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西米亚托利党 1953年，柯克用多种方式回归这些真理。在那年，柯克成了学术名流。也正是这一年，柯克勇敢地辞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职，他曾写道，他是震惊于学校当局蓄意降低教育水准（当时学校校长只获得了一个学位——家禽农业专业的科学学士，柯克蔑称为养鸡学家）。相对于学术届的混吃混喝，他宁愿选择（他所说的）“不领薪水的独立”（unsalaried independe），选择职业作家和演说家这种收入不稳定的生活。他回绝了一系列学术工作邀请，回到了偏僻的密歇根州米科斯塔，回到了敬虔山老宅，与寡居的祖母和两名从未出嫁的阿姨同住。 《国家评论》去年刊登了他的生平介绍，他的老相识杰弗里·哈特（Jeffery Hart）教授说他“是一件自我雕琢而成的大器，才高八斗”。到1950年代中期，他那独特的人格似乎已经形成。那时他还没结婚，这位逍遥的单身汉骄傲地自称“波西米亚托利党”（Bohemian Tory）。他将波西米亚人定义为常常衣食无着的流浪作家和艺人，对资产阶级时尚和怪癖需求漠不关心。他痛恨电视，称之为“魔鬼电视”（Demon TV）。他拒绝开车，称之为“机械雅各宾派”(mechanical Jacobin)。 如果1955年巴克利没有到访米科斯塔，柯克很有可能仍是一名才华横溢却有点遁世的社会评论家，给一些文学杂志和周末增刊供稿。巴克利当时正准备发行一本保守主义杂志，即《国家评论》，他想让柯克为杂志写专栏。让巴克利欣喜的是，柯克立即同意了。而让巴克利沮丧的是，他的合作者拒绝在杂志刊头的编者栏中署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可以大致把现代美国保守主义以及柯克在其中的地位说清楚。 竞争思想领袖 因为在1955年，柯克的柏克主义并不是唯一流行的右翼思潮。还有一派也在美国流行，当时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如今则习称“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广义而言，其主张者是那些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以及小说家安·兰德。 对柯克来说，“真正的保守主义”——柏克的保守主义——是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原子论”，他声称，“保守主义是一种社群精神”（conservatism is community of spirit） 。他说，在精神上，个人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孤寂”。某次，柯克甚至批评个人主义是反基督教的。他主张，在逻辑上，没有人能既是基督徒又是个人主义者。 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和别处热切表达的这种情绪，使他无法受到自由至上主义者青睐。他也时常痛诋古典自由主义和进步论福音。1955年，自由至上派杂志《自由人》（Freeman）的一名编辑弗兰克·乔多罗夫（Frank Chodorov），受托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柯克及其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文章作者是一名雄辩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之前是共产主义者），名为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迈耶称，柯克及其同盟的问题在于没有基于“清晰和明确的原则”。他们的著作言之凿凿，却压根提不出一个干脆有力的分析框架，以反对真正的敌人集体主义，后者正有吞噬所有人之势。迈耶说，柯克根本没有标准和原则，去区分现状中何为好、何为坏。此外，迈耶也恼怒于柯克将“个人主义”贬得一无是处。这位火爆的前激进主义者相信，“一切价值都立足于个人主义”，他觉得柯克没有领会自由社会的原理和机制。为了强调这一点，迈耶将对柯克的批判命名为“集体主义再洗礼”（Collectivism Rebaptized）。 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 鉴于其出处，这种抨击对柯克来说并不意外，但他决计无法赞同。其后发生的事情令他更加困扰。1955年迈耶的抨击出现时，柯克正筹办自己的杂志《现代》。有人（柯克认为是迈耶或乔多罗夫）向柯克的顾问委员会的每位顾问都寄了一份迈耶的批评文章。对柯克来说，这是公然离间他与资助人的企图，可能将《现代》扼杀于摇篮。所以当他得知巴克利想在《国家评论》发表迈耶和乔多罗夫作品时，这位波西米亚托利党人拒绝在刊头编者栏署名。他不愿让人误以为，他跟出版类似迈耶和乔多罗夫之流的文章有丝毫瓜葛，他把他们称作“自由至上主义的最高苏维埃”。当柯克发觉迈耶和乔多罗夫之名位列新杂志刊头时，他要求巴克利把他的名字从那页去掉，之前他是一度被列为合伙人与供稿人的。柯克发誓，就算他会与迈耶和乔多罗夫一起为同本杂志供稿，但绝不“在刊头与他们联袂出现”。 巴克利为此头疼不已，他那时正竭力将各派保守主义者联合为一个同盟。他坚持认为，迈耶不是要“拿下”柯克并破坏他的影响力，纵然柯克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不过，柯克并未撂挑子。其后25年里，他持续为《国家评论》撰稿，事实上，除了巴克利本人之外，我认为他比任何人写的都多。但他并没有把名字添到刊头。他一直与《国家评论》若即若离。 在此无法向你们详述其后柯克与弗兰克·迈耶的长期不合（据有些人说）。据我所知，他们虽有通信，并且在我看来发展出了对彼此的某种尊重，但他们从未见面，也未彻底和解。有意思的是，二人各自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柯克在1964年，迈耶在去世时的1972年。或许最终，他们彼此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疏远。 无论如何，在很长时期内，他们代表了战后保守主义思想的两极：迈耶是头号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他来说，有选择的自由才是政治的至善；柯克则是头号传统主义者，他力图指导读者何种选择是恰当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分歧并非仅仅出于性格。1950年代以降的其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同样为柯克对前现代世界不分青红皂白的怀旧追求感到困扰。保守主义学者理查德·维沃（Richard Weaver）有次评论到，柯克不断呼吁的“我们祖先的智慧”无疑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是哪些祖先？“毕竟”，维沃说，“亚当是我们的祖先……如果我们有祖传的智慧遗产，那我们同样有祖传的愚蠢遗产……” 竞争兴起的保守主义运动领袖，迈耶并非柯克唯一的对手。另一位是政治科学家威尔默·肯德尔，他是巴克利在耶鲁大学的导师之一。是个从不畏惧唇枪舌剑的人。肯德尔公开批驳他所谓的“柏克信徒”（Burke ‘cultists’），首当其冲的便是拉塞尔·柯克。私下里，他把自己的著作《对保守主义的赞成》（The Conservative Affirmation, 1963）称作向柯克下的“战书”。 在肯德尔看来，柯克作为一名保守主义导师局限很大。肯德尔认为，柯克的写作“将眼光集中于柏克，却对美国的制宪者重视不够”。他没有充分掌握“美国”保守主义和“美国”传统，这些内容尤以《联邦党人文集》中详述的内容为代表。他“游离于战场”，认不清正在发生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战争中的实际议题，因此无法成为保守主义“抵抗”的有用指南。肯德尔也反对柯克的“失败论”。柯克感到保守主义正在进行一场高贵但会失败的战斗。肯德尔则反驳到，其实正确理解的保守主义事业在左翼与右翼的真正战场从未溃败，当然这不是指在政治的舞台上。私下里，他会将柯克的“文学”（literary）保守主义同他“不太高雅的市场保守主义”（marketplace conservatism, not very elegant）相对比。 以上是右翼对柯克的批评。在此我们需要说的就是，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柯克一直在积极地回应对他所阐释的保守主义信条的挑战。针对教条的自由至上主义（尤其像安·兰德所阐述的那种），他依然毫不妥协。他在1980年代宣称，“它像共产主义一样异质于真正的美国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将自私普遍化的意识形态”。他又说，即使没被规劝去把自私当作原则去追求，我们作为有缺陷的人类就已经够自私了。针对那些宣称他的柏克保守主义缺乏原则并陷入历史偶然性的人，他重新解释了埃德蒙·柏克，将其作为“自然法”传统的一位思想家，而自然法是超越国界和社会环境变换的一种传统。针对那些认为在柯克为其“永恒事物”辩护时忽视理性作用的人，他愈发将洞见立基于他所谓的道德想象（moral imagination）。针对那些诋毁他的保守主义是“外来温室植物”的人，他强调柏克对美国政治家的思想影响，并强调美国秩序的前现代根基。例如，他不断强调美国独立战争及其最高成就《宪法》的那些最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 有种说法是，当年龄渐长，人会恢复年轻时的政治倾向。在我看来，柯克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至少在政治上明显转向了他少年时代信奉的不干涉主义的、塔夫脱派的基础版（bedrock）保守主义。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与其传统主义右翼批评者的争论尘嚣日上，后者中最好战的自称为“老派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这场纷争持续至今，柯克的一些朋友，例如布拉德福德（M. E. Bradford），坚定地站在老派保守主义阵营，柯克也倾向于他们。1988年，在传统基金会进一场有争议的演讲中，他对新保守主义既有相当的赞扬，也有尖锐批评。次年，他同意在老派保守主义的月刊《纪年》（Chronicles）的刊头署名，维持约三年后才决定撤销。1991年，他指责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傲慢鲁莽的“油桶战争”。次年，他担任了密歇根州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总统竞选活动的主席。 但总体来说，柯克尽量远离右翼此起彼伏的派系内讧。在职业生涯早期，他曾形容自己是“单打独斗”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这也是1994年他去世时，获得保守主义同僚广泛敬重的一个原因。 米科斯塔的仁爱贤者 结束之前，我必需提及他广受爱戴的另一个原因。1964年，柯克在快46岁时步入婚姻。其后11年内，他成了四名女儿的父亲。在人生的新驿站，他开始承担新的责任：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已婚男士需要钱”。其后的年月中，他丝毫没有放慢学术活动的脚步，日益庞大的家庭规模也不允许。在1967年中到1968年中这12月的时间里，他在全国进行了大约150场演讲。 婚姻生活赋予柯克新的义务，但也带来新的机会，增加了他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力。有安奈特（Annette）作他的贤内助，这位波西米亚托利党人发展为托利党乡绅和家长：敬虔山的地主。威尔莫·肯德尔私下称他为“米科斯塔的仁爱贤者”——我想柯克对此称号会很受用。 像其他贤者一样，他吸引了求知的学生们登门。在院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的帮助下，他定期在米科斯塔家中举行会议，名为“敬虔山论坛”，20年内举办了数十次。据安奈特说，参加过会议的学生和教授共有两千人。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改变命运的一次经历。在威尔伯基金会（Wilbur Foundation）资助下，这位逃离“比希莫斯大学”（Behemoth University，比希莫斯是圣经中的陆上怪兽，常与海怪利维坦相提并论——译注）的贫困逃兵，在米科斯塔营造了自己的非正式校园，这项努力延续至今，那便是“拉塞尔·柯克文化复兴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 for Cultural Renewal）。假如他没有结婚，这些恐怕都不会发生，他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少。 最后我们谈一谈柯克在美国保守主义群英中处于何种位置？首先，简单总结一下他的思想。就提升保守主义话语的声势和内容而言，他超过同代任何一位保守主义作家。正如格雷戈里·沃尔夫（Gregory Wolfe）所言，他是通向“我们文化的大经大典”的“搭桥人”。不论我们如何看待他对柏克、美国革命或古往今来其他论争的解读，柯克作为卫道士的遗产是不朽的。他提升了我们的话语，还有我们的眼界。 其次，简单总结一下他这个人。柯克反现代的人格并未获得美国右翼的广泛认同。它吸引了一些人，排斥了一些人。而且对于那些想要传播他的教诲的人来说，它造成了持续的挑战。换言之，一个人顶多能多么反现代，才能不失去对追随他的男男女女的影响？或可将此称作传统保守主义在传统黯淡时代的困境。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柯克自己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一首古老的基督教赞美诗中有言，“这是天父的世界”。拉塞尔·柯克深知如此，且正因如此，他从未顾影自怜地退回到“可怕的孤独”中。他从未放弃与周围世界的交流。就像柯克喜欢说的，这是天父的世界，喜乐会不停到来。他从未因自己对现代性的批判而陷于“绝望的泥沼”。 可以说，柯克毕生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代价，收入拮据，时常被人讽刺，在美国教授圈中缺乏名望。但他的努力终成正果，这卷发人深思的《必备拉塞尔·柯克》是为明证。 柯克的一生用某种方式诠释了历史学家皮特·韦雷克（Peter Viereck）的一句至理名言：“只要伫立够久，迟早会成先锋”。柯克并没有一生都在伫立，但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他一直坚守立场。正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我们作为对他心怀感激的传人，才能继续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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