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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家（1981年摄于四中门前） 我家的老屋建造于清末，约有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没人居住，十五年前进行了翻盖，现在已是家史和地方史资料陈列室，仅有关运河支队的史料就有几十本。每次走进老院子，都会勾起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在那贫穷的岁月里，丝毫没有感到老屋的粗陋，恰恰相反，却是满满一屋的温暖和幸福。那是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父亲和哥哥在市里工作，母亲、姐姐和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在原籍小镇陪伴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在这里我度过了最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青砖到顶的老屋，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茅草，屋檐底下挂着隔年的蛛网，屋脊上常见一两株瘦草在刺眼摇动……奶奶躺在床上，爷爷坐在八仙桌前，时时念叨着当年配合运河支队的抗战往事。提起汉奸区长李允阁，奶奶恨得咬牙切齿，是他把爷爷的亲密战友、我党地下工作者孙筱鲁，亲手送进了日本宪兵队。 记得那时老屋里的后墙上贴满了年画、奖状，而居中贴的是一张主席像。最显眼的是两侧墙上挂着的一排排相框，相框里伯父们寄来的“全家福”居多，遗憾的是我童年时代与伯父们一直无缘相见，尤其是大伯父，他工作生活在祖国的首都北京，那是我心中的圣地，连同大伯父被我珍藏在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好奇时曾长久地与相框中的伯伯默默相视。在他亲切目光的注视下，自己如沐春风，如浴春雨，盼望着见到他的念头如渴望走出乡村般的日愈强烈起来。1982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我在一阵说话的声音中从睡梦惊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1981年夏作者的两位姐姐与祖父母在老屋前合影 “你今年多大了？” “十四岁了。” “上几年级？” “初中二年级。” 回答的同时，我一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立时看到了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他 花白的头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穿着一身中山装制服，合体大方，无不透出一幅洒脱、超逸的学者风度。这就是我敬慕已久的大伯父，离家几十年后他终于归来了。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容发苍颜，大伯父抚摸着老屋的青砖墙，他感慨万千。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公社的广播喇叭响了，《东方红》序曲一声声传进老屋。这时，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聚在桌前，边吃晚饭边听广播，时事新闻、小说连播、科学普及……我们从广播中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晚饭后，母亲在一针一线极细心地缝补衣服，我们姐弟常常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写完作业要缠着奶奶讲故事，缠着爷爷读报纸，那时家中订阅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参考消息》等。每晚十五瓦灯泡桔黄色的灯光下映照着一张张幸福的脸庞，而每到周末父亲和哥哥回家，这里更充满了生机、洋溢着欢乐。逢年过节，爷爷还会为我们讲评书，同院的三奶奶请我们吃“果子”。最令人难忘的是过年时向长辈讨要压岁钱时的“幸福时刻”。 1981年作者姊妹五人与堂兄（后排左一）合影 院子里生长着两棵枝叶茂密的枣树。据说，这枣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爷爷亲手栽植的，爷爷奶奶就是靠吃枣树叶子度过难关……可是，我和弟弟们常常耐不住红枣的诱惑，不等枣熟就迫不及待地上树摘吃。等到枣熟透的时候，这两棵枣树俨然“秋风扫落叶”一样，红枣所剩无几了，孤零零地挂在树梢上，圆圆的个儿，红而发亮，样子很诱人。每当此时，母亲便说，这两树枣等到这时候再吃，那该多甜啊。枣熟的季节，令人怀念， 我们兄弟几个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声在树梢上回荡。可就在大伯父回家的这一年冬季，爷爷患病已不能下床了。 “病老气不馁，主席诗常吟”。暮年的爷爷躺在病床上作诗自吟，他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并用听读报、听广播的方式学习时事，他为祖国的进步而高兴，眼睛中时时流露出惊喜的光芒。在场的人都被他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一年后，爷爷奶奶相继辞世，一家人悲痛欲绝。不到一年我家“农转非”，告别老屋，全家迁往煤城定居。 今天，我们一家已在小城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怎么也忘不了家乡老屋的岁月。每每伫立在老屋前，历史的沧桑扑面而来，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老屋，这是祖先世世代代休养生息之地，也是漂泊在外游子的根；它更多的承载了一个乡村的历史，尤其留存了一个乡村家庭的底蕴和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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