我们现在中外史学界共同努力而又还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寥寥几句话竟把通史这个观念全部活现在纸上了。至于通史的利弊和通史编纂的沿革，他在《释通》篇里面说得很合理叙得很详尽，我因为这两层比较的不重要，所以不去引他的原文了。

但是事实上章氏对于通史观念的表示，并不止上面所述的这一点；我以为他另外还有两种表示，很可以证明他对于通史的观念非常看得重要。我以为第一种是消极的表示，这就是他对于郑樵《通志》和袁枢《纪事本末》两种著作的极意推崇。我们知道章氏对于史学很是自命不凡，同时批评别人亦很是不留余地。我们看他批评史学家如欧阳修，文学家如韩愈、苏轼、王安石，哲学家如戴震、汪中，何等苛刻；至于袁枚这样人更是不在他的眼里了。料不到他对于郑樵和袁枢两人的崇拜竟几乎弄到五体投地的地步；他竟称郑氏的著作为“为世宗师”，称袁氏的著作为“神圣制作”。这不是因为郑袁两人是通史专家所以章氏引为知己么？章氏本亦很知道《通志》和《纪事本末》两书的本质很难叫人家满意；所以他说《通志》是“实不副名”，《纪事本末》是“本无深意”；但是因为他们能够“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他们是“通史家风”，所以他不能不崇拜他们，不能不极口赞美他们。

第二种我以为是积极的表示：这就是他对于纪传编年两类正史主张另编一种别录去补救他们的缺点。他好像觉得我国以前的史料既然都保存在纪传和编年两类史籍里面，我们要在根本上去改造他们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亦不必这样办。但是他们的义例虽然很精，文章虽然很富，而史的宗要却很难追求，这是因为“纪传苦于篇分，编年苦于年合”的缘故。所以他主张在诸史目录之后另作一篇别录附上去。他说：“诚得以事为纲，而纪表志传之与事相贯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治史要义，未有加于此也。”他这种整理我国旧史的方法，如果能够实现，岂不是可以做我们更上一层达到中国通史的理想境地的津梁么？

所以我以为我们假使把章氏对于通史的学说综合起来，考察一下；那末他对于通史的观念或者可用下面几句话代他表示出来：

通史这种著作要能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编纂通史的方法要能够“参百家之短长，聚公私之记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叙述通史的文章要能够不落旧套，“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我们一定要这样办，我们才可以希望得到一部理想的通史。所以他说：“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对于通史的观念真是明确极了，他的说明亦真是透辟极了；何以他的学说到如今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了竟没有过一个知己，还要让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来竭力鼓吹和表扬呢？我以为通史的性质神明变化经纬纵横，原来是一种“心知其意，传诸其人”的东西。纪昀在《〈通志〉提要》里面曾说通史的编纂“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我国通史一类著作的缺乏，和章氏学说的“曲高和寡”，原因恐怕就在这里罢。

章氏对于史学上第三个大供献，我以为就是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完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章氏自己曾说他的《原道》和淮南子、韩愈两人的《原道》不同；我以为我们亦可以代他说一句话：就是他的“天人之际”和汉代儒宗董仲舒辈根据阴阳五行而产生出来的“天人之际”，真正是风马牛的不相及。现在让我来把他这一说略略的疏解一番。

章氏在《文史通义·史德》篇里面说：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章氏此地的意思就是说精于史学的学者应该辨明什么是客观主义，什么是主观主义；应该纯用客观主义去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不应该参杂丝毫主观的成见。这是章氏对于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学说的一个大前提。

但是他说：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虽然寻常都多少抱有辨别是非的识见，但是这一些些辨别的能力要应用到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原理上去，决是不够。

他又说：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说：历史的内容是人类的事实，事实的外表就是史文。历史家研究人类事实的时候，看见他们有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当然免不了出入予夺和往复凭吊的心理作用，因此就免不了生出气和情来。这种气和这种情就是史学上主观主义的两个原素。这两个原素尽量在史文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绝顶的好文章。但是这里面有客观和主观的不同，我们应该辨别清楚。

他又说：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

此地的意思是说：凡是人类总不免有气，不免有情。换句话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总不免抱有主观的见解。这是无可避免的东西。

照这样说来，那末我们人类岂不是永远不能得到一部平心静气秉笔直书的历史么？章氏以为不至于这样的；他居然提出一个调剂的办法来。他说：

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观里面的气本来是违理自用的，倘使能够合于理，那就是客观的了。主观里面的情本来是汨性自恣的，倘使能够本于性，那就是客观的了。章氏此地主张用合理两个字来救济主观的气，用本性两个字来救济主观的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来限制我们感情的冲动，那末我们主观里面的气和情，自然可以和客观里面事实的真相两相印证，两相符合了。

章氏还要再进一步来说明什么叫做合理的气，和什么叫做本性的情。他说：

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合理的气是我们燕居的气；至于因感而生的宕的，激的，和骄的气，都是不合理的。本性的情是我们虚置的情；至于因感而生的流的，溺的，和偏的情都是不本性的。不合理的气和不本性的情都是由感动而来，不知不觉的伏在我们的心理中，发表在我们的文章上，我们应该注意他们。他的结论就是要我们“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章氏所说的话虽然不一定和现代心理学家完全相合，但是他对于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分别看得这样清楚；他对于主观里面两个原素的分析和性质，说得这样彻底；他对于限制主观达到客观的办法想得这样周到；我个人对他，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崇拜到万分；我近来再去翻看德国海尔达尔（Herder）的“观念”说，海格尔（Hegel）的“民族精神”说，英国白克尔（Buckle）的“文化进步的定律”等等“历史的哲学”，我总要发生一种感想，觉得他们的见解太是肤浅，太是没有实质上的根据。就我个人研究世界各国史学名家所得到的知识而论，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至于我此地对于章氏发表出来的气和情，有没有不合于理和不本于性的地方，那只好请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指教了。

我对于章氏史学上的供献见得到的虽然还有几点；但是我以为关系比较的不很重大，所以不再列举下去了。至于章氏在我国学术上别方面的供献已经经过适之先生的全部研究，而且已经在这本《年谱》里面发表出来，我亦不必再去画蛇添足了。章氏生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的中国，当然免不了受当时学术上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有许多不能使我们现在学术界中人满意的地方。关于这一部分，亦已经有适之先生合理的批评，我更不敢再做狗尾续貂的功夫了。不过我觉得这本《年谱》里面还有几处地方，虽然不很重要，但是值得我们略略的再加以讨论。

《年谱》五十三岁条下：适之先生认章氏把掌故列为方志里面的专书确是章氏的一大供献。我以为这一点根本上算不得一种供献，因为我国自唐宋以来早已有杜氏、郑氏、马氏辈所著的《三通》了；所以掌故列为专书无论是在国史里面或者在方志里面并不能算是章氏的特见。倘使掌故已经列为专书，那末在正史里面当然不必架床叠屋过于详细。适之先生以为章氏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所以说章氏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章氏对于《新唐书》以下的批评是可笑的“梦话”。我以为此地适之先生自己有点弄错了。章氏明明主张方志立三书，就是志，掌故和文征；这三书都应该列为专书的。章氏并没有单单说掌故是重要的；他实在说掌故应该列为专书的；所以他的主张和批评并没有矛盾，并没有闹成笑话和梦话。

《年谱》五十七岁条下：适之先生很赞美章氏《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书》。他说“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己’，真数千年史家未发之至论。中间叙修志时之种种困难，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绝重要之传料”。我以为适之先生有点不免用文学的眼光去赏识这篇文章，所以他对于中间那一段文字只截取了五句话，说是章氏叙修志时种种困难。我以为这一段文字的价值并不止这一点。这是一段对于我们现在所谓“历史研究法”的极简括而且极精辟的纲要；他把历史研究法里面所谓“搜罗史料”、“参互考订”、“断定事实”和“编比成书”的各种重要步骤和历史家进行这种工作时的甘苦，都在这寥寥三百余字里面完全表示出来了。这亦本是章氏对于史学上的一种供献，我们不应该轻轻的放过他。

《年谱》五十七岁条下：适之先生以为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这篇文章用意立言皆深可佩服，而实斋乃作长文驳他：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我以为适之先生这句话不但嫌她轻薄，而且亦不很合理。因为我国学术界中“卫道”的先生们不止一个章氏，而且我们又明明知道章氏是宋学里面比较“开明”的一个人；我看适之先生在《年谱》里面很有几处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能够原谅章氏的地方，何以在此地独不肯放松他一点，要说他是绍兴师爷的见解呢？

此外《年谱》里的书法，有时称章氏为先生，有时又称他为实斋，我觉得这种随意杂举的办法，不但嫌他义例不纯有背章氏“临文而称先达，则必著其名讳，不可泛称字号，使人不知为何人也”的主张，而且容易使读者得到一种玩弄前辈的印象。这一点关系虽小，但是我以为我们在传述文字上既本春秋家学，法度却不可不严。

我研究章实斋所有的心得不过如此；我拜读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合著的《章实斋年谱》以后要想提出讨论的意见亦不过如此；我很怕不能满足两位先生委我作序的一番好意。但是我自信这一篇文章或者可以当做我自己从前对于章氏研究得很肤浅的一篇忏悔录；倘使这一个目的果然能够达到了，那我就要谢谢适之、达人两位先生，能够给我一个这样好的机会。

最后我还有两个愚见要提出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商榷。达人先生曾经告诉我说他想另作一部章氏史学的书。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章氏的史学实在值得我们去研究他。不过我以为达人先生对于章氏可以走的有两条路：或者仿“记注”的意思重编一部赅备无遗的《章氏遗书》，或者仿“撰述”的意思作一本最多十万字的《章氏史学》，我们似乎不应该再闹记注撰述两无所似的笑话。这是我想供献给达人先生的一点愚见。不知道适之先生以为怎样。

还有一点，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下面这种风气：就是凡是我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总要加上一个很时髦的“国”字来做保镖的武器。你看中医一道现在叫做“国医”了；技击一门现在叫做“国术”了；甚而至于中国的饭铺亦叫做“国菜馆”了；这都是“国学”两个字引出来的流弊。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供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

民国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何炳松 于上海闸北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