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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秀香，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人清丽，文优雅，擅倾听，懂生活，善舞文墨于笔端，幽思乡情与众共。出版散文集《小满》。 
好友终还是拼着已近不惑的年龄，听着妇产科医生的谆谆教导，冒着教科书上记载各种关于高龄产妇危险的警告，喜得贵子，且母子平安。信息时代，网络早已不是守株待兔的蜘蛛网，等待猎物不经意的一次失神和经过。2015年底的某一个夜晚，二胎政策放开的信息不亚于一场核爆炸，一时激起千层浪。各种刷屏，各种调侃，各种纠结与蠢蠢欲动，见面语不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还生吗？”人们大有一朝翻身得解放且忽然发现自家还有余粮的惊喜。确切地说，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行的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当然，我们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应该是1980年, 那一年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当然，这些政策彼时我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七九年出生的弟弟作为家里的第三胎，成功避免了让父亲成为村里低人一等的所谓“绝户”，母亲的地位也瞬间提升。为此，弟弟有了一个至今鲜有人提及，彼时却颇有些热度的乳名：如意。而我和村里差不多同龄的孩子则成了有兄弟姐妹的最后一代人。某一天开始，似乎是一夜之间，村子里的墙上、屋后写满了各种类型的计划生育标语，有的好言相劝：“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生幸福一生！”；有的上纲上线：“计划生育人人有责！”、“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的恐吓利诱：“计划生育不吃亏，奖励资金后面追”、“严厉打击超生行为，违者罚款”；有的则甚是彪悍：“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等等。当时，对于我们还是天外来客的飞机，时时低飞过村子，洒下如雪片般的传单，我们听着飞机轰鸣，仰头使劲盯着机身上几乎可见的红字，猜想着写的是什么？卫生院开始免费发放避孕药、避孕套。女人们羞怯地领回家，随手扔在不起眼的地方，被孩子们好奇地捡起。不久，村子的上空多了很多漫天飞舞的气球。这些东西成了女人们凑在一起时另一个隐秘的话题。她们叽叽咕咕，不时开着一些少儿不宜的玩笑，不时爆发出一阵阵肆意的哄笑，让人莫名地脸红。每个村里还多了一个保健员，大都由本村的赤脚医生担任。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是一个个子小小，身材消瘦，沉默寡言，开口却很温柔的女人，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大多找她拿点药或打个针就解决了。倒是我们怕打针，每次见到她赶紧溜之大吉。她每天不停地串门入户，警犬一样嗅着不同寻常的空气，稍有风吹草动，马上行动，家访、动员、劝说、乃至强制执行。几乎每天都有本村或邻村的新闻：谁家的媳妇珠胎暗结，被带到医院引产或做了结扎；谁家超生，牛和家具被拍卖，房子被推倒；谁家不生儿子决不罢休，一家人深夜离家，远走他乡。小镇的热闹除了每五日一次的集市，镇政府也成了人群集聚的热闹之地。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家里缴获的牛羊、家具、物品，开始不定时的拍卖，用以抵交超生罚款。每次的拍卖会，热闹甚于集市，当然，看热闹的人更多，人们似乎总是更喜欢参观悲剧，然后再毫不吝惜地挥洒自己同情的表情和叹息。父亲从拍卖会上花了80元钱买回来一对八仙圈椅，重新油漆过后放在客厅。如今，父亲已故去多年，岁月模糊了很多记忆，它们却一直还在，只是，漆面剥落，容颜暗改。人们在茶余饭后快速传播着、议论着，既有事不关己的幸灾乐祸，又有兔死狐悲的自怜自艾。语言，有时更像瘟疫，虽然看不见，传播的速度和深度却远比有形的传单、文字、标语更快。村子里开始人心动荡，暗潮涌动。他们目不识丁，或许不懂“基本国策” 意味着什么？宪法又为何物？不过，他们已经懵懵懂懂觉得千万年来人类自然而然的繁衍变成了一条条制度和规定，把所有人框在里面，任你左冲右突，都不得突围。这些事大多是与我们不相干的，我们更关心的是大人世界以外的东西。好友的姐姐买了许多书，它们被秘密藏在枕下、席上、沙发后，如同一块块磁铁，吸引着我的目光与脚步。于是，我成了她家的常客，孔子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我亦是一卷在手，身乎其外，神乎其中，常常不知夜之将至。她家的屋后是一条小河，多雨的时节，透过窗子也能听到流水潺潺，河对岸是一片杂树落疏花的林子，长着儿时常见的各种花花草草，还坐落着每每经过都要绕行的几座坟头。夏日，常有知了声声，傍晚，便也常有闪闪烁烁的手电明明灭灭穿行其中，那是趁夜摸金蝉的人。有时我也会掺杂其中，可那几座坟总在心里吊着，各种恐怖传说和电影镜头也总会适时浮现在心头，自然也就走的心惊肉跳。一个夏日午后，暖风熏得人们昏昏欲睡，连树上的知了声似也时断时续。精力旺盛的我们寻着各种借口躲避着父母催促午睡的声音。穿行在河边，夜晚如鬼魅的几座坟头在耀眼的阳光里，原不过是几个不起眼的土堆，恐惧顿时淡薄的如同空气，几不可察。鬼魅魍魉，原在人心，天日昭昭，无处可藏。所谓青天白日，原来如此。想到此，不禁勇气顿生。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我们齐齐凑到河边，原来是一个婴儿的尸体在水中，他仰卧在水中，闭着眼睛，脸随着水波起起伏伏，时隐时现。呆立几分钟后，不知是谁第一个转头跑开，我们瞬间作鸟兽散。小镇的医院就在小河的对面，我们立即明白这个婴儿的来龙去脉。也得以窥见大大的标语后隐藏的残忍。许多年后，偶然听到几个医院退休的人讲起曾在妇产科的经历见闻，言语间几多不忍。最初的计划生育大潮过后，她们纷纷调离妇产科，而她们好几家都有收养的侥幸存活下来的孩子。于我，那条小河也变得面目狰狞，每次绕行，亦心存戒备，大有一朝被蛇咬的后遗症。路可以绕行，观念却难以跨越。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沟壑又岂是一句标语“生男生女都一样”可以抹平；几百年深入人心多子多福的幸福又岂是一句“只生一个好”能够熨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深烙印在每一代人的遗传基因里。香火传承，后继有人，善莫大焉。为此，很多人在制度内开始逆风而行，各施神通。1990年的春晚，宋丹丹和黄宏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火遍大江南北，也算是那些年的写实。舅舅家的大表哥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在镇政府的计生办上班，是介于正式职工与临时工之间的合同工。被人提携，即将转正，前程似锦。大表嫂自小在村里的剧团唱戏，生的颇为标致。入门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锦上添花，自然举家皆喜。十二天时，我跟着母亲来到姥姥家，还未进门，鼎沸人声已是穿门出户。众多陌生的面孔和声音或真心或假意地说着大同小异的应酬话，妗子和姥姥则真心实意的高兴着。我认真地坐在姥姥家院子里歪脖的老枣树下，歪着脖子看着人们卖力的表演，话语虚伪，面目模糊。那一天，我仿佛都游离在热闹喧嚣外，隐隐有种不真实的虚幻之感。还未满月，忽然听到传来消息，说大表哥的孩子晚上抽风，送到医院时已回天乏术。我不知道姥姥家的人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不知道后来的日子里，表哥和表嫂用了多长的时间去忘记。死亡，对于我们，如同很多梦境，遥远而虚幻。很多死亡，听过，如同梦醒，梦里的一切，早已与我们，与生活无关。又一年后，大表哥的大女儿降生，虽然失望，孩子却平安。随后，二女儿降生，一家人在应酬众人的客套话时笑容已很勉强。按规定，生完二胎，表嫂要去做结扎手术，还没有儿子的大表哥自是不甘心。他在表嫂又一次怀孕后，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对村里的男人来说，男人做结扎那是耻莫大焉，谁要是替妻子做结扎，那几乎是全村人的笑柄。《洛丽塔》里有一句名言：“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穷困和爱。”应该还有一样，那就是怀孕。随着表嫂肚子隆起，不肯让表嫂引产的大表哥被单位开除，前程成为泡影，多年的努力也如往事随风，只剩夜半无人时的唏嘘。大表哥孤注一掷，期望表嫂的肚子会是一个奇迹。奇迹，终究还是稀有物品，三女儿的来临为大表哥一生的期冀画上了一个黯然的句号。从此，大表哥一生在村里务农，虽说后来当上了村支书，虽说三个女儿如花似玉，到底意难平。人生很多问题，往往都是单选题，你选了，就已是结果。对门的婶子已是儿女双全，人人艳羡，但在接到做结扎手术的通知前她却怀孕了。叔叔主动做了结扎手术（又是一个勇者）。几个月后，婶子生下了一个女儿，虽不是期望中的儿子，却聪明伶俐甚得父母欢心，集宠爱于一身。因为对门，她在学会走路后经常独自跑到我家来串门，还经常坐在我家的小饭桌上用黑漆漆水汪汪的眼睛讨好的看着我们，然后心安理得与我们一起吃饭。只是，现实生活中，意外，似乎比奇迹更常见。一个夏日的午后，婶子带着她坐在村子里的大槐树下乘凉聊天时，她突然抽风，口吐白沫，急急送到乡镇卫生院，医生怀疑她是羊角风，于是劝婶子带她去更大的医院。婶子凑足路费，辗转来到省城医院，冰冷的机器告诉他们一个更为冰冷的诊断：先天脑血管发育畸形。后来的日子，不过是噩梦的延续。孩子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症状越来越重，三岁后，在又一次发作后，偏瘫在床，再也没有站起来。看着病魔一点点把孩子吞噬，婶子几近发狂。后来，被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婶子几次吐血入院，算命先生断言她们母女相克。婶子几经犹豫，挣扎，终还是信了相师之言，把瘫痪在床的女儿舍弃，饿死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多年后，当还未出世的孙子被告知没有肾脏需要引产时，婶子抱着提前给孩子做好的衣服被褥大哭一场。不知她的眼泪中有多少是为多年前死去的女儿所流？如今，她的两个孙女都已牙牙学语，某个恍惚间，她是否还能想起女儿曾展露的笑颜？轰轰烈烈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催生了无数的故事和悲喜。也创造了一个流行一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且永远镌刻在历史书中的名词：“独生子女”。还有每月五元的独生子女费以及一个类似毛主席语录的红本本：独生子女证。《冰河世纪》里说：“1始终是最孤独的数字。”一众的八零后、九零后于是成了最孤独的一代人。他们被一家几代人宠溺地捧在手心，却孤单地存在，孤独地成长。他们对于独享家庭的宠爱习以为常；对于兄弟姐妹的关系迷惑不解，不懂得何为手足；叫不出各种亲戚间纷繁复杂的称呼；不理解兄弟姐妹间血浓于水的感情。零零后的女儿小时就常常问：“妈妈，姨姨是你的什么人？舅舅也是姥姥的孩子吗？”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八零后的独生子女们纷纷开始结婚生子时，一直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开始出现“用工荒”，劳力问题开始引发关注。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养老问题。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初，对于人们最关心的“养儿防老”观念曾提出相应的口号：“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口号尚言犹在耳，九十年代就悄然变成了“计划生育好，国家帮养老。”一字之差，天差地别。新世纪初，第一代被计划生育的人眼看迈入老年之列，养老问题一时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又适时推出新的口号：“养老不能靠国家。”好吧，那靠谁呢？人们纷纷质疑。后来，一句“以房养老”算是回答。但是，失孤问题呢？伤痛如何弥补？洪流下，暗潮涌动，众多出现的社会问题让一直岿然不动的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冰山一角，开始松动。2013年11月，国家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好像是门缝里漏出的阳光，照亮了众人，特别是老一辈人的希望。2015年12月27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强制避孕节育也成为历史。最初的喧嚣激动过后，人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计算生活成本，考虑两个孩子的负担，于是，犹豫在要与不要之间，纠结在生与不生之中，成为两难。勇敢的，豁出下半生的安逸，迎接第二个新生命；不勇敢的，望政策兴叹，攥紧手里的独生子女证，心安理得地认命。计划生育，从最初的不甘心到后来的理所当然，也不过三十几年。三十几年的岁月与故事，三十几年的悲喜与记忆，如今，终也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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