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金庸作为中国文学泰斗级的人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倍受争议。 一方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胡编乱造的奇异故事，没有一点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最大的问题是小孩看了还上瘾，不但影响学习，还会热衷于打架斗殴。 另一方则认为，金庸的小说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正确的道德观念，并以历史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在上世纪，反对方一直占上峰，金庸的武侠小说被列为市井娱乐范畴，虽然电视剧拍得很热闹，收视率也非常高，但并不被主流文学界认可。 直到2005年，《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中，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这三大高手一节，被选入高中第四册《语文读本》（必修）课本中，他的小说艺术成就才被认可。2009年9月，金庸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金庸最开始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文学梦想，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让他的《明报》办下去。 和现在的自媒体写一些八卦故事没什么区别，他发现写一些打架加爱情的故事大家都愿意看，只是写着写着便开始往里加自己的想法和对社会的理解，通过武侠小说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的真实脉络，即社会即江湖——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成王败寇。 金庸在小说里延用了中国传统演义小说的道德观念，小说中的人物多好人坏人形象对比强烈，是非分明。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小说则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之路，开始反思社会制度对人和影响，最典型的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陈忠实小说中的白鹿代表道义，陈忠实认为当代社会道义已失，白鹿不在了。 金庸的小说一直有两条线，明线是江湖恩怨情仇，暗线是对肉食者的强烈批判。金庸认为白鹿一直都在，只不过它不再代表道义，或者说道义在江湖中并不存在。《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就是个典型的代表，他有正义的一面，也有非正义的一面，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 从这个角度讲，《白鹿原》更像理想主义的作品，而《鹿鼎记》更像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2 为什么金庸没有在小说中直接批判现实社会呢？而是把这方面的内容藏起来了呢？ 一是不把小说写得光怪陆离一点没人看，不搞笑。谁也愿意天天看《白毛女》、《骆驼祥子》。没人愿意看就没市场，就挣不着钱。 二是大陆人并不了解金庸，金庸是“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他的《明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武侠小说，而是时事评论，对两岸三地的时政批判。金庸对大陆政治的批判较多，因为可以直说，所以不需要拐弯抹角地写在小说里。 三是金庸认为现实没有什么好批判的，社会一直那样，江湖就是江湖。 而金庸本人对大陆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在这方面金庸也受到了海外华人的批判，说他太油滑，两面三刀。 八十年代前，因他父亲在“镇反”中死亡，他对大陆政策多有微辞。这也很正常，出身地主家庭的大陆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八十年代后，金庸开始亲近大陆。不能不说改革开放的政策让海外华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金庸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就是大陆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个空间的开放，让海外华人看到了挣钱的机会。 其次是每个华人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他们在海外才更有面子。 金庸在1981年与1984年来到大陆访问，并受到了领导人的亲自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其实双方都有现实的考量，一方想表达善意，另一方想争取权益。 1989年之后，金庸卸任《明报》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就很少过问时政。 3 2018年10月30日下午5点左右，查良镛在家人陪同下于香港养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寿94岁。其子查传倜被记者询问时也仅回7个字“下午走了，很安详”。其后，他在微信上传多张查良镛生前图片，并留言：
金庸去世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几个大媒也都发文吊念，有媒体说金庸走了再无江湖。 无论金庸在不在，江湖都一直在，“逐鹿”、“问鼎”、“屠龙”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怎么评价金庸说像怎么评价韦小宝一样难。 但原则还是有的，就是金庸的叔太公査嗣庭主考时出的那道题一样——“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不能因为一个人说的话有道理就推举他、抬举他，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或品质有过瑕疵就否定他的言论。 总而言之，就是一码归一码。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两千多年的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要么把一个人举到天上，要么把一个人贬下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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