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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著述目标之一，是“究天人之际”。所以在讲制度的八篇“书”中，有两篇都涉及天文：一篇是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的《历书》，专谈天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利用，也就是历法；另一篇是这一节我们要讲的《天官书》，讨论的主题，是天象观测和天人感应。  《天官书》篇名里的“天官”，是天上的官位的意思。按照唐代写《史记索隐》的司马贞的说法，因为星座有尊卑，就像人间的官阶按大小排位置，所以叫天官。《天官书》开篇所写，是中宫天极星、北斗七星，和东、南、西、北四宫。一般认为，这其中“宫”字，本来应该是个“官”字。 《天官书》篇幅颇大，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开头到“太史公曰”之前的文字。这部分的文字，在文体上是一种独特而神秘的混杂：既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天象观测记录，又是带有明显的神学意味的占星术大全。按照清代学者钱大昕的说法，它们“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石之传”。所谓甘、石，也就是战国时期两位最著名的星象学家，齐国的甘公和魏国的石申，他们以写《甘石星经》而闻名，不过那书的原本已经失传了。 第二部分，是以“太史公曰”开头的文字。这部分的文字，逻辑地解释了从长时段角度解读天象的根据，叙述了从上古到汉代天象与人事关联的简史，其中还穿插了对历代天文学家的介绍。它们肯定出自司马迁父子之手，历代没有异议。 相比之下，只有第三部分，也就是全文最后从“苍帝行德”开始的一百五十来个字，文辞粗俗，一般认为后人妄加的。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着重讨论的，就是第一和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虽然钱大昕说是“得于甘、石之传”，但从具体内容上看，除了星象，这部分还讲了云气和候岁，并直接提到了汉朝的气象学家王朔和占候学家魏鲜的名字，加上有文献证据表明太史公司马谈曾向唐都学天文，所以准确地说，《天官书》的第一部分，应该是以甘公、石申、唐都、王朔、魏鲜等古今天文学家的学说或文字为基础，整理编纂而成的。 这部分以前人学说为基础整理编纂的文字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只要谈中国古代天文学，都会谈到的“四象”和“二十八宿”。 所谓“四象”，是指中国古代把天空分成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而把其中的东方称为苍龙，南方称为朱雀，西方称为白虎，北方称为玄武。 所谓“二十八宿”，是指在四象区域内，古人又把每一个区域内的星星各分为七个群，每一个群称为一个宿，合起来就是二十八宿。  具体来说，以四象为区分，二十八宿的名称，分别是—— 东方苍龙，包含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南方朱雀，包含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西方白虎，包含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 北方玄武，包含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不过仔细对照一下，你会发现，《史记·天官书》里记的涉及“四象”和“二十八宿”的知识点，跟通常的说法并不相同。 四象的名称，在《天官书》里是没有的。但《天官书》有东、南、西、北四宫（这个“宫”字，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其实应该是“官”字），所以四象的结构，是具备了的。 不过在名号上，《天官书》写的是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南宫朱鸟和后来通行的南方朱雀一字之差，意义相似，还说得通；西宫咸池，跟后来的西方白虎好像完全不搭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回到《天官书》的本文，去看一看。 在《天官书》里，“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一部分的下面，是有白虎的，说的是“参为白虎”，意思是参宿的样子就像一只白虎。不过参宿的位置，不居于西宫的中心位置，比较偏，所以当时还没有把它取为西宫的代称。而咸池呢，按照旧注引用的古老传说，是主五谷，也就是粮食的。 这就要说到“四象”都以动物做名称其实是后起的问题。跟西宫咸池类似的，还有北宫玄武。我们熟悉的北方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动物。但是在《天官书》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北宫玄武，就是后代所说的那种龟蛇合体的动物。反而倒是有学者考证，说《天官书》的相应部分里，有关的星群下面，写的都是跟战争有关的事情。所以玄武的意思，跟咸池一样，开始时也许根本就不是动物。 二十八宿的名称，也还不见于《天官书》。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天官书》五宫之下列了各星群的名称，顺次数一下，那后来十分流行的二十八宿，在《天官书》里，却只有二十七个——北宫玄武之下，是没有壁宿的。 为什么二十八宿里面，《天官书》唯独没有壁宿？ 以写《中国天文学史》出名的现代学者陈遵妫先生，对此有过考证。他认为，《天官书》里没有壁宿，是因为早期的壁宿，本是另一个名叫“营室”的星宿的一部分；而事实上中国早期曾有一段时间，是通行二十七宿的。他说：“这大概便于表示月球位置的缘故，因为月行周天，即恒星月的长度，只需二十七天多，所以把白道附近的星宿，分为二十七宿，实际比较更合理些。” 相比之下，《天官书》里以“太史公曰”开头的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文字更容易理解，而其中对于“究天人之际”的解说，也更直白。 “究天人之际”的说法，在司马迁那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著名的《报任安书》，一次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篇末，讲到八书的撰述宗旨时。在《太史公自序》里，“天人之际”四个字指代的，其实就是《天官书》一篇的宗旨。 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记》全书的撰述目标之一，有什么样的逻辑依据吗？ 有的。这依据，就在《天官书》第二部分的下面这段话里——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据朱维铮教授研究，这段话，跟古奥的天文历法计算有关，其中又牵扯着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天人感应观念。概括地说，这是基于古代制定历法时，谐调阴阳合历中的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的实践，而得出的半科学半神学的结论。 说其中有一半是科学的，是因为它背后支撑的理据，包含了如下一类精密的计算结果：在制定历法的计算周期时，如果小于“一统”（1539年），太阳年和朔望月两个基本周期相除所得的总日数便无法除尽；而要使回归年、朔望月和干支六十周期等相会合，最少需要“三统”（4617年）。而研究发现，上面我们引用的司马迁的那段话中，“一纪”（传统天文学术语，等于1520年），和“一统”的年数大致相当，相应地“三纪”（4560年）则跟“三统”的年数大致相当。这样一来，“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的说法，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是掌握了自然变化规律，并具有科学性的。 但我们又说，司马迁的这段话，还有一半是神学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司马迁接着所说的“为国者必贵三五”，也就是当国执政者一定要尊崇三个五百年（即一纪）的大变周期，它最终目的是要附会现实政治。 尽管由于天文历法学的发展，在司马迁的时代，已经了解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知道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五百多年会会合一次，而同一年金星跟水星也会转到会合点附近，出现所谓“五星毕聚”的天文奇观，但司马迁父子这样具有占星术信仰的知识者更看重的，却是这一会合所寓示的天人感应、人间五百年必有大变的政治预言。然而对于“天人之际”所作的这番穷追深究，既带有如此浓烈的宿命色彩，那么它的最终结论的难以切中实际，又似乎是必然的了。 不过我们依然不得不惊讶与佩服司马迁的大胆。在这部分的后半，他活学活用，竟然把天人感应的故事，直接用于解释当代史了。他说：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 意思是到了我们今上执政的元光、元狩年间，天象方面充满杀气的“蚩尤之旗”一再出现，空间上长的时候弥漫半边天。这之后首都方面军队四处出动，几十年来都在诛杀夷狄，而讨伐胡人尤其过分。汉武帝如此伟大的战功，被他一写，倒好像成了好莱坞大片里的魔界军队出动的恐怖场面了。 这么写还不够，他甚至语重心长地教导最高统治者：“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意思是最理想的状态是修炼你的道德，其次是清明政治，其次是补救缺失，其次求仙拜神，最下等的是没有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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