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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继东 我的故乡铁沙盖乡东滩行政村（明水泉自然村）与库伦苏木克力孟嘎查和格尔亥陶嘎查相毗邻，居于农牧区的交界带。库伦苏木的主体民族是蒙古族，还有一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大集体年代，农村的庄稼人贫苦得很，烧的、吃的、用的奇缺。再加人稠地窄，政策也不宽松，如果遇上灾年厄运，简直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不少农牧区交界带的庄稼人把觊觎的目光投向了牧区，比如偷到牧区放牧、拾粪、搂草、打猪草、挖药材等等。为此，那时农牧区交界带民族关系十分紧张，甚至偶有发生冲突的情景。 我们行政经济村毗邻的牧区克力孟、格尔亥陶，有一条小河叫丁计河，从西向东流经两地，因而流经的区域水量充沛，牧草丰美。再加雨季的到来，这里形成常年的下湿地、沼泽地。一丛丛稠密的枳机长得特别高大，足有一人高，阵阵微风拂过，像大海一层层波浪，此起彼伏。枳机成熟的季节是每年阴历八月份左右。每当成熟时，叶和杆都稍稍泛黄，穗也显黄，并从秸秆筒里抽不出来时，就是老人们平常总说的：枳机打了结，就待开镰割。割下的枳机用途也很多，扎扫帚、打囤巴、织草门、编箩头……多余的枳机还可以变卖成钱，用处就更广了。 那时候农区的庄稼人爱牧区的枳机爱得简直是垂涎三尺，眼睛里往出冒绿光。1968年是我的故乡连续遭遇旱灾的第三年，这一年克力孟和格尔亥陶枳机长得非常喜人。秸秆高又壮，穗儿大又长。那时牧区的牧民对农区的庄稼人偷割枳机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们组织了几个看护草场的小组昼夜跟这帮偷割枳机的农区人周旋。 阴历八月十四，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村里集合了三十多号人，村里还派了两辆三套胶车，傍晚时分向牧区的边界出发了。胶车行在距牧区一公里处就停了下来，偷割枳机的人都下了车，两两结伴。他们多是父子对儿、弟兄对儿、朋友对儿，个别也有夫妻对儿。结对儿主要是为了互相找个照应，一个人割，另一个人把枳机背到胶车上，那边看草场的牧区人一旦追过来，多数的枳机上车了，逮着空人也没劲儿。就这样大家在浓云密布、夜幕降临之际悄悄潜入牧区边界的枳机丛中。 那天是偷割枳机的绝好机遇，除了云交夜黑，风儿也来助力，像要把浓云掀翻，一阵比一阵猛。这样恰好也能掩盖割枳机噌噌的镰刀响声。村上的人已经放心地猛割了近两个钟头，并且送到胶车上的也不少，可是终于还是被克力孟看草场的牧民发现了。先遣队三个人骑着马拿着手电追了过来，我们的人开始紧急疏散隐蔽，和看护草场的牧民周旋起来。这时候运送枳机到胶车那边的十几个人也不敢到枳机丛这边了。不大会儿从嘎查部又出来了一组人马，这一下他们人多势众，喊得更凶了。要大家交出枳机才放走。要不然就没收绳索镰刀。有几个拿好皮绳的害怕被没收去，偷偷扔在枳机丛中，不巧一个巡逻牧民骑的马来回走动时将皮绳踩在马蹄下套住，打了一个趔趄，险些将该牧民摔了下来。这一下他恼怒了，要将扔皮绳者抓到嘎查队部处理。无奈，这时我们村偷割枳机在场的人都站出来为这事说情。牧区人一再追问是谁的皮绳，谁也不敢承认。最后由一个和牧区关系比较好的村民出面担保，以后再不来割，并承诺今天割下的枳机也不拿走（车尚未被发现），交给牧区人才算了结。大家拿着绳索、镰刀徒步走到胶车那边聚集。 这一次“偷营”收获还算可以，除去交给牧区人的，自己大约可有七八十斤，多的约有百十余斤吧。后半夜黎明时分才回到家。后来又偷割过几次，我没有参加。听他们说更是惊心动魄。牧区人防守更严密，农区人千方百计越过封锁线。简直有点像抗战时打游击用的战术：声东击西战、麻雀战、大兵团作战…… 1969年是我们生产队牧草最困难的一年。因为在此头一年是大旱年，庄稼颗粒、秸秆没有多少收成。往年的桔草够牲畜吃到五月份，这一年二月份就开始缺草了。为此队里开会组织全村年富力强的男劳动力，到牧区七层山雀旗庙附近搂草。白天搂草，牧区看草场的不让搂，只好在夜晚偷着搂。生产队派了三辆胶车，和三四十人的搂草队，向七层山进发了。每车上乘坐十三四人，各自都带着一支大筢（搂柴草的器具）和一根捆草绳子。在下午后半晌时分，胶车行在距我们村约五六十里的地方停下来。那里有蒙古人夏营盘用的一个牛房子，门也不锁，我们这些搂草的可以进去暖一暖，歇一歇。但毕竟对三四十人的需求来说，屋子未免显得太小了一些。起初搂草的轮着进去暖和休息，当吃完干粮喝完水后，大家一齐挤进了牛房子。年轻的人站地下，年长的蹲在小炕上。就这样平时住四五个人的牛房子，一下子塞进三四十人，简直要把四周的墙撑散了架似的。大家本来走了一天都困了，饭后更显困了，竟然有的人站着、相互依偎着、靠着便打起呼噜来，有的人双手抱膝低头枕在膝上也美美地睡起觉来。看样子还睡得挺香，涎水流湿了膝头和衣服，全然没有了一点知觉，只顾困觉。 大约两个多钟头后，将入静夜了， 队长便下令开始搂草。大家把绳子系在腰间，各自按分配的地方，拉着大筢飞速地搂起来。初春夜静，仍然寒气袭人，但对我们这些搂草人来说毫无一丝寒意，个个都是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我们所到之处大概牧草长得茂盛，稠密高大，不一会每个人都搂了两三背。这时车倌们也开始装草，因为回来的路上，大伙儿分别要坐在这三辆草车上，所以要把草刻意地装好，不能溜撒。刚过半夜，草车装好了，用大绳绑得牢牢实实，开始上路。由于是干枯的草，装满一车也没有多重，即便上面再坐十几个人，在牧区的路上车依然是走得很轻快。一天的后半夜是最安全的时段，没有看草场人追撵，搂草的人坐在车上尽管来回悠摆摇晃，大家依偎在一起，都各具形态地酣然入睡，直到黎明时分，三辆胶车顺利凯旋。这次的收获真够喜人，搂的草全队的牛驴骡马吃上半个月没有一点问题。这年春，类似这样的搂草，进行了五六次，总算渡过了生产队饲草困难紧缺的难关。 1970年夏，我的故乡迎来一个雨水非常充沛的夏季。有一天大家突然听到一则很好的消息。大有的二妹从后草地来住娘家，说是他们那里的人都到牧区挖药材——秦九（俗名九股秦，根土黄色，相互缠在一起，叶茎相连，都是青色，花紫色。根是很好的泻火药）。据她说，他们附近柯梅供销社就收这种晾干的药材，每斤干秦九一块多钱。这则好消息很快传遍全村，简直像炸了锅，立刻沸腾起来。老徐的铁匠炉马上火爆起来，打造挖药材工具的活儿连夜都干不完。有铁头铁柄、铁脚蹬按木把的。为了轻省我做了一根木柄式的。 三天后，盛夏的一天，村上年轻人三五结伴骑着自行车，驮着挖根棍、干粮、水瓶、麻包，向着牧区克力孟方向出发了。这天的天气，透蓝的天空悬着火球般的太阳，云彩好像被太阳晒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挖根子这活儿，大家从未干过，可是就在三五日之内，村上的年轻人，人手一根挖根棍。挖根子是个苦力活，试想接近一尺左右的根子要从地里挖出来，得用多大的脚力才能蹬得下去，然后双手用劲撬起来，与此同时还得保证根子的完整性，因为是根据根子的长短定价，短的卖不上价。挖这么一天要比通常大集体时生产队干一天活苦重得多。再加上这里的艰苦条件，原本就辛苦，更有盛夏天气炎热，个个都大汗淋漓。这样的酷热实在让人难忍，因消耗体能导致水分流失太大，任凭喝多少水依然感到口渴。这真是可以说口渴比饥饿更难捱。带来的少量几瓶水根本禁不住喝（那时拿水的工具只有玻璃瓶，拿不多）。无奈之下只好把目光瞄向了脏兮兮的小河。挖到后半晌，拿的水喝光了，实在焦渴难耐，在小河里洗手的功夫，掬起一捧看着比较干净的水一饮而尽，当美美喝下时猛然又有一股牛骚味儿漾上来，打了个嗝，牛骚味儿更浓烈了，也只能吞下去解渴。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为挖根子卖上几个好价钱，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炎热酷暑不畏，口舌焦渴不惧。《卖炭翁》诗云：“心忧炭贱愿天寒”。而今又为了挖根子卖钱一切无怨无悔。 然而就是这点挣命钱，也终于不让挣下去了。牧区的人发现挖根子的人越来越多，对草场破坏不小，便组织了很多巡逻队，一白天四处巡查，一经发现，骑马飞跑过去用马鞭乱抽一顿，还把挖根棍、麻包以及挖到的根子一齐没收。还不时用蹩脚的汉语骂道：“你们为卖钱，把我们的草场破坏了，叫我们蒙古人咋生活呀？”这些话确实很刺激有良知人的心。实事求是地讲，挖根子对于草场的影响真的不容小觑。我一共挖了五次，妻子在家负责清洗与晾晒根子，最后大约收获四十多元。这个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薪水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后来听说其他生产队和牧区人发生了械斗的风波，我也没有做详细的了解。再后来能挖到的根子越来越少了，自然也没有那么多人挖了。 七十年代初，乡村教育形势大好，发展迅猛，各个行政村都雨后春笋般地办起了初中。由于教师需求量增大，我这个老民办教师1972年春天又重返了教育岗位。这一次重回东滩学校，教师增加了不少，都是我们行政村的人，且大多数是同届的或同班同学，或者上下届的校友，几乎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和老三届初中生，所学知识扎实，业务能力较强。这一班子民办教师在公办教师兼校长武仲凯老师的带领下团结奋进、积极向上，谈笑洒脱，生气活泼，有忠诚党的教育的事业心，强烈的上进心和高度的责任心。除了上课时间，甚至连课外假日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会儿，都是将近而立之年、拖家带口的人了。国家给予每个民办教师五到十元的生活补助。 在那个年代，大家过着大致相似、不尽相同的穷日子。所以利用星期天大家结伴到牧区克力孟格尔亥陶拾点牛粪，割点儿猪草，搞点副业收入，也能补贴家庭。且不说收入能有多少，大伙骑着六七辆自行车，在牧区浩浩荡荡，颇有一番壮观的景象。年轻人在后大滩平坦的路上蹬起车子一溜风，互相追逐起来，宛若在城郊兜风，心花怒放。或迎旭日，或落晚霞，或乘微风，或冒细雨，大家都有言不尽的快意。 五月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大家忽然都有了一个想法：齐心要到克力孟拾一次干牛粪。在校长的带领下，大家准备好麻包、筐子、绳索，便向北方的牧区草场进发了。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嬉戏追逐，好不热闹。行了半个钟头就到了再熟悉不过的目的地。大家放倒车子，挎起箩筐，快步窜入枳机林和草丛中，边走边拾起来。牧区的干牛粪那才叫多呢！甚至还有半年以前的牛粪。牧区春冬季节的牛粪是最好的，因为这两个季节的牛粪干稠，又好烧又耐烧。 就在我们正要捡满两麻包牛粪准备回家时，迎面走来一个踉踉跄跄醉酒的蒙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当地的书记德登。他操着蹩脚的汉语教训我们：“你们这么一大群人来拾粪，都捡到我们家门口了，你们是不是不让我们生活了！”我们所有的老师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认错，“扯弓的扯弓，射箭的射箭”，有的人说蒙古族人好话的；也有说倘若你们到农区，我们的人也会帮忙的。好说歹说这个醉汉硬要我们把拾到的牛粪倒下，推空车走。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我们的领队慢腾腾地走过来，他才得知德登书记跟我们打麻烦。这时武老师上前称自己跟书记是老同学，我们大伙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听他介绍说：他和德登曾一起在红旗庙小学读过书，还经常一块儿踢毛毽，弹玻璃球等。这时的醉汉德登书记话语也软了一半，开始松口了。最后终于达成一致，这一回放我们一马，我们也承诺今后再不来他们附近拾粪。大家高兴地驮着干牛粪回了家。后来我还和同村的一位老师去克力孟一带偷割过几次猪草，幸亏没有被逮住。 这些与牧区人风雨阴晴的交界带生活至今追忆起来也十分让人回味，割枳机的恐惧，搂饲草的困乏，挖根子的口渴，拾干粪的快活。难忘啊，故乡蒙汉交界区的生活，实在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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