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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郭靖之口诠释了他心目的中的大侠风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一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将这一题材类型的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为过，后来者古龙另辟蹊径独自开创了一片与传统武侠小说迥异的新天地。 武侠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一种奇特的地位，特别是清末时期以《三侠五义》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开创了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合二为一的潮流，无论是南侠北侠还是五鼠等这些特色鲜明的侠义之士，最终的命运还是依附于清官包拯而展现他们的侠义风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如今人们口中的江湖。 直到上世纪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大批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如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等人才真正使武侠小说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市民们喜闻乐见的类型化小说。梁羽生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很好的传承了这种叙事风格和篇目设置，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显然在此基础上走的更远，使武侠小说这种类型化小说呈现出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而也使自己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 传统文化中经常有这样一个观点：侠以武犯禁。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并不具有武侠小说生存的土壤，而偏安一隅的香港于是成了武侠小说复兴的根据地，并受市民文化的影响，武侠电影也随之红极一时，两者相互同频共振，铸就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又一座高峰。这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的兴盛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当时的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之间相互推波助澜形成的情势如出一辙。 昨日重现的相似文化氛围造就了武侠小说的蓬勃复兴。 而金庸的个人经历使他的武侠小说挣脱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桎梏，更注重对情节的设置和对人性的挖掘，从而造成了一种耳目一新的即符合传统文化趣味又带有现代人文立场的特色，两者之间的叠加效应使金庸武侠小说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 在华语文化圈内，凡有华人处，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一个不过时的热门话题。 二金庸武侠小说的并非他的正业。 他更是一个报人和一个知识分子，而武侠小说只是他业余的一种消遣性写作。 似乎是无心插柳，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纸风行且愈演愈烈席卷了整个华语圈，这种流行潜在的重要原因乃是重塑了江山与江湖这一对峙又统一的双重文化场域，在解构历史的同时又观照现实。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贯穿这十几部武侠小说的逻辑其实有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权力观，以虚构的江湖去诠释这种权力争夺之后的人性分裂与挣扎，从而否定了这种正史中的绝对权力的正义属性。这种“告诉世界我不相信”的下意识的撕喊，是他作品中的基本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就像在他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借香香公主临时之前用鲜血写下的那六个字来直接挑明了自己的立场：“不要相信皇帝。”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价值观的原点，而此后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延续了这样的价值判断。第二篇小说《碧血剑》中，主角袁承志一心想拯救藏身于水火之中，可是结局反转的太快就像龙卷风，闯王李自成进京之后，那种绝对的权力之下的人性扭曲导致的疯狂乱象，彻底地打碎了袁承志的最后一丝幻想，为了秉持自己“不降鞑子，不投朝廷，不跟闯王，不害良民”的最朴素的理想，“空负安邦志”的袁承志无奈中“遂吟去国行”，不得不选择了避居海外的走为上策，这种江湖虽大但却无立锥之地窘迫的处境，使这种对权力的批判具有一种入木三分的力量。 应该来说，这样的价值观是金庸武侠小说核心精神的体现。由此，金庸武侠小说中体现的家国情怀具有更大的包容度和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意义上的忠君思想实行了小心翼翼的切割，从而使他笔下的大侠具有更立体饱满的性格特点，而唯一不变的就是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 无论是射雕三部曲还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这一系列的经典之作，贯穿始终的总是对所谓的武林至尊为代表的最高权力的嘲讽，《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任我行、丁春秋等就是这样的典型；而真正的主角作为顶天立地的英雄绝非以追求这种最高权力为终极目的，而是抱着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崇高情怀去入世去行侠仗义，但在历史的成王败寇的冰凉的现实面前，这种大侠的所作所为带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色彩，于是归隐成了他们最终的宿命。 而撇开这些主角的命运沉浮，一些闲笔不闲的人物的寓意更体现出金庸对绝对权力的批判性的同时，更隐喻着家国情怀的一种推崇，比如《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复国梦以疯癫而收场的悲剧，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将权力让渡给朱元璋等，这种场景的设置其实已经渐渐超越了他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中将“皇帝”与绝对权力的划等号的做法的一种自我纠偏。 否定绝对权力但不是简单的否定皇帝这一角色，这是金庸小说的最核心的价值判断。 在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这部最不像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看上去是对此前他在小说中提倡的价值观的一种全盘否定，但其实不然，其中的价值内核还是落脚于家国情怀这种他一直推崇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这与他的第一部小说似乎背道而驰，也是最让人困惑不解甚至被人诟病的地方。这似乎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但绝非完全意义上的背叛，他的小说中的主流思想一直未变。 只不过，时代变了。 三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是一篇短短的《越女剑》，从此之后，恩怨了断，金盆洗手。 而此后的金庸再也没有创作过武侠小说，只是对此前的武侠小说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但整体风格和价值内核并未改动。 毕竟，与古龙相比，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是建立在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一种写实性的手法去构筑心目中的虚幻江湖，最终的源头活水还是传统文化的滋养，这也是金庸小说最迷人的地方。他的小说在塑造侠义精神方面，以儒为主，释道为辅，归根结底还是传统读书人的那种对江山对故国的热爱之情，这点从未改变，儒家的入世的人性关怀才是他最终的文化底色。 他笔下的江湖道义，其基因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这种局限性从未突破，这与他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根基密不可分，也是他的民本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说到底，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核心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根本立场。 而在以武侠小说对这一立场进行诠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一种看似对皇权情结的眷念之情，这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局限。不必求全责备，其实透过这种表象背后他所一直念兹在兹的侠之大者的观点才是他真正的心系之所在。 总之，人们常说：金庸的江湖再远都有一座庙堂，古龙的庙堂再高都是一片江湖。 诚哉斯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再大，最终也只不过是江山一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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