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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42期||总第154期 钓鱼城  在蒙古军队和南宋帝国长达51年的战争过程中，对蜀用兵具有决定胜负的战略意义。 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战争形势，以及军事地理的需要，蒙军一改过去在大漠草原上纵横驰骋的运动战的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成功地运用了堡垒战术，而且卓有成效。致使南宋大臣牟子才哀叹道：“蜀之命脉绝矣！” 这其间，尤以汪世显次子汪德臣在利州（今四川广元）筑城的战略举措具有决定性作用，堪为军事史上的深谋远虑之举。 汪德臣的事迹，除了《元史》记载之外，尤以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王鹗所撰的《总帅汪德臣神道碑》所记最为详备。该碑文收编于《汪氏族谱》、《陇西艺文集》、《陇右金石录》等文献中，嘉靖《陕西通志》及民国《甘肃金石志（二）》都有概略介绍，后者还录有铭辞。其中，《陇右金石录》所收最称善本。 王鹗（1190-1273），字百一，曹州东明（今山东省东明县，菏泽县西）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状元，授翰林应奉，任职于归德、汝阳等地，累迁尚书省郎中。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蒙古军攻破蔡州，为张柔所俘。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忽必烈召见，他进献治国之道。中统元年（1260）任翰林学士承旨，制度典章多由其裁定。至元五年（1268）致仕。卒，谥文康。其事迹被列入《元朝名臣事略》。 本文所述汪德臣事迹，即以王鹗所撰《总帅汪德臣神道碑》为本，兼及其他著述。 王鹗在碑文的开首，首先浓墨介绍了汪氏家族在蒙元开国史上所建立的卓著功勋。 自古创业之君，他们在诞生后就承受天命，凭借着上天的肃威，庇护良善，惩罚罪愆，以此立下不世之功，期望能够统一四海，为子孙后代立下万世之基！虽然仰仗于列祖列宗的代代相承，承蒙他们的指点和传授方略，但中原豪杰中的英雄伟烈之士，则如云借龙兴，风助虎威一样，乘着时势而崛起。其中，努力同心，全力相助大事者，颇有人在。大元开国之初，这样的人多出于山西；将门后代英雄辈出，天下公论无不以襄武汪氏为首。汪氏本来出自姬姓，宋末金初，世代为盐川一带的汪骨族首领，后来以族名为姓，是为汪氏。当年西土用兵（指金与西夏、南宋间的战争），汪氏家族当中，有一位从临洮府擢升起来的，以忠义勇武而闻名。后来，他的子孙，分居迁徙于其他地方，声名远播于西夏和巴蜀之地，但却没有迁徙到更远的地方。 天兴（金哀宗年号）三年，金亡，汪德臣之父汪世显时任巩昌知府，率领军民退保石门，直至金国亡后三年，还为故国守节不变。等到皇太子阔端大兵压境，告诉他金国已亡，再这样下去已毫无意义，更严重的还为会危及全城军民的性命。汪世显这才向金国故都的方向致拜号哭，极尽哀痛之情！然后请求皇太子保全一城军民性命。太子阔端极其赏识汪世显的忠义之举，亲自安慰招抚，并严令其部下谨守军纪，秋毫无犯。因此，巩昌当地赖以存活的军民达数十万众。从此后，汪世显跟随着皇太子南征，几乎没有空闲的年岁。后来，因为连年征战，辛劳过度而得疾病，竟至于一病不起。汪世显享年不长，真是可惜！朝议时众大臣也痛惜不已。后来，朝廷追封汪世显为陇西公，谥号义武。汪世显临终时上奏：请求让次子汪德臣继承他的爵位。 汪德臣字舜辅，后被阔端皇太子赐名“田哥”，去世后朝廷赐谥号为“忠烈”，是太夫人潘氏所生。从小就嗜好学习，很受老师的赏识。汪世显有子七人，他看到汪德臣生性倜傥洒脱不拘，超拔特异，有贤士之气节，就期望他将来有远大之志。十四岁的时候，汪世显归附蒙元。按照惯例，汪德臣成为阔端皇太子的质子，太子对他十分喜爱，就和自己的儿子一样，经常带着他外出游猎。汪德臣的骑射功夫十分了得，经常箭无虚发，太子阔端认为汪德臣是个难得的奇才。 广元府记碑 出则前驰 入则殿后 癸卯年（1243），汪世显因病去世，朝廷特命汪德臣承袭其父爵位，并佩带虎符。当时，汪德臣年仅二十二岁。这年秋天，他领兵入蜀，攻取了泸州，而后率军北还。乙巳年（1245），汪德臣所部出忠县、涪陵，他带领着前军，所向无不克捷。丙午年（1246），他领兵进攻运山，率领麾下步兵勇往直前。不料，在激战中，一块飞石将其所乘战马击毙。但他毫不畏惧，率领步兵攻取了外城，他的弟弟汪直臣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 戊申年（1246），汪德臣奉命征讨西羌，大军一直越过松盘，不久，就率师凯旋。每逢大军出师，汪德臣总是充当前部先锋，撤军时则为大军殿后，而且每次作战都会立下战功。 辛亥年（1251）夏天，南宋防守蜀地的名将余玠进攻汉中，汪德臣集合分布在周边各郡的军队，星夜驰援。余玠听说汪德臣的军队到了，就布设下虚假的营寨逃走了。 关于这次战役，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的裴一璞在《南宋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论述》中有全面详细的叙述，兹举要如下。 在战役的开局，宋军三战三捷，随后开进到距兴元城（即今汉中）仅三十里的中梁山屯扎，对蒙军形成监控之势。余玠为切断兴元府与关外的联系，又暗遣部将烧毁唯一经大散关交通关外的栈道，陷其于孤危之中。不久，余玠就挥师对兴元城展开总攻。 周边蒙军为解兴元城之围，火速出兵救援。关外凤翔府都元帅塔思率骑兵往援，率军直出陈仓，抵兴元城下；秦中（今甘肃天水）汉军主将郑鼎则率屯田军修复关外栈道，直入兴元；巩昌（今甘肃陇西县）便宜都总帅汪德臣也率巩昌骑兵，“合诸郡，昼夜星驰”。大量蒙古援军的到来，打乱了余玠夺取兴元城，收复汉中的计划。于是，余玠开始有计划地撤军，先“佯设虚寨”迷惑蒙军，然后焚烧驻地，从容回撤。至此，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失败，四川宋军此后再无主动北上出师的军事行动。 这一年的秋天，蒙哥即大汗之位，汪德臣赴京入觐。蒙哥大汗早就非常熟稔汪德臣的名字，见到他非常高兴。汪德臣乘势向大汗陈述了自己对当前战争形势的看法，分析利弊，有头右脑。大汗非常赏识他的精辟见解，全部采纳。大汗还特意给汪德臣赏赐了礼服，让他继续担任巩昌路便宜都总帅一职。 壬子年（1252）春天，汪德臣奉旨筑城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位于嘉陵江上游，是攻取蜀地，运送军需粮草物资的漕运源头。汪德臣一到此地，就修葺城墙，设置官署，任命各级官吏及其僚属，很快就安排就绪。这年冬天，汪德臣率军抵达绵阳。驻扎在云顶（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的宋军夜袭蒙军大营，被汪德臣察觉，乘势进行反击，杀伤宋军千余人，并生擒百余人以归。接着，又进攻隆庆（隆庆府是今四川省北部在南宋和元初存在的一个行政区划和建制，辖境相当于约今四川省剑阁县、梓潼县及江油市东北部等地），大军乘着夜色出击，汪德臣率部与宋军力战，歼灭了隆庆府的宋军。这时，汪德臣闻听都元帅太答儿所部被宋军阻挡在剑门关，不得向前。于是，汪德臣率部从高溪间的一条小道救援，出其不意，杀伤宋军很多。到了马漕沟，遇到宋军的伏兵，欲截击汪德臣的后路。汪德臣又与之激战，杀伤数百人，活捉宋军统制罗廷鄂。 关于这次战斗，郭子松、何周兮所写的《苦竹寨：血沃剑门的悲壮宋城》（广元新闻网）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1252年10月，元帅太答儿率蒙古大军向剑门关杀奔而来，苦竹宋军闻讯顷刻即至，箭簇如蝗，蒙古大军正望关兴叹，其骁勇大将汪德臣“从峡谷中间道”赶来，夺了关隘，但回兵至马漕沟时，再遇隆庆伏兵，蒙军领教了山城之战的厉害。 苦竹寨 筑城益昌 扼蜀咽喉 癸丑年（1253），蒙廷诏命汪德臣在益昌（广元市利州区）筑城，属下各个军事要地的屯垦和戍守事务，都听从他的节制。 当时，忽必烈尚为皇太弟，正准备南征云南大理，路经临洮府时，汪德臣和兄长汪忠臣前往觐见，向他建议治理益昌的方略，请求免去当地百姓的徭役、赋税。因为从关中和陇右向蒙宋前线运送粮草，蜀道艰险，颇为困难，因此建议大军就地屯田，多做贮备，以此作为长久之计。忽必烈全部听从了汪德臣的建议，立即命令设置行部于巩昌，设漕运司于沔州（即略阳），印制纸币，给商人发放盐引，利用他们为大军运送粮草物资，以做军需储备。 这年冬，汪德臣奏请以其兄长汪忠臣统摄巩昌总帅府事务，从而使自己能够专门经管益昌筑城之事。于是，汪德臣在宝峰山上选址兴建军事要塞，派遣其弟汪良臣率领千余精锐士卒，戍守在嘉陵江之南，作为外援。益昌号称蜀地咽喉，汪德臣经营之初，百废待兴，外援也根本指望不上，可谓在宋军的包围之下建立起了城防要塞。这是由于蜀人平素慑于汪德臣的声威，十分忌惮。虽然益昌就在剑门、阆中附近各州的环视之下，但宋军却不敢冒然出城干扰，眼睁睁地看着汪德臣在短期内就修筑起了益昌城池。 益昌（以下文章中出现的广元、利州，如无特别指出，都指一地）地当剑门孔道，其地南通巴蜀，北接秦凤，东连梁洋，西控羌戎，为全蜀北面之门户。早在汪德臣决定修筑益昌城之前，有远见的南宋大臣就看到了益昌的战略重要性。如李鸣复（字成叔，泸州人，南宋大臣，嘉定二年（1209年）进士，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在上理宗皇帝的疏中言： 臣窃见全蜀分为四，而利州一路实为三路屏障。鞑人连岁蹂践，自利以上，半为盗区……今宜下本路安抚陈隆之，密加搜访，择其土人之可任一郡者，俾守一郡，官得自辟，财得自用，如能捍御外寇，显立隽功，当议特许世袭，如古方镇之法。类而推之，京西一路悉仿而行之，实当今经理之一策也……臣闻守国之道，莫先守险。蜀自鞑虏犯边以来，昔之恃以为险者，今荡然矣。凿斯城以固吾圉（yǔ，会意字，从囗（wéi）从幸。“囗”指“四面围住”，“幸”意为“被外力控制住、不能动弹”。“囗”与“幸”联合起来表示“一个受控禁区”），非所当讲明者乎。益昌旧为制总置司之地，有宝峰山以屏其左，有嘉陵江以限其右。迩者蜀士聚议，谓宜于此郡筑城，移沔戎司一屯固守，以扼贼骑冲突之。臣已尝移书杨履正、陈隆之，令相与叶济，以图其成……外此如潼川（府路的省称，原置于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宋孝宗乾道六午年，即1170年，移治泸州，泸州自此成为一路首府）、重庆府，各据两江之会，亦乞行下本路监司帅守，相度形势，若可恃以为险，即任责城筑，以为节节屯守之计……如此则虏必有所畏而不致长驱，吾亦有所恃而可以为守矣（李鸣复《论一时权宜之计疏》，《名臣奏议》卷三三九）。 应该说，李鸣复的奏议，也是十分富有战略远见的。但是，他的建议，却在很大程度上犯了宋朝历代皇帝心中的一个忌讳：那就是对于武臣边将的忌惮！尤其是桀骜不驯的藩镇！唐朝就吃了这方面的大亏！宋代开国以来一直就对镇守边疆的武将既用又防，后来还发展到用文臣来节制武将！这就注定了李鸣复的奏议不会被全面认真地采用！ 而蒙元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却显示出一种十分开阔的胸襟，不论是蒙哥大汗，还是忽必烈，都是从善如流，而且迅速形成决策，立即付诸实施！两相对比，高下立别！南宋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了！ 而且，就在汪德臣益昌筑城之前，蒙军就改变了过去长途奔袭，四处掳掠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新战术。 在兴元城（汉中）之战爆发以前，蒙廷就任命夹谷龙古带为兴元军民安抚使、行兴元省事等职，实施战略经营（裴一璞《南宋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论述》）。夹谷龙古带在兴元修缮城池、组织恳田，兴建村舍、建筑寺肆。经过持续经营，兴元府逐渐“敖庾盈衍，官舍居第皆宏壮奇丽”，强于旧日百倍。夹谷龙古带还在兴元府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昔日蒙军攻蜀，从关中运输粮秣，“荷担千里，十石不能致一”；今依托兴元基地，可“劳费大省，征蜀之师朝至而夕廪焉”（元·姚燧·《牧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更为便利。 这样，蒙军在沔州（今陕西略阳）、兴元（今陕西汉中）和利州（即今四川广元）修筑城池，构建军事堡垒，做好了长期屯守，觊觎四川的战略准备。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富战略远见的军事策略，等于从根本上扼住了宋朝守蜀军队的喉咙。 当汪德臣修筑利州的消息传到南宋都城临安，大臣牟子才（牟子才，字荐叟，号存斋，井研（今属四川）人。牟桂子，宋代官吏、学者。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调洪雅尉，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理宗宝祐元年（1253），以军器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累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度宗即位，进端明殿学士。以资政殴学士致仕。有《存斋集》，已佚。其子牟郧亦为学者，著有《陵阳集》，其孙牟应龙亦为学者，人称祖孙三才人）悲叹道： 今蒙古自汉中“进七百里而城利，岂曰无谋？”若置之度外，不予扰击，则“出没于剑、阆之间，抄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又云：“臣闻蜀犹一大棋枰（ping）也，论蜀于今日将有垂亡之形，则救蜀于今日当有急切之着……益昌之南，陆走剑而外，东西川在焉；水走阆、果而去，适夔峡焉。西则趣文、龙二州，东则会集、壁诸郡，而乌龙桔柏又在其前，欧阳詹（唐代福建晋江人，为闽学鼻祖）以为九州之险，司马光以为秦蜀之冲，四会五达，不可失也。今为汪酋（或为虏）所城，则亡形具而人寒心矣。”（牟子才《论救蜀急著六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 后来，清代广元县令张庚谟则称：“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复矣。”（乾隆《广元县志》卷十三下《艺文·记》） 为配合汪德臣在利州筑益昌新城，建立川北军事据点，忽必烈奏请蒙哥大汗批准，在京兆（今陕西西安）设立从宜府，专门负责为四川前线调集转运军粮。从宜使由忽必烈选派善理财赋的藩府侍臣李德辉及孛得乃担任。李德辉还辟用原真州总管高逸民为助手。汪德臣“宿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规进取”的数万之师，皆“仰哺”于从宜府（《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辉传》）。 苦竹寨 鏖战苦竹 破敌嘉陵 甲寅年（1254）的春天，天气大旱，嘉陵江的水都快要干涸了，漕运被迫停顿，军需供应十分紧张，众将商议，准备放弃利州。汪德臣命令杀掉他所骑乘的战马，分给将士以作军粮，并鼓励部下说：“国家以西南方面的战事这样重大的责任交付于我，我只有拼死而已。”于是，为了解决军粮供应急迫的困难，他率部袭击嘉州（今四川乐山），缴获军粮二千余石。然后，又进攻阴平（在剑门关以北）、彰明（今四川省江油市历史上的一个行政区划）。驻守在云顶的宋将吕达率领五千人马截击汪德臣。两军交锋，汪德臣一举生擒了吕达，杀伤其部下千余人，又缴获军粮五千石。不久，沿着金牛道开辟的陆路运输通道，以及通过虞关的水路运输道路，由关中运出的军粮陆续运到利州；与此同时，军队屯田收获的小麦这一年也获得丰收，军粮从此没有发生匮乏的情况，众将士才安下心来。然后，汪德臣招集逃亡的士兵，连续秘密派出侦察兵，侦探宋军军情，以保障这一带的安全。不久，商贸畅通，行人称便，市场贸易重新繁荣起来，四方商旅云集，益昌一时成为川北名城。 四月间，汪德臣生擒了宋军的提辖官崔忠、郑再生，然后又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拿着书信劝告苦竹寨的守将南清。南清权衡利弊后举城而降。为了收复人心，汪德臣命令，凡是蒙军中被抓获的宋军俘虏，都全部释放。城中又有南方籍的数百宋军士兵，汪德臣知道他们都有回家的想法，就发给他们钱财，然后释放，这些俘虏们被感动得哭了，千恩万谢而去。此后，蒙军在后来的进军中，各个山寨相继投诚者，都是怀念汪德臣的这番恩义。五月，宋军蜀地统帅余晦派遣都统甘润领兵数万，准备屯城于紫金山，还没有完毕，汪德臣就选派精锐骑兵，衔枚夜袭，突然发起攻击，踏破宋军营栅，斩首万余级，溺死者不计其数，只有甘润只身逃脱。 乙卯（1255）年春，宋将焦远领兵向苦竹寨运送粮草。汪德臣与之交战，打败了焦远，并全部缴获其所送军需物资和粮草辎重。十月，焦远领军二万再次增援苦竹寨，汪德臣又一次击败焦远，并缴获粮船百余艘，凯旋而归。从此，人人都非常佩服汪德臣的神勇。 丙辰（1256）年，汪德臣再次朝觐蒙哥大汗，获赐锦衣、名马、金币，大汗对其宠爱有加。自虞关抵沔州，嘉陵江峡谷江水曲折，蜿蜒流淌，急流险滩众多，行人商旅难以渡涉，以此为苦。汪德臣委派官员，征调民夫和工匠，监督架桥，并修造栈道八千余间。从此，军旅行人、贩夫走卒如历坦途，人们纷纷歌颂汪德臣的功德。 戊午（1258）年，蒙哥大汗御驾亲征，大军驻扎在汉中，汪德臣在行在之所朝觐大汗。当初，蒙军各路军马攻破成都后，准备在此长期固守，但很快就被宋军所包围。都元帅纽璘向汪德臣求救，汪德臣派遣麾下将领赶赴救援，并与诸位将领约定说：“先破敌者，向大汗奏明，可以统领此城。”既而，蒙军击溃了围城的宋军，并将解围的过程向大汗奏知，蒙哥大汗诏命记录下汪德臣的功劳：“待江南事定后，当以此地交付于你来治理。” 这年冬天的十月八日，蒙哥大汗驾幸益昌，驻跸于北山，环视城郭，整座利州城一览无遗。大汗问：“还没有归降的山寨离这里有多远？”汪德臣奏答说：“东有巴州，西有大获（在苍溪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大获山上）、长宁（今四川省宜宾市代管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南有剑门、阴平，都距这里不远。”大汗说：“朝廷特使来时，都说你在利州修建城池。今天，朕亲自看到你在军中劳碌不已，你身材虽小，但胆量和山一样大。”大汗还问：“敌兵可曾接近利州城吗？”汪德臣奏对说：“仰仗陛下洪福，还未曾来过。”大汗说：“这是他们畏惧你的威名！”大汗给汪德臣赏赐了金币，并命工匠将其功劳刻于石碑之上。大汗驾临江滨，看到嘉陵江、白水江两江交会，水流湍急，就问：“大军渡江需要多少战船？”汪德臣奏答说：“百万大军，在短期内很难运送过江，应当另想办法。”汪德臣下令调集工匠，将战船相并，作为桥梁，仅用了一个晚上，一座用船架设的桥梁就连接起了江水两岸。早上，大汗看到这个奇迹，环顾左右，对诸位王公大臣说：“汪总帅果然言不虚发，今天渡过大江，如履平地。”立即赏赐汪德臣白金三十斤，其余各将佐也得到了不同数额的金帛奖励，大汗仍命刻石于江滨，以纪其事。 在此之前，戍守苦竹寨的宋将南清举城投降，借南清北上觐见蒙哥大汗之机，其部下乘机发动叛乱，杀害了南清的家属，苦竹寨又回到宋军的手中。因此，汪德臣命令部下强攻。苦竹寨壁垒森严，峭壁险要，易守难攻，有人建议架设天桥，以便进攻。大汗询问汪德臣。他回答说：“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臣在所不辞。但建桥能否成功，臣却不敢保证。”过了一些时日，天桥果然没有建成。于是，汪德臣亲自率领众将士，鱼贯而进强攻苦竹寨。 郭子松、何周兮在《苦竹寨：血沃剑门的悲壮宋城》一文中是如此描写这次战斗的： “蒙大军从利州出发，很快攻克剑门关。蒙军营帐遍布剑门山脉，战旗飞舞，兵器铿锵，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在即。11月9日，蒙哥、汪德臣兵临苦竹对岸。汪德臣以火炮掩护，派精兵强将顺岩而下，跃过小剑溪，攀援而上，只见城堡鼙鼓猛然响起，飞石滚木倾泻而下，一批批蒙兵掉下深谷，死伤无数，壅塞溪涧。到第二天上午，见久攻不下，汪德臣亲自率领一支身怀绝技的敢死队，带上投镖、套绳、狼牙棒猛冲猛打。不久，裨将赵仲武打开城门投降，防线崩溃，蒙军蜂拥而上，隆庆军民拼死拒敌，终因敌众我寡而败，杨立战死。” 险要的苦竹寨被夷为平地。 蒙哥大汗目睹这一英勇情景，感叹说：“人称汪总帅胆大勇敢，果然名不虚传！” 汪德臣在钓鱼城下被飞石击中 力拔剑门 钓鱼遗恨 这次战斗结束后，汪德臣因连日作战，感染疾病。蒙哥大汗带领各位王公大臣看望慰劳时说：“你的疾病都是为了我家啊！”大汗左手端着葡萄酒，右手拿着玉带，嘉勉他说：“饮我所饮，佩我所佩，希望你早日病愈！”汪德臣被感动得流泪了，他回答说：“前不久就承蒙大汗赏赐金带，现在又赏赐玉带，请求把前面所赐的分送给同事忽剌术。”大汗说：“你这是将功劳让于他人啊！”立即下诏听从汪德臣的意见。汪德臣还奏请，派遣特使告诉龙州（今四川江油县北）守将来降，守将王德新派遣亲信拜谒汪德臣，并说：“如果能够让一郡生灵活命，即当效顺。”汪德臣奏明大汗，接受其投降。十一月八日，攻取了长宁（今剑门关以北）。众将商议，想惩罚其军民。汪德臣上奏说：“负隅顽抗，这是宋将不服我军声威所致，罪在守将，他的部下是无辜的，有什么罪过呢？”因此，仅仅将被俘的王佐父子杀掉，其他将领不予问罪。 蒙古大军沿着嘉陵江顺流东下，蒙哥大汗诏命汪德臣为御前先锋，凡是有关攻城入寨，招降纳叛之事，汪德臣可以直接入奏大汗。 大军进至大获山，宋军出城想保护水门，汪德臣一战而夺取了水门。这天夜晚，大获山守将杨大渊派遣其子来到蒙军营帐，乞求投降，希望能够保全数万军民的性命。大汗命令汪德臣将来使引到御榻跟前，亲自询问，了解情况。第二天早上，杨大渊等人率众将士投降。杨大渊曾经杀害过蒙军派遣的特使，这时，蒙军帐下将领想追究他的罪责。汪德臣出面劝解众将说，大敌当前，应以大局为重，如果连背叛我军的敌人都能够宽宏大量，那么，宋军中其他将领以后必会放心来投诚！蒙哥大汗极其赞许汪德臣的恢弘大度。果然，继其之后，防守运山堡垒的张大悦请求投降，汪德臣将其引见到大汗帐前，其他官吏人民也都安然如初。青居、大梁等要塞也纷纷望风来附，大军遂抵达钓鱼山下。 守将王坚，一直凭借着钓鱼山的险要地形而与蒙军展开多次激战，并拒不投降。汪德臣率众与王坚力战，夺取了宋军的战舰数百余艘，杀伤不可胜记。汪德臣派人告诉王坚，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而顺应形势，举众投降则可以享有荣华富贵！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降的特使杀了，蒙哥大汗大怒！命令全力攻城！但是钓鱼城被团团包围后，蒙军连续进攻五次，时间已经过了一月，但还是攻不下来。 汪德臣指着胸脯发誓说：“我家世代蒙受大汗恩宠，经常怀着惭愧之心，不能报答。今天御驾亲征，各城无不望风披靡，唯独这支军队拒不投降。为国捐躯，以图报恩，正逢其时。”于是，他单骑逼近钓鱼城下，呼叫王坚之名说：“我来救你一城军民性命！”话还没有说完，一块飞石飞来，汪德臣险些被飞石击中。回营后，汪德臣感染疾病。蒙哥大汗派人慰问勉励，下诏让其回到巩昌修养。汪德臣辞谢说：“陛下以万乘之尊，尚自冒着寒暑，臣甘愿在行伍之中效命，就是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大汗又派丞相兀贞赐给汤药，以疗其病。附近的缙云山上有一座寺院，地势高峻，气候比较凉爽，大汗命令汪德臣，住在那里疗养。汪德臣虽然在卧病修养之中，但还是对胶着的战事不能忘怀。看见山上高大的树木比较多，就命令将士和工匠们根据树木的大小，因材而用，打造战船，为东下做准备。不久，汪德臣病重，竟然一病不起，溘然长逝，时在己未（1259）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三十有八。蒙哥大汗闻听后，拍着大腿悲叹惋惜不已，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样。随之，派遣军队护卫着汪德臣的灵柩归葬家乡，并命令其子速来军营，将有重要任命。巩昌官吏民众出城迎接汪德臣的灵柩，无不哀伤悲恸。 汪德臣的夫人是黄掴（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氏，以善良贤惠而著称。生子六人，长子惟正，袭爵便宜都总帅；次子有惟贤、惟和、惟明、惟能、惟纯，有一女儿，嫁给了包姓人家。这年十月，汪德臣的灵柩归葬于漳县，在祖宗陵墓之旁。中统（1260年五月，忽必烈正式建立年号中统。中统五年八月改元至元，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大蒙古国为大元）壬戌（1262），汪惟正向朝廷请求，诏命追封汪德臣为“陇西公”，谥号“忠烈”。 元世祖忽必烈 一门忠义 烈日秋霜 汪德臣天资聪颖，见善自明，用心坚定，事无巨细，经其裁决之后施行，非常适宜。二十二岁时就袭封巩昌便宜都总帅一职，堪为少帅！此后虽然掌握兵权十七年，但未尝妄自擅杀！反之，倒有宽厚和蔼、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孝敬双亲，友于兄弟，和睦宗族，少有微词。而且轻财乐施，爱恤军民。将士僚佐一旦生病或有去世的，必定亲自前往看望或吊唁，从不以富贵骄人。当他掌握兵柄之后，领导众将驾驭部下，从不加以恶言厉色。但凡出师，必与士卒同甘共苦；进攻作战时，则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此，人人乐为之用。将士们偶因犯错而被囚禁，他必千方百计进行营救。虽然多年来过的是军旅生活，但他经常延请儒生，诵说经史；每次与众宾客宴会，必使尽欢而散。每当遇到君国大事，他几乎夙夜不寐，以致焦心劳思。因此，年龄不大，但胡须和头发却斑白了。 当初，南征时路过剑门，汪德臣叫来兄弟翰臣，将在此之前大汗的所有封赐印信和文书交给他，并说：“巩昌路之事已托付给良臣，巩昌府之事请你担任。我家世代蒙受国恩，尽忠而死是分内之责。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如果以后我为国事而死，你们兄弟二人要好好地侍奉好母亲太夫人，不要给她留下担忧之事。”说完，跃马就上路了。听了汪德臣的此番言语，真可谓奋不顾身，有志于殉国的壮怀激烈之士！汪德臣之兄长汪忠臣在副都总帅一职上殉职，弟弟汪直臣在中翼总领一职上殉职，汪佐臣在奥鲁都总领一职上殉职；汪良臣任军前便宜都总帅，汪翰臣代理其职，汪清臣在巩昌任职。兄弟七人，死于国事者过半，可谓忠义一门。即使和卫青之于汉朝，卞壶（卞壸[kǔn]（281年-328年），字望之，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人。中书令卞粹之子。东晋名臣、书法家。苏峻叛乱，众大臣避之。卞壸临危受命，怀报国之志，率二子及兵勇，奋力抵抗，以身殉国，其二子卞眕、卞盱，见父殉国，为报父仇，相随杀入敌军，亦力战而死。后追赠卞壸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贞”）之于晋朝立下的功劳相比，也毫不逊色。 王鹗在碑文的末尾，叙说了他应邀为汪德臣撰写《神道碑》的经过。 丁卯（1267）年，汪德臣之子汪惟正，承袭了巩昌便宜都总帅一职，专门修书一封，不远千里，拿着汪德臣门下之士潘珍所作的行状，求我为之作铭，并说：“惟正不孝，不幸先人早逝，只是他昔日为国尽忠，谨守臣节，生前得到了极高的荣誉，人们早就耳闻目睹，我私下的想法，是将先人的事迹刻在石碑上，以宽慰我的孝敬和思念之心，但这件事非有大手笔者不能托付。”我于中统二年（1261）入职翰林院，奉旨为义武（汪世显）、忠烈（汪德臣）起草追谥文书，全面知晓两位汪公的忠义事迹。其实早在中统五年（甲子，1264），我就在上都认识了今帅汪惟正。今天，他特来拜谢，并且以撰写碑铭一事嘱托于我，我答应了。现在来请我撰写碑铭，实乃义不容辞，于是，根据行状所记载的事迹而作了碑铭。 铭辞是： 西州著姓，因官氏汪。一门忠义，烈日秋霜。维忠烈公，嗣总戎行。奉命徂征，所至靡抗。欲下苦竹，先城益昌。长江之险，如一苇航。铁衣百万，虎贲龙骧。料敌制胜，绩用章章。帝曰汝佳，待之异常。带以手授，酒以手觞。虎符赫赫，锦衣煌煌。荣宠斯绝，非公孰当。志清蛮瘴，直捣余杭。天胡不慭，坏此栋梁！輀车所至，军民涕滂。赖有贤嗣，克绍余芳。请谥封爵，存没有光。追述忠烈，孝思不忘。亭亭丰碑，树之祠堂。子继孙承，公维不忘。 以故陇西文史学者戴楚石先生在手抄本《陇西金石录》中，对此《神道碑》的碑文有详细的记载： 该碑为汪氏四大神道碑之一，立于陇西南门外大碑院（即陇西公祠堂）。据《陇右金石录》载，原碑高二丈二尺，宽五尺余，厚尺余，碑额碑座完好。碑阳题“故巩昌路便宜都总帅本路兵马都总管知府事赠陇西忠烈公汪公神道碑”30字，列两行，楷书，径约六寸。末题“门下潘珍书”。碑阴为正文，有作者、书者姓名，但是否有标题，从无记载。地方文献称此碑为“汪忠烈公神道碑”。作者王鹗是金代状元，金亡归元，任翰林学士承旨，为著名的文学家。书者商挺，为元初名臣，位列“宰执”，是著名的学者。 此碑1964年还在，此后被砸毁。今大碑院“贞肃公碑”侧旁有深褐色断碑两块，其中较大的一块长约1.7米，宽约1.5米，碑面朝上，可见双钩刻“故巩昌路便”五字，其余部分被叠压其上的一块汉白玉碑首遮盖。因现有资料没有对忠烈公碑质地进行记录，故而无法肯定现存褐色碑是忠烈公碑。 碑文篇幅庞大，叙事详明，尤其关涉汪氏家世的内容，有超出“义武公碑”的线索。如云“西土用兵，有擢悴临洮者，以义勇闻。若子若孙，分列旁郡，声震夏蜀，未尝远徙。”“西土用兵”，指金与西夏、南宋间的争战。可知在汪世显之前，有位被金朝任命为临洮路副官的先祖，在动荡的西部为金国效力，此人的子孙，宗族强盛，在金与夏、宋的征战中，声威远播，令名昭著。此说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盐川汪骨部首领很早就被女真统治者重用而跻身政治舞台，经过百余年的集聚发展，到金朝后期，汪世显一跃而起，号召西陲，独霸一方，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碑文有“岁丁卯，嗣帅走书数千里……乞铭于予”的记载。说明该碑立于丁卯年，丁卯为世祖至元四年，即公元1267年。 该碑文收编于《汪氏族谱》、《陇西艺文集》、《陇右金石录》等文献中，嘉靖《陕西通志》及民国《甘肃金石志（二）》都有概略介绍，后者还录有铭辞。其中，《陇右金石录》所收最称善本，这次整理即以该本为依据。 在蒙元统一的过程中，汪德臣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针对南宋蜀地守将余玠的“创建城壁，修筑关隘，增屯堡栅，首尾相应”的防御战略，针锋相对，巩固蒙军已经取得的战果，筑城沔州（略阳）、兴元（汉中）、利州（广元），做好了长期与宋军对峙，俟机进攻的准备！ 一种正确战略的实施，需要有各种条件，如蒙元一方，蒙哥大汗，以及皇太弟忽必烈，对于汪德臣的建议，“所陈悉嘉纳”，并放手让其去实施，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果然应验了汪德臣的判断；而南宋一方，先是采纳了余玠富有远见的防蜀战略，待到颇有成效时，却又互相猜忌，自毁长城，解除余玠的职务，并没收其家产充公。这样令人寒心的举措，两项比较，不是高下立见了吗？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程遥 微信号：gslxcys 投稿邮箱：11cys@163.com 本平台发布的所有内容，均系作者原创，且经作者授权，其它任何媒体转载，必须注明出处，否则依法追责。特此声明。 启 事 本微信平台长期征集文学、书法、绘画、摄影原创作品，欢迎惠赐稿件。投稿时请附作者照片和简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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