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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果子”与“根子”之间 ——读《出泥淖记》 文/丁晓原 在阅读《出泥淖记》之前，我已看到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记者采访任林举的访谈文章。在访谈中，任林举以他的体悟说了他对报告文学的理解：“‘报告’是摘果子的，‘文学’是挖根子的。新闻告诉人们的是果子有多大，而报告文学要告诉人们的是为什么果子会这么大。这样看，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林举的“果子”“根子”说，不只是新鲜生动，而且蕴含着报告文学写作的要义。作为对这一比喻的诠释，林举认为，“文学的职责是，不写事件本身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通过事件和过程重点表现其中的精神要素，包括人性、境界、情怀、价值追求等等。如果仅仅写了事件的过程和结果，而没有超越这些表面化的东西，自然就是宣传稿，或长篇通讯。严格说，不应该叫做文学。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保持高度的自觉，让笔触深入到更深的层面。”（李晓晨：《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 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访作家任林举》，《文艺报》2020年3月16日。）不是说不需要新闻宣传写作，只是说之所以在此之外，还要有报告文学，它所意指的是我们应当按照文学的基本规律书写客观实在的对象世界。这样的作品既有新闻价值，也有文学意义。任林举的言说，是他历练后的经验之谈，也是我们现在阅读他新作《出泥淖记》的“导语”。 《出泥淖记》属于脱贫攻坚题材的主题写作。主题写作是具有中国特色文学制度的一种安排，这对于推进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题材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摆脱贫困，追求小康，是人类自古以来一直怀揣的美好理想。《诗经·大雅·民劳》就有这样的愿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也是中国对全人类作出的彪炳史册的巨大贡献。这是现实生活赋予时代文学的使命，自然值得文学以主题写作的组织方式大书特写。同时，也是文学参与脱贫攻坚伟业，书写新时代新史记的独特方式。近期，为了完成《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布置的作业，我集中批量地阅读了较多的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的不少优秀之作，作者付出了艰辛的脚力，凝聚着精彩的笔力，我深为作品所写而感奋、感动。但非虚构地说，也有一些犹如近地飞翔的“无人机写作”，总是有些悬离着地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地面树上长得大一些的“果子”，但终究无法获知树的年轮，更不要说深植泥土中的根脉了。 可以说，从见“果”得“根”的报告文学文体定位看，《出泥淖记》是近期我读到的相关主题写作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主题写作不是大合唱，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写作者应当通过深入的采访、田野调查和真切的体验等，以个人方式写出公共经验中的独特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任林举花了两个多月采访，接触了解的人大约有200个，重点访谈了60多人。“只要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故事、细节和心态，生活中早已经存在了，而正在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却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发现真实而有意味的生活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前提，而有效的选择和富有表现力的呈现，则是文本生成和价值实现的关键。仅从作品的题目，我们就可以感知作者写作的自出机杼和笔力重点所在。这倒不是说“泥淖”喻说困境是任林举的发明，但将脱贫攻坚写作与此关联起来，任林举是第一个人。语言的背后是思维。何谓攻坚脱贫，决战决胜，此时的贫困非比过往，而是坚中之坚，难而又难。因此，以“泥淖”说事，可能是最形象而及物的表述了。如果作者没有深度地体物得意，就不可能有《出泥淖记》这样的命题和命意。 贫困犹如泥淖。泥淖何由形成，各有所异，但主要的无外乎是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因此，相应地“出”泥淖，就是要走出不适宜人生存的自然困境和因人造成的精神困境。作品第一章《荒野》显然重在自然泥淖的叙事，开篇读者就和严酷的大自然不期而遇：“初春时节，李秋山背着一个装得满满的胶丝口袋走在村庄和种子公司间的小路上。这是一片沙丘、碱土、稀疏的碱蓬草和断续农田交错铺陈的广阔原野。”“风卷起地上的沙粒和碱土的粉尘，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李秋山的身上和脸上。他的身子迎着风，向前倾斜着。也许是风的刺激，也许是痛苦难忍，两行泪水不住地流了下来，在他覆满尘土的脸上冲出了两道弯曲的河流。”这是一个画面感、镜头感很强的作品进入方式，有大全景，也有细部的特写。我们可以读出来的画外音就是一个叫靠山村的村子，没有自然的可靠；春天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痛苦的寒冬。《荒野》一章的主人公是李秋山，但一人一章的叙事却有很大的信息量。它是家族近百年的历史流转，李秋山的祖上因为生活困厄，从山东闯荡到关东。岁月流转，只是日子大多依旧。只是一类人宿命的写照。同时《荒野》又是靠山村20多年来的扶贫简史。先发现金，村民即刻买吃、买喝、买衣服；再给拖拉机、水泵，物无所用，成了“一堆废铁”；后来又是赠送良种，希望传播秋收。“土地不中用，发再好的种子有什么用？”最后因为靠山村实在不宜人居，无法脱贫，上级决定异地搬迁。李秋山住进社区楼里，摆脱了“贫困拮据的状态”。这一章的叙事落实的主题是精准扶贫，作品是以小叙事来支撑大主题，作者没有运用全景式或集纳式的写法，堆砌展呈更多的人事物景，而是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对象加以深细的挖掘，这样就使作品所写显得精准具体，具有一种以少总多的叙事表现力。此外作者也没有对异地搬迁脱贫作简单化的报告。“当老李以手推开楼道门的时候，他突然发觉，自己的心竟然没在这个楼里。”这样的叙写体现了作者知人得心的观察与思考。人的心理，特别是年长者一时无法适应新的生活，这是常情。作者不回避人物搬迁后的种种不适问题，照实写来，这就使得作品更增强了生活内在的质感，因而更具有真实可信的叙事力量。
很显然《出泥淖记》的叙事重心不在于此，而是由人作成的“泥淖”。人为的泥淖加上自然的泥淖，这样深陷其中就难以自拔了。作者不惜笔墨为读者描写一个个寻常可见却是匪夷所思的情节故事。有的村投票确定贫困户，“单说困难程度的排序，竟然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一户，得票最多，列于‘贫困’首位；而那几个谁都无法否认的贫困人口竟然得票寥寥，排在最后边。”有的村“经济和各项工作一直排在最末，而上访排名却一直稳居第一”。一旦“有了可分配的利益，又触动了村民内心的敏感区”。更有甚者，有的村“选举的季节一到，村里就有了热闹可看，跟演警匪片一样，神秘而紧张。那些天，总是有一些村子里的人和社会上流里流气的人堵住每条村巷的两头，不允许老百姓出门‘乱窜’。……不出一两天就会有人送钱来，一般的一次要送300元。如果收了钱，来人就会告诉你选票怎么画，应该选谁。不收钱，来人的脸色就会很难看，悻悻离去之后，自然就会有人在心里给你记上一笔账。”这里，不只是真实地反映了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而且更深刻地揭示推进这一国是伟业的难点和重点之所在。问题的形态不同的地方可能不尽相同，但却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典型性。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处正在这里。正如作品人物所说，“要想彻底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绝不能仅限于物质上的接济和帮扶，最重要的是要把历史的积怨平息掉；把尖锐的矛盾消灭掉；把人心‘拢’起来；把村民们向好、向善、向上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而脱贫攻坚写作的根本意义也与此相关。 作者将这些存在于贫困村中的真实问题凸显了出来，问题的揭示不是作者的目的，他更致力于何由使然的背景故事挖掘。在这些故事里，是不同的主人公的种种“表演”。作品通过“表演”情景的还原，将人物的“人性、境界、情怀、价值追求等等”“精神要素”进行一一的透视。而作者笔下的“出泥淖”，实际上就是走“出”人的“精神泥淖”。这是艰难的，因而需要攻坚。最后的变化是真切可见的，而关键的变化是人的变化，乡村治理的优化。作品这样的写作重点设置，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对贫困村根本问题的了解掌握，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介入生活的勇气和品格，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作者对脱贫攻坚的思考深刻，能透过事象直达本质。在任林举看来，脱贫解困，物质的帮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最恒久的还在于人的精神“软件”的升级更新。“这就要求我们在书写攻坚战时，要把着眼点放高，放远，要依托物质而超越物质，依托当下而超越当下，在充分展示物质成果的同时，将这项工作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总体进步的进程中去观照和考量。”（任林举语，见《新人·乡村·大众--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聚焦新时代“文学何为”》，《中国艺术报》，2019年12月18日）作者对题材思考得深刻一分，他作品的写作就会胜人一筹。正是由于作者对题材所蕴能有深刻的思想穿透，所以在《出泥淖记》中，我们很少看到同类写作中常见的单纯的“工程化”扶贫的描写，如交通扶贫、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等。作品也涉及到一些扶贫项目，但项目只是作为人物故事展开的一个背景或一面镜子而已，表现的重点是人的精神要素。因此，《出泥淖记》不是一般的脱贫攻坚的“物”记，而是一部关于这一题材的具体而微的“人”志。其特质和价值也主要在此。 长篇报告文学《出泥淖记》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泥淖已然，走出贫困的泥淖自然需要拉力推力和内生之力。力量来自物质的支撑，更来自精神的重塑。在《出泥淖记》中，有一章的题目叫《大考》。“大考”在这里不是一个空泛的大词，而是经过作者体察内化以后的及物之言。脱贫攻坚是“一道难度很大的开卷试题。”“这也正是对基层政权的宗旨意识、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全面检验，同时也是对每一干部、每一个公民素质、品质、观念、信念和精神状态的全面检验。”大考的答卷人有许多，但站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干部，无疑是答卷的关键少数人。在《出泥淖记》中，作者将扶贫第一书记作为重要的聚力点进行细致的叙写。他们各有各的模样，也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呈现给读者的是丰富的精彩。泥淖就是一个困境，作品将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示。毕业于名牌大学物理系的老孙是一名央企的中层干部，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当他“敲开一户户村民的门时，他遇到的是冷漠的、怀疑的、拒绝的、甚至是轻蔑的、抵抗的目光和表情。有时，他还会猝不及防地遇到毫不客气的‘闭门羹’或‘驱逐’。”老孙从村民的情绪读出问题的本源，重点做人心的工作，解开心锁，凝聚人心。王平堂这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室的副巡视员，“这是目前全国最高级别的第一书记”。但他履职的贫困村环境脏乱差，是上访“第一村”。王平堂“一大早就起来拿着扫帚去扫大街，清理垃圾。”村民看得不好意思，也跟着扫了，环境自然整洁起来。直奔问题，又能智慧工作，因人制宜开展思想工作，发挥带头上访人的正面作用，提议担任村监委主任。“以前，村里其实没几个人把我当一个好人待，都是大伙儿装枪让我放”。人的向善变化也开始了。不仅有资历的第一书记扛起了责任，年轻的一代也独具青春的色彩。李鸿君从转换自己的语言开始，丢掉了“洋腔洋调”，学会“农民嗑”。“因为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更是一种态度和思维方式。”除了书写这些扶贫书记的故事外，作品中还有一些扶贫帮困者的暖心小叙事，也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金田合作社法人李雅繁就是一个代表。她还有好多名头，但自认“我就是农民！”残疾青年李洋来应聘，“李雅繁觉得，这个年轻人现在需要的并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生或生活的希望。”小辛“之前接了几个家政的活儿因为相貌的问题，没几天就被解雇了。”只是来公司应聘保洁员，“那种胆怯、那种卑微、那种近于乞求的试探，又触动了李亚繁的心。”一颗善良的心，点亮另一颗、两颗自强之心。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内心也为之感动。 在脱贫攻坚主题写作中，比起一些宏大叙事的作品来，林举的《出泥淖记》更多的只是一些小微叙事。“我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下面的事情办得好坏、老百姓生活和观念的变化就直接体现出了脱贫攻坚的意义。”（《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 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访作家任林举》）因为是紧贴着生活的深挖细写，所以小人物的小叙事中有着独特的样板意义，关联着时代的大主题。林举是诗人、散文家出身，但在《出泥淖记》中，他把与此有关的主体性外溢都收藏了起来，全是客体对象自身的叙事。与此相应，不见了不少主题写作作品中存有的大话、套话、虚空话，以及由此形成的表面化写作。这样的叙事，保持了更多的生活原生态的质感。我们可以读出不一样的主题写作。主题写作由于所写对象和写作主体的不同，应该呈现自有个性的面貌。但模式化、同质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任林举的这部看见“果”更洞察“根”的作品，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丁晓原，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东吴学术》主编，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和散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种研究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评论200多篇。出版《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等专著10多部。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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