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降钓鱼 安抚民心
攻克重庆后,元军一鼓作气,齐集大军,进攻当年蒙哥大汗饮恨而逝的钓鱼城。而汪良臣的兄长汪德臣,当年也在钓鱼城下一病不起,含恨而终。因此,参与围攻钓鱼城的汪良臣,回忆起当年跟随父兄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心中自然感慨万端,更是志在必得。
宋将王立自1276年底起开始守城,奋战两年多,苦苦支撑。
在元军的团团围困下,钓鱼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加之接连遭受天旱,城中发生严重的饥荒,“人民易子而食”,景象十分凄惨。外界的音讯也被隔断,连元军攻陷临安和重庆,俘虏赵宋皇帝和张珏的消息也不得而知。
直到围城的元军传出话来:“宋已归我国久矣,尔既无主,为谁守乎?”城中军民才知大势已去,钓鱼城已“危如累卵釜鱼,知其祸在顷刻。”守将知州王立问计于诸将,“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然其如数十万生灵何?今渝城已陷,制置亦擒,将如之何?”众人默然,士气十分低落。
王立忧心忡忡回到府邸,坐卧不安。这时他的义妹熊耳夫人进来了,这个女子是几年前被王立从元军大营里俘虏过来的,自称姓王。王立一听乃同姓之人,便认作义妹,“作吾之妹,侍我之母,待获尔夫俾其完娶。”熊耳夫人已经知道钓鱼城面临的困境,她来找王立,是有要事相告。
原来熊耳夫人正是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妹妹,今见王立寝食难安,穷愁无计,便屏退家人,告诉义兄,“妹本姓李,今成都总兵李德辉是吾亲兄,若知安抚对我恩礼,必尽心上闻,亲来救此一城人民。”王立大喜,当即修书一封。为使李德辉相信妹妹在钓鱼城中,熊耳夫人令人带上她为兄长做的鞋样作为信物。
收拾停当,王立派州府儒生杨獬带上书信和鞋样,下钓鱼山,赶到成都。李德辉看到鞋样和降书,知道失散多年的妹妹就在钓鱼城,立即从成都赶到钓鱼城下。按照约定,王立已在城上竖起降旗,但汪惟正统帅的东川将士怕西川行枢密院争功,便以为大汗蒙哥和总帅汪德臣报仇为由,拒绝钓鱼城归降。“我等攻守此城十余年,战而死者以万计,宪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临崩遗诏:来降必因攻困致毙,赭城剖赤。当上为先帝雪耻,下为亡卒报仇。”(出自万历《合州志》卷一《无名氏记》)他们劝李德辉收回劝降书,“公昔为书召珏,诚亦极矣,竟无功而还。今立,珏牙校也,习狙诈不信,特以计致公来。使与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诚降。”德辉叱道:“昔合以重庆存,故力可以同恶。今已孤绝,穷而来归,亦其势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诚惧公等愤其后服,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辉传》)
李德辉见东川将士情绪激奋,担心自己一意招抚,难免两川将士发生不测,于是飞奏世祖忽必烈。几天后诏旨到,“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勿得擅便杀掠,宜于秋毫无犯。”(万历《合州志》卷一《无名氏记》)
东川见收复钓鱼城的首功被西川夺得,遂迁怒于知州王立,以“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宜杀之。”原合州降将李谅亦诉王立曾杀其妻子,夺走财物,东川行枢密院遂欲矫诏杀立。幸亏安西王和枢密院向忽必烈奏明东川争功迁怒于王立的事实,忽必烈大怒,“卿视人命若戏耶!前遣使计杀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杀人,其归待罪。”(《元史》卷十《世祖纪》)
东川最终也未敢擅杀王立,王立于1279年四月终于出降。大名鼎鼎的钓鱼城,终于落入元军手中。从此,川蜀广大地区皆落入元朝版图。
忽必烈命召王立入觐,命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为平息事态,李德辉将收复钓鱼城的功劳推于汪总帅。
汪良臣严令禁止手下军士四出抢掠,并发给百姓粮米以赈饥,因此川蜀之民十分感恩,四川全境得到平定。
捷报送到京城,世祖忽必烈听说后非常高兴,召汪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并赐白貂裘。汪良臣向世祖呈奏了治理蜀地迫切需要解决的十五件事,受到忽必烈的嘉赏和采纳。
汪良臣到了成都,看到蜀地遭受多年的战争创伤,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痛切之余,非常注重安抚民心,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
汪良臣还为从征将士请功,“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世祖忽必烈同意了汪良臣的请求,“赏汪良臣所部蒙古、汉军收附四川功钞五万锭。”
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川行省撤销后,汪良臣改授为安西王相,但没有赴任。
十八年(1281年)夏,汪良臣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朝廷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惠,还加赠推诚保德宣力功臣、仪同三司、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
汪良臣有子七人:惟勤,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简,保宁万户;惟某,同知屯田总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帅;惟恭,阶州同知;惟仁,人匠总管达鲁花赤;惟新,汉军千户。
据汪楷主编的《陇西金石录》(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所载,大元驸马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省事赠仪同三司中书右丞谥忠惠汪公墓碑,于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漳县汪家坟元墓群,现藏该县博物馆。碑为圭首,高129厘米,宽64厘米,厚15厘米,下部带榫头,周边饰忍冬纹,碑额饰牡丹。通体呈青灰色,质地不明。碑阳刻大字四行,双钩,楷书。当时,此碑侧立于水房墙根,与其他碑石拥挤一处,不能搬动。因此缘故,碑阴是否有落款,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