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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霍来根 【引言】 我家祖籍在山西浑源。解放前，迫于生计，几经辗转，扎落在了现在的内蒙古察右中旗广昌隆西营子。 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每每想起父亲在我小时候讲的两个小故事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今聊以记之，也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因为与两样吃的东西有关，故事就以它们命名吧。 【洋糖】 父亲八岁时，第一次背井离乡，在同乡的拉引下，举家搬迁到了大同城南马军营村。正值日据时期，动荡不安，百业箫条。所幸爷爷会放羊，浑源人乡土观念强，在同乡热心保荐下，很快找到了一份放羊的营生，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东家是当地一大富户，光大羊就有二百多。便说放羊，那差不多也能算是个技术活儿，一样的草坡一样的羊，爷爷总能比別人放得膘好不说，大羊又没毛病，羔子也成活得多。东家很满意，给的工钱也算合理。虽然如此，但家大人多，光靠爷爷一人养活也是勉强。搭伴儿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后生，就是小羊倌，也是穷苦出身。人长得顺眼，脑瓜灵活，又勤俭，深得爷爷喜欢，后来爷爷就把他唯一的宝贝闺女给了小羊倌做媳妇儿。姑姑是出了名的好姑娘，人长得漂亮，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干净利落，住的再破落，经姑姑一拾掇也显得有模有样。东家想和爷爷结亲家，让姑姑给他做儿媳妇儿，爷爷竟一口拒绝。人们都说爷爷是个怪人，好好的闺女，财东不给，却给个穷光蛋。后来姑姑、姑父子孙满堂，到老都恩爱如初。 就在搬迁到大同的前几个月，父亲一个人溜到外面玩耍，险些被狼叼走，是惨叫声惊动了不远处的姑姑，骨肉情深，十几岁的姑姑奋不顾身救下他一条性命，而父亲却惨遭毀容。父亲发誓要报仇，多年后在内蒙的银贡山一带杀狼无数。当时政府是鼓励打狼的。我小时候跟着父亲打过几次兔子，父亲从不用眼瞄准，全凭感觉和肌肉记忆，扳机一扣，兔子便应声倒下，几乎弹无虚发。 在大同期间，父亲跟着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常常去日本人的兵营附近玩耍，因为司空见惯，他们并不觉得害怕。有时能看到穿着鲜艳长裙的日本女人从兵营里出来，奇怪的是在裙子后面都要横横绑着个枕头，穿着木板底子拖鞋走在路上发出咯拉、咯拉的响声。也经常能看到日本兵列队操练，个子不高，但十分整齐。还时不时地看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着五花大绑的“暴民”游街示众，最后处决。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个个都是硬茬儿头，到死都不屈服。往往游街开始时大街两面早就站好了人，有好奇的小孩儿，有凑热闹的闲汉，但更多的是被当差的驱使到街上来给鬼子捧场的。“好好的良民不当，非要去拨人家的铁道，铰人家的电线”，这句话是那些看客们最常抒发的感慨，当然也有佩服的，暗暗地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天天能上演精彩节目的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竟然学会了几句日语，那可不是简单的“撒腰那拉”、“阿丽牙多”，和我讲诉这些事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还能用日语从一数到二十多。 父亲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一件让他们当时摸不着头脑的事儿。他们九个小孩子正在兵营大门前的大路上闲串悠，门口有几个日本兵把他们叫过去，让排成队，然后给他们分发糖块，当时管叫洋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了父亲三块，而別人则全是一块。或许是数他个子矮，或许是看到他满脸伤疤，也或许是他最先能明白日本人的意思。这恩赐来得太过意外，九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比洋糖还甜蜜的笑容。在一个当官的口令下，他们集体鞠躬致谢，直到动作整齐为止。跟前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引得路上偶尔路过的行人扭头观望。父亲哪里顾得了许多，满心思惦记着紧紧攥在手心里那三块味蕾从未触碰过的美味，浑身沉浸在王道乐土的无比幸福之中。父亲乐颠颠跑回家里，恰巧东家也在，听说后悠悠地说了一句：“那是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了。”听得父亲一头雾水。 姑父成过家就扔掉羊棒另谋生路，接替他的自然就是父亲了。 有一天的黄昏时分，父子俩一前一后赶着羊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枪声大作，惊得父子俩原地爬下一动不动，羊却一路狂奔，路上激荡起一股浓浓的黄尘。不大一会儿枪声渐疏却喊杀声又起，父子俩慢慢地溜进了身旁的一条深沟，走走藏藏，直到快半夜才摸回了家门。奶奶、二叔和闻讯过来的姑姑、姑父，一家人正嚎得呼天抢地，以为他们早成了枪下冤魂。 第二天一大早清点羊数儿，整整短下五十只。东家开通厚道，说了一句，人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这时，爷爷悬着心总算放了下来。兵荒马乱的，遭此一劫，东家也有些心灰意冷，打不起精神来，爷爷一个人半前晌出去寻着踪迹找了找，跑丟一部分，让流弹打倒二十几只，还有几只没断气。爷爷和父亲慌乱之中也没看清是什么人和日本人交的火，穿着灰军装，感觉是日本人吃了败仗。 随后小鬼子的曰子江河曰下，也不顾什么“大东亚共荣”这块遮羞布了，发出了最后的疯狂。东家的羊没几天全被强征，爷爷和父亲双双失业，全家又陷入了困顿之中。因为知道在口外陶林黄羊城一带有早些年出来的浑源老乡，没办法，全家人和姑姑、姑父挥泪作別，又踏上了前途难料、颠沛流离的逃荒之旅，因为留下了姑姑，每个人的心里又多了几分不舍、几分凄楚。裹在奶奶腰间的七十块现大洋就是全部的家当。 有次吃饭时，父亲心有所感，又告诉起了这些陈年旧事，我爱戏他，问父亲当时恨不恨日本人，“恨甚了，甚人坐了天下咱还不是受苦、受穷、受欺负”。父亲这不加思索的回答令我万分诧异，以至于让我竟一时忘了咀嚼吃在嘴里的饭菜。 我心悲哀，为了父亲，为了和父亲一样的人。 后来我上了初中，知道了鲁迅，也明白了鲁迅先生东渡日本，仙台医学院学成归来，为什么改变初衷，不去好好当他的医生，而是操起笔杆子带着满腔悲愤写起了文章的原因。因为他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国人不知不识、不觉不醒，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国人蒙昧未开、浑浑噩噩。哀其不醒，愤其不争，这对于周老爷子的內心是何等震憾？又是何等的刺痛？ 再后来，我也有了一些儿自己的想法，似乎对父亲也有了些许的理解和同情。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其实他也有恨，恨那些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恶人，恨那个人吃人的世道，只是与生俱来的苦难与屈辱慢慢麻木了他的精神，纷扰的世尘蒙敝了他的心灵！ 记得当我一问父亲现在恨不恨日本人时，转瞬即失的微笑就是他的回答。 包产到户的前几年，我和父亲一起回大同探望姑姑。有一天，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他小时候埋藏子弹壳的事，央求父亲去找，随后便叫上表兄拿上铁锹，三个人径直来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个旧戏台旁面，所幸遗迹明显，在父亲的指点下，不一会儿就挖出了差不多有一水桶子弹壳。这事当时在马军营村引起了轰动。儿时的玩伴儿知道后先后来到姑姑家里，有几个早已成长为公社、大队的主要干部。发小相见分外激动。忆往抚今，变化之大，恍如隔世。告诉起洋糖的事情时，无不懊脑羞愧，少年蒙沌，竟给侵略者作了一回宣传伪善的道具。 昔日饱受日寇蹂躏的马军营村得地利之便，解放后，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包产到户以前，每年下来，一个工分能保持在五元钱左右，而在家乡只有几毛钱，遇上年景欠收，甚至倒贴，在父亲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超过一元钱，但维持个温饱还是绰绰有余。包产到户以后，在马军营大队，只要是本村村民，想拉煤跑运输，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再由村委会出具介绍证明，经大队核实，购车款大队全部垫付，自己一分不掏便可接回价值四十七万崭新的红岩重卡，往北京或天津送煤，跑一年下来能纯挣五十多万，开始每户只限一辆。那时候在家乡，“万元户”才是个刚刚兴起的名词。差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父亲那几个当干部的发小了解后，多次恳切地让我们家重回马军营，承诺给全家人落户分地，因为母亲难离故土，最终未能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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