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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传统的东西在消逝，被新的东西替代，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状态，但是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伤感的。不管是乡村、村庄，还是乡土，里面都有一种很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在逐步消失，特别在长篇小说里面有这种感觉。”
火会亮 张 萌：火老师您好！感谢接受我的线上访谈。希望借此机会更多地了解您的作品和创作情况。首先想问在您的创作中，对您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有哪些？ 火会亮：非常感谢！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家吧，总的来看，本地作家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我从初中、高中开始对写作感兴趣，那时候除了叔父火仲舫以外，王漫曦、成蹊等“50后”作家对我的影响较大。相比较于老作家，这些当时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更加朝气蓬勃，生活也更贴近自己，所以影响比较直接。上大学后，对自己震撼性触动较大的作家就是张贤亮。记得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在广场上听过他的报告，那时，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刚发表，对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有影响。此外，李唯的小说《远方来的青海客》、女作家张冀雪的作品对我也有一定影响。 后来我开始写作，与石舒清、郭文斌、漠月、季栋梁都是“60后”作家，同时起步，但我的作品还是不多。我和古原是中学同学，大学毕业后一起被分到母校西吉县兴隆中学当教师，那时就开始一起写，后来又一起调到了固原日报社。真正写得比较多的是到了固原以后，与李方、单永珍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无形中形成了很好的竞争氛围，写作也比较整齐。外国文学其实也读了不少，但对自己写作有影响的可能还是俄罗斯文学，欧美文学影响不大。另外，我觉得影响较大的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刚开始写的不是小说，是散文，因为特别喜欢作家孙犁的作品，几乎在大学时把能找到的孙犁的作品都读了。后来，我的作品也受了贾平凹早期散文的影响。这期间，零星发过一些散文，也尝试过写小说，但真正开始小说创作是工作以后了，第一篇小说《羞于人言的故事》是1992年发表在《六盘山》上的，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张 萌：您在写散文的过程中，也在创作小说，这两种文体写作是同时进行的？ 火会亮：可以这么说。 张 萌：散文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您在写小说时会受到散文创作的影响吗？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另一种文体的尝试？ 火会亮：无形中肯定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实那时候打动自己的还是小说，但是总感觉写小说不得法，尝试写得很早，但是进入不了，没找到状态。工作以后，我和古原互相鼓励，他读得非常多，发表作品也比我早。散文因为受限少，可以随时写，所以篇幅较多；小说创作可能会受时间的限制，而且有个过程，所以小说和散文几乎同时起步。 张 萌：到目前为止，您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哪些？ 火会亮：我对在2000年左右发表的一些作品相对满意一点，之前的不太成熟，之后的有点稀。作品和其他工作一样要有元气，我觉得有时候一忙，精神一懈怠，作品也就泄气了。2000年写得比较多，现在的几部小说也主要是那会儿写的，例如《花被风吹落》《寻找砚台》等。散文写作还是比较随意，而且相较小说，花的工夫也少，基本上都是小说写作之余写的，即便篇幅比较长的也不是刻意写的。特别是做报纸的副刊编辑时，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和工作任务，要写一些很短的散文，一两千字左右，写得比较多。
张 萌：您还有一个系列散文是写人物的，是采访一些艺术家的？ 火会亮：对，那会儿在报社做副刊编辑，采访了二三十个人，当人物专访发了，后来看起来也是人物素描，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 张 萌：有评论者称您为“乡土小说家”，称您的小说为“乡土小说”，这种说法您是否接受？有想过突破吗？ 火会亮：“乡土文学”其实是外来的词，中国文学最早没有这么划分，来源应该是欧美文学。我对乡土的理解可能就是题材，写农村生活的一般称为“乡土”，和写法关系不大。欧美文学里的“乡土文学”，和题材有关，而且有些关于城市或其他题材的也叫“乡土文学”，我觉得可能更偏重一种写法、理念吧。对于评论家对我和我的作品的说法，我觉得可能两种情况都有，也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我感觉我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是比较偏写实、扎实的一种写法。我认为小说还应该带一些批判精神，如果没有对社会、人性、人生的批判意识，就不生动，也没有体现出发掘文学的功能。当然，我们现在提倡的文学写真、写善、写美，也是要的，不过，我的作品批判意识可能会多一些。自己的写法有时候也会限定发挥，我看刘震云的作品受启发也较大，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塔铺》《新兵连》《新闻》等中短篇，写得非常棒。 张 萌：您的很多作品都描写了乡土，在您离开火家集进入城市后，您现在再写乡村时是否对乡村有了不一样的情感和认识？ 火会亮：非常不熟悉。不单单是我，我们这一茬作家，比如石舒清现在从古籍中寻找材料写小说，而原来的乡村生活对他影响非常大。像漠月一直写草原，出彩的作品还是关于草原的早期的记忆。我现在回农村机会不多，当代的农村生活越来越陌生，当下农村的生活对自己的影响越来越小，把不准乡村的脉，作品越来越少和这个也有关系。最好的作品应当是关注当下的作品。
张 萌：您目前只有一部长篇小说《开场》，以后还会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吗？ 火会亮：现在太忙了，做了副主编、执行主编后，很少写作，小说已经三四年没写了，实在没精力。后面写的东西会与原来不一样，现在有一部小说还没写完，一直放着，也是乡村题材，以后肯定会完成的。《开场》其实也是中篇扩写的。 张 萌：您把中篇小说《叫板》扩写为长篇小说《开场》后，更换题目有什么寓意吗？ 火会亮：《叫板》第一次在《天津文学》发了头条，我一查，有个陕西作家发过，作品也叫《叫板》，就改了名字，和其他没有关系。 张 萌：长篇小说《开场》结尾并未明确指出陈望姣究竟是回到了乡村还是留在了城市，您设置这种开放式结局的目的是什么？ 火会亮：关于这个作品，用“乡村挽歌”这个词表达可能比较准确。我现在特别对乡村、农村生活比较留恋，城镇化、工业化把乡村很美好的东西破坏掉了，社会进步了，那么对人是不是有好处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打问号的。现在手机、电脑的使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道德都有很大的影响，都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现在社会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特别是对写作的人来说，几年不回去，不要说几年，大半年不回农村都很陌生。现在回头再看我的那些小说作品里的生活，肯定感觉很陌生，没听过。那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的真实生活，短短几年变化非常大，写作无法适应。 张 萌：您说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像古老乡村文明的一种消逝？ 火会亮：好多传统的东西在消逝，被新的东西替代，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状态，但是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伤感的。不管是乡村、村庄，还是乡土，里面都有一种很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在逐步消失，特别在长篇小说里面有这种感觉。《开场》写了一个小姑娘初步走出农村的经历，我自己的本意还是对乡村美好的回望，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不确定的，因为生活也是不确定的。 张 萌：在《寻找砚台》《唢呐声声》中，“父亲”代表了老一代农民对于传统乡村法则、伦理的坚守，“钱多”代表了受到金钱本位主义影响的新一代农民，父与子的对立是否意味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与经济的现代化产生了脱节？ 火会亮：现在看那些作品感觉很早，其实都是当时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我的作品基本都是写实的，是自己听到或者遇到的人或事，加以综合写进去，很少有太虚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那时候青年一代思想冲突比现在激烈，这可能是城镇化、社会变革势必出现的一种情况和现象。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其实是两种观念的冲突，老一辈人肯定是怀旧的，对传统的道德、伦理、习俗非常坚守；年轻人受外来思想冲击，要出去见世面、挣钱，不看重这些。我觉得没有对错之分，每一个时代遇到社会变革出现新旧的冲突是必然的。
张 萌：美国小说家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提出“'地方色彩’是乡土小说生命力的源泉”。在宁夏文学中，地域性也是乡土文学的典型特征之一。您的《开场》《喧嚣的废墟》《坐夜》等作品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您看来，它们体现了哪些独特的地域文化？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地域性的？ 火会亮：这可能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品的一种必然吧，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地域性。之前是有意那么写，后来有淡化。我觉得地域性是一个特点，人物语言、动作行为本就是地域性的外化。像陕西作家陈忠实的作品，关中一带的地域性体现得很明显。像宁夏的“60后”作家包括西海固作家，很多作品都打着地域的烙印，这可能哪一个地方的作家都一样，也不是有意为之。石舒清的作品一读语言、人物场景，肯定就是那一片地方；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都一样。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是在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写地域、风俗，不好表现人物，反之，人物塑造则更真实、饱满。 张 萌：您的小说中叙事视角多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知、全知视角，例如《挂匾》《端午》《醉社火》等作品是以第三人称创作的，《寻找砚台》《唢呐声声》《被遗忘过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在创作前您是如何选用不同人称的？是否考虑故事的主题、叙述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您认为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在创作上有什么样的局限？ 火会亮：写作的时候我没有刻意要怎么样，故事的主题、人物需要第一人称就用第一人称。早期的作品大都是无意识的，后来的作品比如《启蒙》《星星点灯》原来是当散文写的，写出来以后发现也可以作为一篇小说。用第一人称有优点，也有局限，所写的内容必须用亲历式的写法；第三人称更自由些，表达情感更方便，比如《启蒙》就有对自己的启蒙老师的感情在里边，用第一人称更契合、更亲切，《星星点灯》也是如此。 张 萌：除了乡土题材，您的小说还有《玩笑》《救赎》《酒风》《官司》等其他题材的。您怎样看待这些不同题材的小说创作？ 火会亮：我觉得在写作的时候，碰到或想到的一些东西有时候用乡土表达不了，肯定会尝试其他的形式，比如《玩笑》写了一个文化馆，其实我在文化馆没待过，但是它所表达的一些社会现象很有意味，这个是乡土题材表达不了的。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系列、计划，随心所欲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张 萌：以后的创作会尝试更多题材吗？ 火会亮：肯定会尝试更多题材，乡土也依然是重要的一部分，后面的写作会更宽泛一点，视野也希望能更广阔一些。 张 萌：时代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您的许多故事都是市场经济大潮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受时代影响大吗？ 火会亮：肯定是直接的影响。我的好多作品都和时代合拍，时代烙印还是非常深的。我觉得一个作家真正面对的还是当下，不能脱离当下。 张 萌：您经常在散文中表现出对乡村的眷恋、喜爱以及乡村带给自己的慰藉，创作主题也常与乡村有关。那么，您是否将笔下的乡村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创作灵感，又或是进入城市后的一种精神返乡？ 火会亮：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宁夏的“50后”“60后”作家大部分出生在农村，写作题材比较单一，大部分是农村题材的作品，不像“70后”和“80后”，创作的题材更宽泛一些。农村生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深入骨髓。来到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最拿手写得最深刻的，或者说写得最好的还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其实算一下，我真正的农村生活也就是二十岁以前，二十岁以后的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城里，但城市生活题材的东西不多，也没有那么踏实、扎实。后面经过沉淀可能会有，但是早期写作对自己产生影响的都是农村题材。有个作家说，小说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有一定的道理。 张 萌：在《叫板》的“后记”中，您提到过会改写自己的旧作，例如《风中絮语》《喧嚣的废墟》《麦黄时节》等作品，在改写旧作的过程中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火会亮：好多作家有一大部分作品都是改写自己的旧作，原来那个题材写了，但没写好，想要表达的东西没表达出来，随着认知的深入，有了新的思考，于是把旧作翻出来改写。对作家来说，我觉得这也是无意识的一个动作，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更充分，人物塑造得更饱满。 张 萌：石舒清评论您的创作时说，您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都决定了您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毫不粉饰、袒露真我的写作，像树木有着根基一样，这种袒露真我的写作，您是怎么理解的？ 火会亮：其实我们都是如此，意思就是不偷懒、扎扎实实，无论是写作态度，还是文字的表达都是这种感觉，讲究做人与作文一致。也可能有人感觉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致的。 火会亮：宁夏西吉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在《十月》《中国作家》《时代文学》《山花》《香港文学》《天津文学》《六盘山》等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及年度选本选载。著有长篇小说《开场》，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叫板》《挂匾》，散文随笔集《细微的声音》等。 张萌：宁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有作品在《宁夏文艺评论》等发表。 原载《黄河文学》2022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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