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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人生内容很复杂。与其外在表现十分匹配的是他幽深辽远的内心世界，而这个世界更复杂。他留下的一千余万言文字，是他留给历史的一笔丰厚的遗产。研读这笔文字遗产，既可看出一个时代弄潮儿不平常的活动轨迹，更可感觉得出一个大人物真实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人看来豪迈盖世、风光无限的强者的内心深处，我却常常强烈感受到他的怯弱的一面。这个特征，贯穿曾氏的一生。 他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三十岁正式做官，十年七迁，三十七岁官居从二品，仕途之顺利，少有人能与他相比。这种境遇，极容易让处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志得意满，轻狂傲物。但我们读他写给家人的书信，看到的却是一个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者的心态。他生怕祖宗积下的德被他一个人享尽，当心诸弟因此而功名受阻。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春风得意的年轻京官在他的诗句中，经常会流露出恐惧之心。 道光二十四年，他给妹夫写诗：“荆楚楩楠夹道栽，于人无忤世无猜。岂知斤斧联翩至，复道牛羊烂漫来。金碧觚棱依日月，峥嵘大栋逼风雷。回头却笑曲辕轹，岁岁偷闲作弃材。” 他当时不过是从五品的中下级文化部门的小京官，有什么“斤斧”“风雷”会伤到他？这种恐惧岂不是莫名其妙！ 更不可思议的是，写于同年的秋怀诗：“大叶下如雨，西风吹我衣。天地气一肃，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伴物累，俯仰怜诟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为逃避诟讥甚或杀机，三十四岁的他，居然欲学黄鹄飞离帝都。这种怪诞从何而来？不只借诗发牢骚，他的确是不想在京师做官了，要回到高楣山去做一个“弃材”。这有他的家信为证。 战火燃烧后，面对强大凶狠的敌手，最初他不敢领旨做团练大臣，后来做了三军统帅，他的怯弱之心也时有生发，他甚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不加掩饰。他对皇上说：“道途阻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梦魂屡惊。”“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他曾在较长一段时期认为太平军不可制服，对前景极为失望，以至于两次投水自杀，枕头上常压一把短剑，随时准备自裁。 不只面对强敌如此，朝廷的不绝对信任，同一营垒的掣肘猜忌也让他时时心生恐惧，他以“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来比喻自己内心痛苦，并多次说过当年杨震所遭遇的夕阳亭事，会在他的身上重演。一百年后，让后人读之仍有心悸之感。 咸丰十年之后，他做了两江总督，处境大为改善，尤其是慈禧掌权之后，给他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的超越常规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正是他眼下所极为需要的。但面对这种罕见的信任，他内心里却是“惶悚莫名”。他希望朝廷不要给他这样大的权：“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他的推辞是真心的，当朝廷不同意时，他再次表明这个态度：“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同治五年，他出任捻战前线统帅，朝廷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他同样推辞。 在与太平军决战的年月，千里长江江面，停泊着无以数计的湘军水师战船，每只战船都飘动着斗大的“曾”字帅旗。这样的场面，应是所有带兵统帅所渴望的，但曾氏却在给他的学生李鸿章的信中，表示出对这种局面的深重惶恐。 至于对一样地手握重兵身处高位的九弟，曾氏更是把自己的这种心绪不断地传递给他，反反复复地跟他述说重权高位的可怕：“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推让少许，减少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即便是对在家看屋的四弟，他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今后若能好好地退休回家与弟述谈往事，那便是最好的结局。他心中总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对老四说：“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 对于外界的批评，曾氏尤为看重，常怀着一颗忐忑之心去看待人言。同治五年年底，身为捻战统帅的他对友人说：“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引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不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 天津教案期间，曾氏秉承朝廷的大计，并依据对实情的调查了解，对教案的处置作出几点决定：严惩凶手，赔偿洋人损失，革职流放地方官员。无论是就当时的情形看，还是依照现时的对涉外大案的处理来说，这些决定并无大的不妥，但当舆论指责他时，他却口口声声地说什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自己的处置作了否定，远不如同办此案的李鸿章、丁日昌的心志坚定。 以上种种，确乎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曾国藩，这个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有着明显的怯弱成分。对于此一弱点，曾氏并不否认，他多次说过自己“胆气薄弱”。 若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这个“薄弱”应主要来自他的父亲。我们读曾氏的《台洲墓表》，写他的父亲遭受祖父斥责时的情景：“其责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嗃嗃，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曾氏的这段话，意在表彰父亲的孝道，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软弱者的形象。老先生有一副传诵很广的联语：“有田园有子孙，家风半耕半读，但将箕裘绍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软弱而安守本分，这就是上面两段文字的共同基调。 曾氏的怯弱，也可能与他青少年时代功名不顺的经历有关。曾氏从十四岁开始参加秀才考试，一连考了七次，才在二十三岁那年考上，而且录取的是倒数第二名。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父子俩一次次地参考，一次次地铩羽而归。父亲连考十七次，最后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考取。这段经历对曾氏一生而言，绝对是沉重的阴影。从十四岁到二十三岁，既是人生身体成长的决定阶段，也是人生性格成长的关键阶段。少年早慧，功名早达，极容易助长人的轻狂自傲，反之，则有可能趋于卑弱的走向。对于没有依恃的农家子弟来说，往这一方向走似乎又更容易些。 曾氏的薄弱，还与他的体质不强、生命力不旺盛也有密切的关系。 有确凿的资料记载：曾氏三十岁时肺病严重，几于不治。三十五岁开始患牛皮癣，这个病折磨了他一辈子。战事最困难的时候，也往往是牛皮癣最厉害的时候，痒得他整夜不能入睡，抓得皮破血流：地上尽是白皮屑，床单上满是血渍。他哀叹：“直无生人之乐！”四十七岁时，他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抑郁症，梦多心悸。五十五岁后，多种老年病都到了他的身上。他常常眩晕，舌头蹇涩，说上二十多句话后便上气不接下气，手脚麻木，后来右眼失明，左眼也只有一线光。他十分注重养生，但他只活了六十年零三个月，实在是身体太差了。一个身体这样孱弱的人，要想气势雄壮，大概也很难。 曾氏的怯弱，应与当时官场生态的险恶关联很大。 曾氏所处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是国势越来越颓弱，另一方面是机制越来越僵化、官场越来越腐败。一句话，国运已走到末路。面对着一木独支将倾大厦的局面，曾氏要做如许大的事业，他的困难该有多大！幕僚赵烈文深知他的处境，说他与太平军战所费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所费十之六七，而与世俗文法的周旋必须得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处中便时见怯弱。当时国家管理系统是个什么样子，曾氏在咸丰初年的奏疏中讲得非常直白，内外官场以八个字可概括：退缩，琐屑，敷衍，颟顸，官员的精神状态是“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政局是“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曾氏出来办事：要钱无钱，要粮无粮，要人无人，要权无权，处境该有多难！ 即便是曾氏后来做到两江总督、东南战场上的最高统帅，但就在围攻江宁的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居然可以将江西境内的厘金拦截，不听曾氏的安排。沈葆桢是曾氏一手提拔的后辈，且名正言顺是曾氏的部属，他竟然可以与曾氏对着干，令曾氏气愤至极。同治三年时的曾氏，已是一个炉火纯青的政治家，气度与涵养堪称天下第一，但仍然忍不住在至亲好友面前流露出心中的愤懑，且看这年三月二十六日他给郭嵩焘的信：“又适值厘金争论、两院不和之时，又值下游吃紧敝处无兵可援江西之际，江西官绅士商向之讴歌幼丹而怨詈鄙人者，今且日炽而不知所届。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囊也者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曾氏气极，他决心要赌一把，这就导致后来他所上的辞气亢厉的奏折。但即使这个时候，曾氏也清楚，沈葆桢是有后台的，是得到强有力者的支持的，来读读他接下来的清醒之言：“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如人愿否？”对于那些震惊疑忌者，曾氏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得到世俗文法的支持，曾氏最终也只能走“引嫌谢事”的怯弱之途。 曾氏的怯弱还因为他生在一个满人当家而他是汉人的特殊朝代。曾氏在拥有军权之后，满人朝廷对他的种种防范，笔者在多篇文章里专题对之作了叙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满汉之间究竟有多大的隔阂，我们可以从曾氏文字里一个很小的细节中略作窥视。咸丰二年六月，曾氏赴江西主考任，半途中接到母逝讣告，遂改道回家奔丧。这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写信给在京师的儿子纪泽，吩咐他各项应办事宜，在谈到发讣告时，这样写道：“六部九卿汉堂官皆甚熟，全散亦可，满堂官必须有往来者。”给六部九卿中部级官员发讣告，凡汉人都可以发，至于满人，没有往来的就不发。由此可以看出，热心交往的曾氏在与满族官员打交道时是谨慎的，其中必有不少满员与他没有交往。手握兵符时期的曾氏，在与满人朝廷周旋的时候，谨慎中的怯弱之态是深入骨髓的。我们来看看他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写给友人黄倬的信：“弟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立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惟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看起来权倾天下、八面威风，实际上曾氏的心是悬在半空中，时时刻刻为安全甚至为身家性命而担忧。他真是古今少有的怯弱的军事统帅。 其实，绝大部分人的内心里都有怯弱的一面。许多人因为这种怯弱而在大事难事面前止步。曾氏以他一生的事功，明白地告诉我们，有几分怯弱的人同样可以做大事难事，大可不必因此而自卑自弃。同时，有怯弱感亦不是坏事，它反倒让我们增加敬畏之心。 就其本质来说，个体的人在人类社会中终归是渺小的。不管他是何等的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即使活着时别人奈你不何，但到时上天会请你去。你去了之后，人类社会依旧存在，它一定会按照它自身的规律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当对人民群众怀敬畏之心，对社会规律怀敬畏之心。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类，在天地宇宙中也是渺小的。苏轼将这种渺小说得很形象：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所谓的“人定胜天”，永远只能是人类宏伟的愿望而已；人类实际上是不能胜天的，只能顺天法天。归根结底，人应该对社会群众、对天地宇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对“道”心存敬畏之心。把这些视为人的怯弱感，也未尝不可。 有几分怯弱感，并非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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