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 · 答问三章

编者按：贺享雍，四川省渠县人，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迄今已出版有《苍凉后土》、《拯救》、《乡村志》等长篇小说24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随笔集3部，先后荣获四川省巴金文学奖、第六届“王森杯”文学奖以及第三届、第四届“四川文学奖”、四川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末等官》《苍凉后土》等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四川省德艺双馨艺术家”获得者，有“新时期的赵树理”和“中国式的契诃夫”之称。贺享雍先生扎根于宕渠大地，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为农民立言，为农业发声，为农村写史，他将自己四十余年的创作经历、创作心得和感悟公诸于世，以鼓励广大文学爱好者多读书、多思考、多动笔，坚韧不拔追求梦想目标，脚踏实地实现人生价值。

答问三章

贺享雍

一、答《中华读书报》问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贺：我的创作起步于大集体时代的大队文艺宣传队，最初是给宣传队写快板书、对口词等，表扬好人好事。正式向刊物投稿是1979年，先是县文化馆编印的小册子《渠江文艺》，后来是《通川日报》《巴山文艺》，再后来是《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及省外的一些文学刊物。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一路趔趔趄趄走来，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随笔集3部，700万字左右。结集出版了3套文集，分别是《贺享雍小说集之豪门系列》3卷、《贺享雍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丛书》3卷、《贺享雍文集》5卷。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民间立场非常明显，有学者评价您是“农民发言人”。您怎么看？

贺：我有40年和家乡黄土地打交道的经历。我不算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却是一个优秀的农民。小学毕业就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栽秧挞谷，使犁驾耙，挑抬打场，所有农活无一不精。黄土地给予了我丰厚的馈赠——包括她赐予给我的苦难和不幸。我忘不了那片黄土地的养育和教诲之恩，就把自己的心永远系在那片土地和父老乡亲身上。更重要的是，40年人生的艰难困苦，使我身上的每一处地方，从血脉到肌肤，都打上了鲜明的、难以磨灭的农民印记，注定了我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底层民众，批判社会不公，呼唤公平正义，拒绝乌托邦的民间写作立场和农民发言人的身份。

中华读书报：近40年的写作历程，您认为自己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贺：我的创作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作是准备期，时间可从1979年开始向刊物投稿到1995年中篇小说《末等官》在《峨眉》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这个时间里，我主要写作短篇小说，后期开始写作中篇小说。和所有开始写作的作者一样，我经历了大量的退稿，又锲而不舍地在失望与希望、坚持与放弃的纠结中做着痛苦的煎熬。大量的退稿和反复的修改磨砺了我的文字，长期的坚守又使我积聚起了后来持续不断的爆发的力量。因此我现在认为，一个作者的文学准备期的长短和他后来的爆发力是成正比的。第二个阶段我称为是成长期，以1996年重庆出版社推出的《苍凉后土》为代表。这部57万字、全面反映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农”问题的作品一出版便得到了川、渝两地文学界的好评，10年后在北京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北京的评论家也仍然对这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一阶段的作品，还包括《怪圈》《遭遇尴尬》等。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作是一个探索期。这个时候我想突破自己，寻求一种与《苍凉后土》等作品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和创作风格。这段时斯的作品主要有《土地神》《村官牛二》《猴戏》等。评论家把我这段时期的作品称为“简约乡村叙事”。第四个阶段的创作，便是正在写作的系列长篇《乡村志》了。

贺享雍先生作品《村官牛二》

中华读书报：在写完长篇小说《拯救》以后，您曾暂停写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报告，这段时间的阅读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贺：写完长篇小说《拯救》以后，我怀着一种上下求索的精神，暂停了写作，阅读了一些“三农”问题的理论著作和田野调查报告。学者们的研究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重新去思考曾经经历过的乡村生活。后来读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觉得一下子找到了那个翘动地球的支点。我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浓缩到一个我熟悉的小村庄来，用这个小村庄发生的事，来反映整个中国乡村的变化呢？我想起了威廉·福克纳那个“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想起莫言笔下他的故乡东北高密乡，想起贾平凹的商州清风街。大凡有成就的作家，他们都是有根的，而根就是他们的故乡。我决定以故乡为原型，虚构出一个像福克纳“邮票那样大的”文学的贺家湾，来创作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将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共和国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

中华读书报：这样全景式的创作，对您来说是否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贺：我没有感到特别大的难度和压力，相反，我写得很顺手，每天四、五千字，写后心情十分愉快，每天都处于一种快乐写作之中。能达到这种状态，得益于两个优势：一是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前面我已经说过，我种了40多年庄稼，当过乡上“八大员”，做过乡党委副书记。后来虽然进了城，但县城仍是城乡结合部，加之还有亲人在农村，从没割断与农村那份天然的血脉联系。因为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使我进入创作时，并不需要刻意去编造、追求什么，人物和故事就自然涌到了笔下，我把他们记录下来，人物和故事都会活灵活现。这是生活馈赠给我一个优势。第二，在写《乡村志》以前，我已经发表了20多部（篇）中、短小说，出版了13部长篇小说。从艺术积累方面，即使是对这样多卷本的宏伟构思和写作，也具备了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中华读书报：为何选择系列长篇小说的形式？

贺：我一直在思索、寻找一种能更深刻、更全面系统和更大容量、具有史诗性的文学文本，来书写共和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乡村记忆和乡村经验。之所以选择系列长篇小说的形式，第一，这种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容量大，可以将中国乡村60年所发生的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都囊入其中，以构成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乡村的历史面貌。第二，小说虽然是以一个村庄为舞台，但因为它卷轶浩繁，容纳人物多，各个阶层和各种性格的人物，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上下左右，都能在这个不大的舞台上尽情表演。第三，每卷虽然只是讲述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情节主线，但因为每卷人物的交叉和故事的相互呼应，又容易让读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感觉。若将全书合起来看，线索便会重重叠叠，情节便会纷繁复杂。

我最初的计划是写8—10卷，每卷30—40万字，分别涉及农村土地、乡村政治、民主法制、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生育、养老恤孤、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合起来全书便会是一幅气势恢弘、内容广阔、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结构宏大的清明上河图似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图景。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竟然就像有上帝在给我恩惠一样，好多好多的故事和人物，都争先恐后地涌到我脑海里来，有大约一两个月时间，我沉浸在这些人物和故事里不能自拔，我迅速写成了创作提纲。

中华读书报：在作品中，您敏锐地关注、反映乡村世界的变化，这里既有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农耕文明的忧虑。

贺：目前中国正以非常激进化的方式向城市化迈进，《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是一个农民儿子献给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多彩的“写真集”，同时也是一个改革时代农民痛苦而复杂的心灵史。为时代立传，为农民发言，是我在《乡村志》创作中秉持的原则。同时，在艺术上，我摒弃了先前的轻松、明快、具有“狂欢”性质的“简约叙事”，重新走向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既是现实主义的，又不完全是现实主义。向荣先生把它叫做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审美化的‘地方性知识’，即方志文学传统”的回归。

贺享雍先生作品《土地之痒》

中华读书报：这5卷每一部的份量都是沉甸甸的。《土地之痒》用“痒”来形容农民失去土地的复杂感受无比贴切，《人心不古》则是一部当代乡村的法制图景，从《村医之家》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和乡村道德伦理的变化……您的笔触大开大阖，显示出一个作家扎实的生活和文学经验。在反映乡村生活一些敏感的问题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贺：一句话，客观、公正、真诚地看待和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00多年前说了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就是这样，在表现这个时代最好、最智慧、最光明、充满希望、正在登天堂的同时，也不忘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揭露和鞭挞这个时代最丑恶、最愚蠢、最阴暗、充满失望、走向地狱的一面。我笔下的人物，都不是大奸大恶、大忠大勇的人，他们常常集天使与魔鬼、英雄与混蛋于一体。我笔下的乡村，既不是莺歌燕舞、“桃花盛开的地方”，也不是完全阴暗落后、地狱一般的地方。对于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生活重压，我不掩饰、不回避、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坦坦白白、真挚诚实，有时甚至真实得令人心惊胆战。但我又不一味沉湎于苦难和惨烈，在我作品中，不乏引导希望前行的力量。我不为得奖而去迎合，也不为金钱而去俯就，更不为追求时尚而放弃理想。我为读者献出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我遵守做文的伦理，更坚守做为一个文人的底线。

中华读书报：方言土语的运用给作品烙上了深刻的四川印记，比如在《村医》中运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将故事叙述出来，既为方言土语的发挥制造了氛围，又呈现出独具四川地方经验的叙事方式。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与地域的关系？

贺：一个作家，不管他叫张三李四，首先他都隶属于一定的地域。这是作家的宿命，从他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开始，他便打上了地域文化影子。文学之根在我们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土壤中。在创作中，作家通常都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地域故事作为书写对象，凸显出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从而强化作品的地方色彩，也使地方性知识在作品得到审美彰显。我很喜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尽管它很贫穷。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沿革、山川形势、名胜古迹、名人轶事、风土民俗都了如指掌。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洞悉盛衰，呼吁变革。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小县城的作家，您的作品之厚重让很多评论家刮目相看，他们也坦承：相对您的作品而言，评论和关注度的确太少了。您是否感受到有些不公？

贺：文坛浮躁，评论家和媒体一窝蜂关注大腕明星，光环越大，关注度越高，有其合理的成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北京召开我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白烨为迟读了《苍凉后土》十年，深表遗憾，并由此检讨评论界的浮躁之风。又将近十年过去，文坛追星之风并没有所好转。基层有许多接地气的作家，尽管写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但常常被这个喧嚣的时代所忽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处川东北渠江“小码头”的乡土作家，我认命。我知道自己既缺乏那些“大码头”文坛腕儿的才气和人缘，也不具备商业统治时代媒体包装的价值。我努力的方向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把文学之根深深扎进在宕渠大地这片古老的土地里，以一个老农式的执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土”里刨食，从家乡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声音，继续讲好自己的故事，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社会记录，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充实和快乐，如是而已。

（注：此访谈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19日，原标题为《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编者有删节，此为访谈全文。）

二、答《读者报》问

读者报：撰写《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一书，您为何选择了四川的巴中？在采访中，您记忆最深刻的人或者事，能分享一下吗？

贺：选择巴中市作为我《大国扶贫》和《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两书的描写对象，第一个因素是基于巴中市是一个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和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这样一个“三区叠加”的地方，全市四县一区，就有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和一个省级贫困县，贫困基数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当然，也最能反映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其次，我同为川东北人，不但熟悉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而且就像熟悉自己的乡亲一样熟悉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他们的喜怒哀乐，这较有利于我真实地将他们从笔端呈现出来。在采访中，给我记忆最深并不断拨动我情感之弦的，是他们在这场决胜全面小康的战役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以及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我既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和欣慰，同时也为他们的艰辛感到痛苦和迷惘。

贺享雍先生作品《大国扶贫》

读者报：这本新书，您最想给读者传递什么？为何采用问答的写作方式？

贺：我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能够真切地了解基层扶贫工作者尤其是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在这场脱贫攻坚运动中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在我采访的这个群体中，不管他们才从学校走进机关，脸上还带着学生时代的稚气，还是年过半百、临近退休老成持重的老同志，也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由于组织的安排，当我听他们讲述那些平凡故事时，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进入了他们或辛酸或欣慰的人生。我相信读者在耐心地读完这本书后，也会和我一样，能够为他们的故事所感动。

读者报：有学者评价您是“农民发言人”。您如何看待呢？

贺：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可现在他们成了国家最大的“缺席者”“失语者”。有学者统计，目前国有上千家各级各类电视台，为“三农”开设专栏的微乎其微，八九亿农民拥有的专业电视台只有半个，即中央七频道（注：现在中央电视台已专门开设了农村农业频道）。其余300多家注册的省级各类电视媒介专门开设为“三农”服务专栏的屈指可数。全国2000多种报纸，真正面向农村农业农民的只有30家左右，就是这30家也是惨淡经营。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亲城市、远农村，亲强势、远弱势，使数亿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我是吸吮黄土地的乳汁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替他们发言是我报答黄土地的责任。我希望农民能够得到公平对待，替他们发声也是为自己发声。

读者报：从《土地神》《村官牛二》《乡村志》《是是非非》，到《大城小城》，其实是您离开乡村场景，随农民走进了城市。那在这一创作过程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几十年来，您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贺：是的，30年前我就走进了城市，可是我的根还在那个叫贺家湾的地方。那个小得连渠县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的一切——她的生态、伦理、文化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一个作家，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他的根。在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战略中，我觉得是到了我们重新认识乡村价值的时候了！换个角度看乡村，也许过去被我们否定的或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或者会变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稀有资源。

在几十年的写作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就是胜利。最大的变化是头上青丝变成了白发。《乡村志》卷一动笔之时，小女儿还是我贴身的“小棉袄”，而当卷十最后一个字完成之时，外孙已上小学，真是“逝者如斯夫”呀！

读者报：从草根到作家，您经历了什么？在写作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贺：其实草根和作家不能划等号。我不否认作家有等级，比如我们国家在体制上就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之分，还有享受正处、副处、正厅、副厅甚至正部、副部等待遇的作家，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一个底层的平民作家或曰草根作家。这对我来说很好，我感谢上帝给我的那么一颗草根的赤子之心。至于在写作路上影响最大的是谁？首先是上帝，他赐与了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的苦难，使我有话想说，其次是一大批十八、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

读者报：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都呈现了四川印记，比如语言。您觉得创作跟地域有何联系？

贺：作家的创作当然和地域有紧密的联系。我的家乡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过去那里十分贫穷落后，但唯其没受到现代文明太多的侵蚀，一些传统文化比如民间传说、民风民俗和方言土语得以保留。环境造就人，由于我从小就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侵染，所以写作起来，不管是那些民间礼俗、民间传说、民间歌谣，还是那些生动活泼而又形象逼真的民间语言，都会自然而然地跑到我的笔下，这点不需要刻意而为，我就是在用农民的口吻和语气讲话嘛。

读者报：有人评价“贺享雍的小说接地气、有情怀、有温度，他的写作手法朴实无华，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也代表了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维度。”请问您如何理解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如何在节奏加快的今天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贺：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反映乡村生活的小说数量巨大，但因为不少乡土文学作家离开农村到了城市，纵观一些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主观臆断和脱离生活的特点。我当过40年农民，至今和农村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内置的乡村视点，其小说不但农民看得懂，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也能够看并喜欢看，这就使我的乡土小说显得与众不同。从血管里流出的始终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始终是水，我想，一个作家只要能真正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作宗旨，其作品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会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贺享雍先生作品《是是非非》

读者报：接下来，您的创作方向依然是乡村吗？有无下一部作品的写作？

贺：当然是！至于下一部作品，大概会涉及到乡村振兴的内容，文章为合时而著嘛！谢谢你！

（注：此访谈原刊于《读者报》2019年7月25日，原标题为《“乡土作家”贺享雍：记录自己亲历的时代》。编者有删节，此为访谈全文。）

三、答湖南科技大学胡志明

老师和尹硕钰同学问

问：您的目标是将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都浓缩进《乡村志》中，什么时候萌生的写乡村志系列？写作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呢？乡村志将有十卷，是否有时间上的规划？

贺：《乡村志》最初萌动是在2007年，在此以前，我已写了《苍凉后土》（重庆出版社再版时改为《后土》）《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村官牛二》《猴戏》《留守》等长篇小说，出版了《贺享雍小说选》《末等官》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均是取材于我家乡——川东北乡村生活，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特别是西部乡村的变化。尽管这些作品在一定范围取得了一些影响，其中《苍凉后土》和《遭遇尴尬》获得了第三届、第四届四川文学奖，《贺享雍小说选》获得了四川省巴金文学院“王森杯”文学奖，中篇小说《末等官》改编成了电影《这方水土》，被列为1995年全国10大重点影片之一，《苍凉后土》也改编成了19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大卫视播出。但我心中还是有些隐隐的不足，总觉得面对这个急遽变化的时代，自己的笔墨显得单薄而分散，没有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于是萌生了用一部系列小说的方式来全景式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想法。

想法虽好，可要将萌动的思路变成现实，我还是有很多担心。其一是担心如此宏大的构思，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第二是担心即使把握住了，但面对出版市场，如此规模宏大的作品是否能够出版？这两点原因促使我不敢贸然行事。2009年，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了《贺享雍文集》5卷，全书收了我8部长篇，一部电视文学剧本和10多篇中短篇小说。在2009年10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举行的《文集》首发式上，到会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出版集团领导和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四川省作协的专家学者，除了对《文集》出版表示祝贺和褒扬之外，还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尤其是我的同乡——原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著名诗人杨牧先生一席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说：“贺享雍才55岁，正是写作的黄金时期，这厚厚的五大本的文集，应该只是他的一个阶段性小结。如果把这部文集比作一座建筑的话，算五层楼吧，我想它上面是还可以再摞几层的——它承受得住——因为它地基下得很牢，因为他根基扎得很深。”

《文集》的出版发行和来自领导和师友们的鼓励坚定了我写作《乡村志》的信心。由此我专门约了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向他们谈了自己的初步想法。出版社领导和编辑表现出了很大兴趣，鼓励我先拿出大纲。我知道大纲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于是2009年春节一过，我用了一年多时间，沉浸在10部作品的大纲写作中，一边写一边修改。前5部作品的大纲因为思考的时间长，比较成熟，大纲写得详细一些，每部作品光故事梗概就有好几万字。后来编辑笑我，说：“贺老师，你稍微把大纲稀释一下，便是一部长篇小说了！”2010年5月，我把大纲交给了当时四川文艺出版社文艺编室的何炜主任。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乡村志》作品研讨会上，我才听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女士说，当时出版社讨论选题的时候，争论很大，出版社方面担心的原因也是我担心的两点：一是如此宠大的计划，作者是否能够完成？二是书出来后是否有市场？我当时深知出版社的难处，同时也为自己减轻一些压力，于是向出版社提出先签前5部的合同，后5部视以后的情况再说。出版社同意了我的意见，在2010年的11月26日，我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签订了《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1－5卷的出版合同，他们分别是《土地之痒》《谁主沉浮》（出版是更名《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鸡生蛋蛋生鸡》（出版时更名为《是是非非》）。后来这5部书被纳入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由于《乡村志》计划写作10卷，写作时间长达10年，在这10年中，整个中国形势的变化真可谓说是日新月异，乡村也不例外。因此，原先计划的内容，随着乡村形势的发展，有的需要扬弃，有的又需要补充，尤其是后5部的内容。如原先计划写计划生育检查中那些啼笑皆非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卷七《迎检、迎检》、描写乡村混混的卷八《江湖风云》、描写乡村爱情的卷九《男欢女爱》，均被我换成了更能反映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生存状态的《男人档案》《盛世小民》和《大城小城》。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写这样一部如此浩大的作品，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不断地战胜自己，不断地和包括犹豫、懒惰、懈怠、担忧等等不良情绪做斗争。特别是面对出版市场的时候，尤其如此。不管不顾地朝着目标写下去，要相信自己，越是出版艰难，越要把作品写好，好作品总会有市场的。

贺享雍先生作品《后土》

问：您的《后土》和其他作品以及《乡村志》，都运用了大量的方言，描绘了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在取材方面您怎样取舍的呢？你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农民和农村政治的呢？

贺：我的家乡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过去那里十分贫穷落后，唯其没受到现代文明太多的侵蚀，一些传统文化比如民间传说、民风民俗和方言土语得以保留。环境造就人，由于我从小就受到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侵染，所以在写作起来，不管是那些民间礼俗、民间传说、民间歌谣，还是那些生动活泼而又形象逼真的民间语言，都会自然而然地跑到我的笔下，这点不需要刻意而为，我就是在用农民的口吻和语气讲话嘛。

有评论指出：我作品中写得最生动、最形象的人物有三种：一是农民，特别是老农民；二是乡、村干部，又尤其是村干部；三是农村女性，又尤其是中老年妇女。我深以为然。因为这些人都是我身边的父老乡亲，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都非常熟悉，随便信手拈来，不会显得生硬。我当过40年农民，当过农村基层干部和乡党委副书记，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我不刻意去取材，怎么符合人物性格就怎么来。我有一句口头禅：检到篮子里就是菜！只要菜好，不管清炒爆炒都可以。

关于对当下农村的看法，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说目前农村空心化、土地荒芜化、农业老人化、城乡距离拉大……等等，都是事实。但农村也在发展，就说农业老人化吧，为什么一个60、70岁的老人，在农村还能种上好几亩地，打上几千斤粮食？因为现在即使是像我家乡那样的地方，种田也基本实现了小型机械化，种地比过去轻松多了。但农村要实现真正的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乡村治理方面，要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农民成为乡村主人，国家还要下很大力气。眼下开展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农民都是被动的，就是俗话说的“被脱贫”“被振兴”，他们自身没有动力，这就很危险了。究其原因，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土地和乡村的主人，他们始终都在被政府牵着鼻子走。什么时候，农民有了振兴的自身动力，乡村就有希望了。

问：您的小说大多有说书（评书）的形式，一章与一章之间有扣子，是特意学习了古典小说的讲书形式吗？您认为写作要不要先从模仿开始呢？

贺：在我们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我童年时候的文化给养便是父母和比我年长的大孩子们讲的那些既恐怖又刺激的鬼怪、狐仙及各种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往往都带有夸张、变形又娓娓动听的特性。待自己能够认字的时候，我迷上了看故事书（俗称“小人书”），这些“小人书”的故事往往很强。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到乡文化站做了文化干事，为了生存，我在县文化馆的培训下，学会了讲评书，自编故事到全县中小学去讲，这些给我后来的小说创作肯定会有一定影响。你们问是不是特意学习了古典小说的讲书形式？说“特意”我不敢讲，但我喜欢古典小说却是事实，尤其是古典章回小说，我在创作《乡村志》时，枕头上摆的两本书，一本是《金瓶梅》，一本是《红楼梦》。在这10年中，《红楼梦》我看了4遍，《金瓶梅》看了两遍，所以有许多论者都说《乡村志》有《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叙事影子。

我觉得要想使中国小说走近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使他们也能够喜欢，最重要的一条不但要有一个好故事，还要有一个讲好故事的方式，民族化、本土化十分重要。

学习写作和学习书法、美术一样，当然离不开模仿。没有哪一个大作家一开始就是大家，就能标新立异、自成一派，都是从模仿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开始。但有一条必须牢牢记住，不能一辈子都模仿下去。一个临一辈子帖的人自然难以成为一个书法家。写到一定时候，就要努力摆脱这种模仿，形成自己的风格。永远跟着别人——哪怕这人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

问：您的小说属于现实主义。乡村志系列，每一部都人物繁多，这些人和事都是取材于真实生活吗？在小说中情节跌宕起伏，小说化倾向很强，你是怎样处理纪实和小说化关系的呢？

贺：关注当下、拥抱现实，是我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这样的写作往往吃力不讨好，很冒险，聪明的作家不会这样做，但我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这导致了我每一部作品现实感都很强，作品里发生的事仿佛每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经历过，即使没在农村生活过，读作品时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它们都有很强的纪实性，因此我基本同意你们的说法，不管你们把它们说成是现实主义，还是归于“纪实小说”一类，反正都是那么一回事。

关于人物，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作品中虽然人物繁多，且每个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但这些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每个人物差不多都有生活原型。至于你问作品中那些故事，是不是都取材于真实生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故事，都是在生活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你把它们说成是取材于真实生活也完全可以，但不全发生在作品中的“贺家湾”！试想想，《乡村志》10卷，大大小小的故事少说也发生了几百件，一个川东北的小山村，怎么会发生那么多故事？这些故事有可能发生在东北，也可能发生在华北，可能发生在陕西，也可能发生在你们湖南……我只不过采取了鲁迅说的“杂糅法”，把它们都移到了我的那个“贺家湾”里。这既是虚构，也是非虚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

目前纪实文学很红火，小说和纪实还是有很大区别。诚如你们所说，小说讲究故事性，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纪实如果过分追求小说化，效果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至于两者孰优孰劣，写好了，都是好作品。

贺享雍先生作品《大城小城》

问：2018年你写的乡村志第九卷《大城小城》出版了，正当大家以为你会一直以农村为中心的时候，这次却转向了城市？怎么会想到写城市的呢？是因为乡土意识在城市化影响下有所演变吗？在创作过程中，因为乡村与城市之间有差异，写作过程中是不是很多方式都需要改变？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如果遇到了是如何解决的？

贺：中国的乡土文学发展到今天，传统的乡土文学经验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大量进城的今天，乡村几乎并存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文明形态，由此诞生出了新的乡土经验，大量描写进城农民工亦城亦乡生活的作品，便是这新的乡土经验的反映。很多论者也认为《大城小城》是我由乡村转向都市题材的一部作品，实际它也只是一部描写农民进城的作品，尽管作品中也有包括贺兴仁这样的“成功人士”，但它归根到底还是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但都是从“贺家湾”出去的，而且在城市碰得伤痕累累、身心俱疲后，又依然回到“贺家湾”寻到了那份温暖和亲情。今天的乡村已经突破了传统乡村的概念，成千上亿的农民时而城市、时而乡村，由此造成一种城乡交融的新的社会形态。其实在《乡村志》卷三《人心不古》，卷七《盛世小民》，卷八《男人档案》中，我已经描写了这种城中有乡、亦城亦乡的生活，只不过《大城小城》中城市生活更集中一些。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县城工作了，小县城是城乡结合部，使我得以认真观察小县城各色各样人物的生活，所以素材是不缺乏的。难的是小说结构上，因为城市生活犹如一个万花筒，不但节奏快，变化也是瞬息万千，如果采用传统的线性时间表现方法，不但会冗长拖沓，而且对人物塑造也可能不利，于是我借鉴了影视剧的创作方法，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人物一帧一帧画面交替出现，不但新鲜，而且免去了很多交代，读者读小说就仿佛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不但节省了很多篇幅，而且人物形象异常鲜明。

问：在创造小说的同时，您还写了报告文学《大国扶贫》，这是您的第一部报告文学吗？您觉得写小说和写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贺老师可以谈谈自己的体会吗？

贺：是的，《大国扶贫》是我第一部报告文学，写这部书纯属偶然。一是因为面对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脱贫攻坚运动，四川省作协搞了一个“万千百十”活动，号召作家深入到生活中去，用手中的笔反映和描绘这场决胜全面小康的运动。因为省作协有点“打赏”，很多作家都报名参加，我也不能免俗，作家都是穷光蛋，有点“打赏”总比没有好，于是我也报了名。我最初是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叫《三进窑堡山》。我曾经受托到安徽的小岗村采访过沈浩的事迹，参加过电影《第一书记》的创作，我原打算以沈浩为原型来创作这部小说。但在正式开始构思的时候，才发觉有些不妥，因为沈浩的事迹《第一书记》大多用过，我再用便有剽窃之嫌（尽管我参加采访和创作）。但我已和四川省作协签了协议，不完成惹人笑话。为了补充素材，我想到了报告文学——既是为了获取创作素材，也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与了解农村。我把这种想法和《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王山先生谈了，王山先生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向我约了稿并出具了到四川革命老区巴中市采访的介绍信。在采访中，我深为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广大第一书记和基层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事迹所感动，采访结束后，没用多少时间，便完成了这部长达3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同时还有一部“附属产品”——《脱贫攻坚，我们的行动——23位第一书记访谈录》，用最原始的资料，保存了一部脱贫攻坚战役中个人的微观历史。

报告文学和小说当然有区别。如果说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大胆想像和虚构，报告文学则必须立足真实的大地。但两者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必须真诚——对人物的真诚，对事件的真诚，对读者的真诚。

问：现在的年轻和新生代作家很少有关注农村农民的，他们大都着眼于都市、校园、武侠等等，这也迎合了读者的需要，您对这些会有担忧吗？

贺：是的，目前90后、00后大都不关心农村、农民的生活，因为他们缺乏乡村生活的经验，这也造成了当前农村题材作品的萎缩和进一步边缘化，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口，即使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口都城市化了，还有两、三亿人口在农村。正如我家乡——那个真正的贺家湾，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可我一个侄孙子一直留在农村，两口儿几乎种了全院子人家的地，养着鸡、养着鸭、养着牛，每年收获上万斤粮食，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我常常想，一个人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都是一种宿命，像我那个侄孙子，他以不变应付这个社会的万变，不照样过得很好么？何况未来社会变动越急剧，人们越需要精神和情感的抚慰，正如我已经在《大城小城》中所预示的那样：当贺兴仁、贺兴琼、贺华彦、代婷婷……们在城市被碰得伤痕累累的时候，他们不是还要回到“贺家湾”来疗伤吗？因此，我对乡土文学还是充满希望，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乡村振兴的今天。当然，乡土文学面临转型也是必然的。

问：贺老师有什么话想告诉当代那些怀有作家梦的中国大学生的吗？

贺：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义！在文学严重边缘化的情况下，我首先向那些仍怀揣作家梦的大学生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如果有什么话要对这部分大学生说，那么我提出两点忠告：第一、趁你们这个年龄，一定要多读书！我没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学习和生活怎么样？但以我愚意，在大学生活里，图书馆一定比课堂更重要。不但要读书，还要读经典。别的同学可以读眼下一些时文，但对于怀揣作家梦的同学来说，只有经典才对他们有用，这是必须要记住的！第二、拿起笔来，开始写吧！如果你真的做着作家梦，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帮你圆梦。其实写作并不那么神秘，什么技巧呀、故事呀、语言呀……通过不断写作、不断磨砺，都能自然掌握。难的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界，这一点，你就通过阅读经典去解决吧！除了阅读经典和锲而不舍地坚持写作可以帮你实现作家梦以外，再无别的途径。

谢谢你们！

201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